2018年7月，笔者受邀亲赴南美秘鲁，出席“普适对话”双年会。空中飞行36个小时，辗转四个国家，跨越欧亚大陆和大西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奥德修斯之旅，一次实实在在的全球体验。站在印加高原西侧，隔着海洋西北望去，那就是我的家园。但当时，只觉烟波浩渺太平洋，万里西风瀚海沙。辗转悠游，匆匆还乡，急急忙忙赶上了150年来第一次落户北京的世界哲学大会。不论是普适对话，还是世界哲学，谈得最多、争论最激、且忧患最重的话题，乃是“文明危机”“学以成人”，或者说“在一个文明危机的时代如何学以成人？”仅仅面对当世，囿限于一己之隅，实在敏悟不了这些大命题。遑论回答这些严峻的难题？
好在我们还算幸运，还可以读史，以古为师。古人所录之事、所记之言，在后世均称“经”（典）。在其经典之作《文史通义》[1]开篇，清代学者章学诚劈头盖脸地断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群经数典之中，章氏特为推崇《骚》《史》，谓二者为“千古之至文”：“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地之际也。所遇者皆穷，固不能无感慨。”（《史德》）一般而言，《骚》奇《史》正，丽辞者《骚》，微言者《史》，将《骚》《史》捉至一处，等价齐观，可谓情理兼举，事义并重，尽显良史胆才识力。当然，《骚》《史》相和而成至文，当然是章子的史家胜境，自是可望而不可即。果真如此，历史岂不是科幻小说？《骚》之纷红骇绿与万怪惶惑，《史》之究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又何尝不暗通款曲，隐向一致，蕴含现代科幻的隐喻、象征与喻象？“《骚》与《史》，皆深于《诗》也……必通六义比兴之旨。（《史德》）”如果让海顿·怀特来作《文史通义》章句疏解，他一定会说：历史与历史性的思考完全不一样，历史是事实记录，而历史性的思考就是“隐喻与反讽之间的想象”；章子深得我意，所谓《骚》《史》深于《诗》且通“比兴之旨”，所论乃是“历史性反思乃是一种诗化想象”而已。
在章学诚和海顿·怀特的怂恿下，笔者通过几部《骚》《史》融《诗》的历史经典，虔诚进入史境，反讽地将历史读成科幻小说，艰难地领悟春秋的微言大义。
一
泰古之事，犹如人生六龄之前，如漫漫长夜，事迹茫昧，荒渺无稽。后世借以一窥古事陈迹者，唯有缺书脱简，及其断章所叙神话与寓言。公元前5世纪，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以波斯和希腊双重臣民的身份，记录了希腊和波斯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49年）。他的著作名曰《历史》，[2]实则“探原”———为种族探原，为人性探原，为政治探原，为历史的浩劫探原。希罗多德被后世尊为“历史之父”，除了他活动的年代古远之外，他为历史“探原”恐怕是其主要因由。几千年之后展读希罗多德的《历史》，一种希腊式的忧郁、悲观，甚至悲剧的情志依然沁人肺腑。将其“历史研究的记录”落墨成文之际，希罗多德已经心怀其著的“隐含读者”。他想通过他的文墨警醒后人，不要让记忆因时间的流逝而黯淡，不要让希腊人和野蛮人的伟业丰功失去光彩，尤其是必须铭记他们互相开战的原因。
希罗多德不仅记述战事，而且为参与战事的民族身份进行考镜溯源。考镜溯源带来了天文、地理、宗教、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整合了自然流布得来的传统，以及发源于民间的神话象征体系。《历史》之中璀璨的神话俯仰皆拾，浪漫犹如仙境，灵想皆为独出，一个充满异质性的宇宙，仿佛在传承荷马，且与荷马竞赛。他在书中表白说，比自己早生四百年的赫西俄德和荷马，向希腊人传承了诸神的家世、名字、尊荣、技艺与外形。
