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其鲜明的独特性、时代性、民族性，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的历史哲学理论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学說，而是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性，是基于时代性危机的产物。在他看来，时代性危机源于客体化，并就客体化的根源、实质、特征、表现形态等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些分析他力图指出，在现代社会客体化的渗透、侵袭已无孔不入，人类社会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异化与奴役状态。基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深层危机，基于已处于即将迸发的火山之口的危机时刻，别尔嘉耶夫力图通过历史哲学的建构为人类的未来指明出路。之所以对历史哲学充满期待，源于在他看来历史哲学是通向终结、通向末世的，通过历史哲学的理论建构能最终终结客体化、克服恶。总体而言，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体系建构及所期许的现实指向是与民众、现实相脱节的，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历史；客体化；现代性；末世论；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周来顺，男，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副教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俄罗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初叶以来苏俄文化观的演变及其启示”，项目编号：12CZX003；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 UNPYSCT—2015022；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JC2014W2
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08-09
别尔嘉耶夫立足于俄国独特的历史哲学传统，对历史哲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独特的探索。可以说，俄罗斯有着深远的历史哲学传统，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思想涉及最多的便是与个体、民众、社会和世界“具体命运”密切相关的历史哲学问题，“我们的哲学首先将是历史哲学”[1]（С40）。历史哲学之所以成为其所关注的焦点性问题，源于俄国的历史命运构成了图解历史哲学之谜的核心，也就是说，构筑具有俄国特色的宗教历史哲学乃是俄国哲学的使命。同时也基于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深层危机，以梅列日科夫斯基、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别尔嘉耶夫同时代俄国思想家都对这场危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勾勒、分析与出路探索。别尔嘉耶夫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如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等一样，他更多地依托天才的敏锐与特有的直觉从个体的生存体验中感知到现代社会的危机，并力图通过历史哲学的建构来自觉地回应这一时代性危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危机实则是一种比政治、经济等领域更为深层、更为可怕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这种危机直接表现为拒斥理想、信仰、崇高，最终将导向对虚无主义的信仰，导致一个“群魔乱舞”的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
一、时代性危机的实质及其多重镜像
别尔嘉耶夫的历史哲学是基于时代性危机的产物，他认为时代性危机源于客体化，在客体化中“一切生命都将死亡，存在会消失。……客体化就是毁灭……客体化永远是真正认识的死亡”[2]（P13—14）。客体化理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如他所言构成了“体系的基石”。基于客体化理论的重要性，别尔嘉耶夫不但对客体化成因、实质、特征及表现形态等进行了分析，而且指认出客体化并非当下而是从来就有的，但在当下社会表现的更为深层化、全面化。
在对客体化的理解上，别尔嘉耶夫虽明确指出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东西他称之为客体化，但在对客体化成因等的理解上却与马克思有着本质的不同。别尔嘉耶夫更多立足于基督教视域，认为客体化的根源在于恶。可以说恶的问题不仅构成了基督教，而且是任何宗教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渴望从世界生活之恶中、从存在苦难中得拯救产生了所有的宗教”[3]（P117）。在对恶的理解上，他认为以往宗教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都无法解释恶的深层根源。源于纯粹的一元论把恶理解为善的潜在、善的未展开，理解为莱布尼茨意义上的局部的、相对之恶，而整体则是善。这种理解实则消解了恶，将恶变成了善的部分，恶的终极内涵与善是相等同的。而与之相对的二元论则错误地承认恶的独立性，认为恶的根源在另一种与神相对应的“恶神”中，这在摩尼教、诺斯替教中都有所体现。在这种理解中，恶被看作与上帝相等同的本原性、决定性力量。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恶是非存在、幻影、谎言、欺骗。恶的象征形态——蛇，以人能成为神来诱惑人，“恶的道路是以幻影手段追逐幻影，就是偷换、伪造、变存在为虚构”[4]（P112）。在他看来，恶的根源不在神之中，也不在“与神并列的肯定存在之中，而在深渊的、非理性自由之中，在纯粹的可能性中，在处于黑暗深渊的潜能中，它先于存在的任何肯定定义，比任何存在更深”[3]（P122）。恶并非是一种实存的“实在”，恶的诱惑形式是“幻影”。恶的可怕性在于常常以善的名义出现，法利赛主义、浮华的说教和历史乌托邦等都与此有关，都允诺一个理想的天堂，而最终却可能将人带入地狱之中。
别尔嘉耶夫在对客体化的根源进行探讨指出，客体化的实质是精神的客体化，精神的客体化是象征、符号，而非真正的实在。别尔嘉耶夫对精神内涵的理解充满着深奥性、神圣性、体验性，强调精神不是“物质”的副产品，而具有真正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虽不同于客观的、物质的、自然意义上的实在性，却是真实存在的，而非主观的构想。对精神实在性的理解，不能指望像自然界的物体一样，像“石头、树木、桌子、椅子一样按照逻辑规律从外给予我们。精神生命中的实在是由精神力量本身决定的。在精神之中没有从外而来的实在，一切都是从精神本身内部而来的”[3]（P11）。精神是人身上的神性因素，“精神是自由，而不是自然。精神不是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而是最高的质的价值”[5]（P389）。只有具有精神性，人才能成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在精神中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改变性、解放性力量。但精神的悲剧性命运在于，精神不能始终在自身中存在，精神不得不走向他者、走向客观世界。精神的这种出走意味着精神与自身的异化，精神的客体化。而精神的客体化，同时也是精神的社会化，精神的社会化意味着精神服从于庸俗的日常性。在精神被客体化了的客体化世界中，重奴役而轻自由，重物质而轻精神，因而“物质比上帝更有力量”，因而“上帝之子被钉死了。苏格拉底被毒死了。先知遭石头乱打”。[6]（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