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萌芽于古代社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本主义是文化哲学形成的标志；二十世纪初以后，文化哲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文化哲学逐步演变为世界哲学的主流。“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同西方现代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
[关键词]文化哲学；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Ｇ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５５－０４
卢清华（１９７５—），男，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周晓阳（１９５３—），男，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唐金生（１９５８—），男，湖南祁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湖南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目前，文化哲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所谓文化哲学是研究文化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哲学理论。研究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对于深刻把握文化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哲学的萌芽
文化哲学萌芽于古代社会。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从不同视角对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进行研究。孔子不信天神，反对巫术与迷信，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可以说具有人文主义萌芽。儒家学派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旨，主张靠“礼治”与“仁政”来治理国家，带有朴素的人道主義色彩。孟子鼓吹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家学派相信“法治”与“霸道”，这种国家主体性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道家学派，否认人的主体性，鼓吹自然无为，带有自然主义或物文主义色彩。庄子企图超越纷乱争斗的现实世界，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追求超脱现实的虚幻世界，鼓吹消极无力，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文化主体性。宗教神学伴随着文化的产生而盛行于古代。人们对超自然力的盲目崇拜，企图从神灵或上帝那里寻找文化的本源，事实上，古代文化往往同宗教仪式与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出土的古代文物中，可以看到，许多文化和艺术成就都往往同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可见，在古代，就已经有了神文主义的萌芽。
在西方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文化哲学的萌芽。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古代许多思想家就把自由看成是人的本性，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在文化中的主体地位，苏格拉底已经关注人的生活和伦理问题，并进行哲学思考，具有典型的文化哲学色彩。正如黑格尔所指出：“在古代哲学中，苏格拉底的特殊贡献，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新概念，亦即他把伦理学加进了哲学，而过去的哲学是考虑自然的”。[１]从泰勒斯到德漠克利特，在他们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中，多少萌芽着自然主义或物化主义观点。德漠克利特把原子看成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当然，在西方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神文主义，宗教神学统治一切学科，他们把世界万物包括文化都看成是上帝创造的。用上帝的“造物主”地位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由于宗教神学的束缚，真正的文化哲学不能形成。我们认为，在古代，虽然有了文化哲学的萌芽，但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哲学。因为古代的朴素的人文主义、自然主义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是不系统、不完整、不明确的。这些观念往往以零乱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并且同宗教神学联系在一起。这与当时具体的文化学科发展不充分的状态是相适应的。
二、文化哲学的形成
欧洲的文艺复兴，促进了文化哲学的形成。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本主义的产生，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形成。
人本主义主张人是文化世界的主体和本原，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人的自由创造物就是文化。人本主义是典型的人文主义哲学。以人文主义为思想主题的欧洲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代替了神或上帝的主体地位。把文化从宗教神学的体系中剥离出来，使学术思想由神文转向于人文。人们开始从自己出发来研究人文现象，学术研究着眼于人性的培养、教育与提升。在研究方法上抛弃了过去那种超越现实，从幻觉世界中去找寻文化本源的陈旧方法，而是采用现实世俗的方法去研究人、研究人性，研究人的创造物。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去研究文学、艺术、宗教、神学、历史、政治以及自然知识等，并且从整体视角加以归纳和总结，从而形成了真正的文化哲学。１８世纪意大利启蒙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巴蒂斯塔·维科（１６６８－１７７４），是文化哲学的重要创始人。他的“人类的形而上学”理论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不仅反对了“上帝的形而上学”，而且区别于“物质的形而上学”，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人文主义哲学。[２]
与人文主义同时产生的还有自然主义。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自然主义应运而生。培根、洛克、笛卡儿、狄德罗、爱尔维修、休漠、康德等都是自然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依据，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世界，建立了以机械力学、物理学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在自然主义者看来，文化乃是自然的特殊现象，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或者把人看成类似机器的存在物，或者，用必然性来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是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倡导理性主义，反对非理性主义。到了１９世纪上半叶，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产生了法国哲学家孔德和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是自然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种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休漠主义要求超越追求世界本原的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和科学应定位于人的经验所及的现象世界。实证主义这些特点使之成为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开创者。不过，由于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企图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绝对化，并将其推广及社会文化领域，无视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因而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近代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虽然在文化的主体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对立，但它们在反对神文主义的宗教神学方面都具有共同性。它们都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下，在反对神文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两位“勇敢的斗士”。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神文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但神文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宗教神学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神文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帝或神灵的观念仍然残余于人们的脑海中。反对宗教神学和神文主义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１９世纪四十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最科学最合理的文化哲学，它不仅彻底地反对一切宗教神学和神文主义，主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且关心人，关注人，重视对人的本质及其属性的研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研究文化世界的终极目的。它批判地吸收了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中的合理因素，同时抛弃了其消极的不合理因素，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文化主体性与客体性，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它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阐述了物质世界包括现实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时，它又深刻揭示了人在文化世界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人民群众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使文化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诸诉社会实践，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３]改变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心论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首要观点。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把握人的主体性，才能正确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才能正确揭示文化的本质和规律。离开社会实践来谈论文化问题，正是以往的文化哲学的最根本的缺陷。