叙述战事、考索因缘是《历史》原旨，但史家写着写着就不像是记言述事，而是神思怪力乱神，以狂言道说大义。《历史》的开篇，希罗多德将战争之最初争端追溯到腓尼基人，然后绘声绘色地用几个版本讲述了阿尔戈斯国王的女儿伊奥被腓尼基人抢走，并卖到埃及的故事。在第二卷的埃及民族志书写中，希罗多德对海伦传说的重构，瑰丽而又忧伤。埃及祭司告知希罗多德，亚历山大拐骗得手之后，本来想带着海伦乘船回归故国，但旅途上一阵烈风把他们吹到了埃及海域。埃及的祭司们审判这桩拐骗案，扣留了海伦和财宝，责成亚历山大只身返回特洛伊。海伦从来就没有踏上特洛伊的寸土，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一个幻影苦苦征战，而特洛伊的最后毁灭乃是天意对于重大不义之行的惩罚。这些神话与传说被编织在《历史》的文本之中，后世学者则可窥见泰古时期人类交往的一种浪漫模式：女人交换。拐卖或者拐骗女人是古代的一种合法风俗。被拐卖和被拐骗的女人担负着跨文化交往和沟通的特殊使命，一如伊奥是希腊、埃及和腓尼基三个共同体互相沟通的媒介，海伦是阿卡亚、特洛伊、埃及三个共同体之间的形象大使。女人交换也可能让跨文化交流成功，但更多的却导致跨文化交流失败。失败的标志，就是女人引起的战争。看来红颜不仅命薄，而且多劫多难，一切人间劫难都被归罪在她们身上。不过，跨文化交流通过女人交换也有成功的典范。相传腓尼基人从底比斯带走了两名女祭司，一个被卖到利比亚，一个被卖到希腊，两个女人都在被卖往的地方建立了神庙。希腊的多铎那女巫则说，有两只黑色的鸽子从底比斯飞到了埃及，一只到了利比亚，一只到了多铎那。多铎那的那只鸽子栖落到一株橡树上，口出人言，要求当地人在那里建立宙斯神庙；利比亚的那只鸽子也同样口出人言，要求当地人建立阿蒙神庙。两地居民均领悟神意，便依言建立宙斯、阿蒙神庙。黑色鸽子啾啾鸟语，隐喻着异族言语不通；鸽子口出人言，表示异质共同体彼此理解；当地人借鸽子之言领悟神意，建立神庙，象征着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而且，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关于翻译的记载，因而也是跨语言交往的原型。
对希罗多德而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细枝末节，无足挂齿。然而，这些女人，还有那些传说之中的鸽子，都是大事件之中的小人物，他们当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世界歷史的伟大进程。这种历史进程之伟大，甚至可以说希罗多德所研究的战争，不仅是希腊和波斯之间大大小小的战役，而且是欧亚之间以战争形式展开的一场跨文化交流。这场战争一直可以追溯到人类记忆的尽头，其根源甚至不是人类的力量，而是一种宇宙的动力和命运的轮转。赫拉克利特就断言，“冲突而非和谐，是宇宙的秩序，每一件事情都根据冲突和偿还来实现”。战争之表层是争夺空间，其深层则是为灵魂的救赎而挣扎。《历史》之第四卷西奇提亚入侵奇姆美利亚的故事，表现了希罗多德的悲观主义，甚至表现了希腊人的悲剧精神。西奇提亚大军压境，奇姆美利亚岌岌可危，绝望的后者商议对策。皇族要誓死卫国，平民想弃甲逃亡，双方相持不下，则分两个集团内部厮杀，直至最后一人。平民斩杀了皇族，流落异邦，西奇提亚荒凉的土地落入异族手中。权力永远是历史的主角，而欲望总是悲剧的肇因。希波战争硝烟未散，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其《波斯人》中将残败敌人的悲剧写成真正的戏剧，把对权力的过度贪欲和皇族的过度淫荡归结为“肆心”，而失败乃是对肆心“天谴”。“《春秋》谜语苦难诠，历史开山数腐迁。前后固应无此作，一书上下二千年。”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八颇为契合希罗多德《历史》的悲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