三、文化哲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社会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社会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文化哲学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全球化的浪潮，促进了文化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１．西方文化哲学的发展。
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继承了近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传统，并且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了某种“超越”。
现代人本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人文主义传统，出现了新的文化哲学形态。如尼采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它们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来研究文化世界；现代科学主义继承了近代自然主义或理性主义传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哲学形态，如新实证主义、新康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符号学、科学哲学等。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现代西方文化哲学产生以来一百多年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西方文化哲学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迁，大大小小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使人目不暇接。它们的理论特征彼此相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内部也多不统一。特别是伴随第三次科技革命，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呈现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从总体上实现了对近代文化哲学的“超越”。
首先，大部分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流派放弃了传统的建立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企图，而是从某一特定维度或视角来研究文化问题。
其次，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流派大多企图摆脱传统哲学的“二分”倾向，力图超越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的传统分类法，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中超脱出来。
再次，许多现代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流派，对近代传统哲学的理性万能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挑战，把文化哲学的重点转向非理性领域。
再四，在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流派大多坚持以人为主体，将文化看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最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流派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人本主义思潮中渗透着科学理性主义因素，而科学理性主义流派又渗透着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因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文化哲学成为世界性的哲学倾向。现代西方文化哲学研究重点由文化本质论向文化规律论、文化方法论及文化建设论转变。文化哲学与现实世界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在１９８３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文化成为会议的主题。会议的总题目是“哲学、文化和文明”。四个分题目是“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哲学分析”，“文明大国：过去与现在。哲学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世界文明，还是文明世界？哲学在未来文化和文明进一步结构化中的作用”。这次会议闭幕词还宣布，当代世界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了文化哲学。而文化哲学的研究重点则从文化本质论向文化规律论、方法论和建设论转变。
２．文化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殖民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思想大门，西方各种思潮包括文化哲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发生的是中西文化之争。洋务派的代表张之洞提出了“中体两用”之说。其次，发生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战。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方案，严复则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设想。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西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文化观，并付诸实践，推翻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不久新生的政权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出现了复辟封建帝制传统的逆流。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专制与愚昧进行宣战。许多文化精英在“中西古今”之争中各抒己见，企图寻找救国救民之良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各种文化哲学流派的论争。
胡适是鼓吹“全盘西化”的典型代表。胡适认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为了追求幸福，就必须掌握真理，因为真理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西方文化是可以用来追求中国人幸福的最佳工具，因此，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实行“拿来主义”，把西方文化完全照搬过来，做到“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且包括“精神层面”。[４]“全盘西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当付诸行动。因此，他主张“少谈些主义”，“多做实际的事情”。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哲学观，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抵制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坚决反对胡适的“全盘西化”，同时，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返本开新”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危机不在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在于精神生活的贫乏，在于人的道德、信念的失落、沉晦。其根本原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脱节。因此，必须“返本”，弘扬民族精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精神食粮。牟宗三明确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５]因此，中国文化的根本的迫切问题不在于别的，而在于重建国人的信念和道德价值。当然，他们认为“返本”并不等于复古，而应当在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论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色和优势。但二者并不是平分秋色。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重科学，轻道德。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相反，重精神、轻物质；重道德、轻科学。事实证明，西方文化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造成了道德的伦丧和精神的贫困，因此，必须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论，在此基础上“开新”。
西方文化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曾经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杰出代表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要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他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当然，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把握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和具体特点，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做到“洋为中用”。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采取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态度，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复古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和发展”。[６]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和江泽民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哲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文化热”，９０年代又出现了“国学热”，涌出了一批文化学和文化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指针，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化哲学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运行，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４２．
[２]维科．新科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４－１３５．
[３]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７．
[４]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Ａ]．忻剑飞．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１．
[５]牟宗三．时代与感受[Ｍ]．台湾：台湾鹅湖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３０．
[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３９９．
【责任编辑：刘清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