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而恰恰是适应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变化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有其独有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基本命题、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它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关键词］革命哲学；建设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构想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是基于时代主题、实践主题和党的历史方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以个别形态存在的建设哲学，以特殊形态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提出建设哲学的根据
１．时代主题的转变。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作过精辟的论述。黑格尔指出，每一种哲学不过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１］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２］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发展。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具体表现为：一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整个世界越来越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处于市场经济时代。二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三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多极化使世界各种力量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有利于避免世界的大冲突，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的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强调全球合作、两制共存，强调共同承担维护人类利益的责任，强调共同处理与人类相关的全球事务。这就是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的本质区别。当前，世界各国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以综合国力为内容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如：贫困问题、环境恶化问题、疾病灾害、资源利用、信用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动荡、局部战争、核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又无法解决。因此，放弃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为思维特征的革命哲学，发展以平等交往、合作共存、求同存异为思维表现的建设哲学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２．实践主题的转变。哲学与实践也是交互作用的。哲学反映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变自己的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的实践包含前后相接的两个历史阶段，即革命和建设。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无产阶级的实践形式就是建设。
“就世界无产阶级总体实践来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实践的主题就发生了转换，即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３］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并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自觉。虽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无产阶级这种实践形式的改变，如：列宁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４］毛泽东则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夜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５］的思想；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６］并且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是总的来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哲学上没有相应地实现转换，斗争的思维、革命的思维、军事的思维而不是建设的思维依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当然原因是复杂的），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走了弯路，出现了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它不仅在实践上真正使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到建设，而且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建设哲学权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了邓小平从建设的角度提出，由江泽民、胡锦涛发展了的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等理论和政策。这些理论和政策本质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但是这些思想和理论依然是一种“自然形态”和“文本体系”的建设哲学，我们的任务是提出并构建具有“自觉形态”和“叙述体系”［７］的建设哲学。
３．政党地位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８］这是马克思对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经典说明。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系，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中介起来。那就是“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９］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阐述的非常明确，一方面，“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１０］另一方面，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笔者注），同时要保卫它”。［１１］
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为了形成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在以革命为主题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自己的革命哲学，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方面作了发挥，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思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全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力图用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来指导全党的实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是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雏形。但是，由于党刚刚从战争的环境中走出来，革命哲学、斗争思维作为一种既成的社会意识还具有历史的惯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力图不走苏联老路的独立性；严酷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上的个人专断等原因，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从革命党转向建设党。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全党逐步实现了全方位的历史转换，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１２］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更加复杂的执政环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成为必然。
二、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哲学形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性质问题。是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才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任务？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或社会革命理论）画上等号？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１．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由于人们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对改变世界”中“改变”一词的教条理解。应当如何解读？马克思在这里对“改变”一词有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内涵？人们一般的理解是“改变”就是实践，就是变革现实世界。变革现实世界是不是就是破坏现存世界，就是革现存世界的命？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与旧唯物主义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说明世界不同，新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力量而变革现存制度，变革现存世界或制度，首先是变革、推翻、打破旧的、过时的、不合理的、逐渐丧失存在合理性的世界、制度，那么，这个过程能完全表现“改变”一词的深刻内涵吗？我们认为，变革、推翻、打破只是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的实践形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变革、推翻、打破这些实践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新的世界、新的社会，而这种制度、世界、社会需要人类的维护，这是另外一种实践形式，这就是建设。因此，“改变”的内涵深刻，它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最一般的概念，人们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揭示出它的深刻内涵，而改变对它的教条式的理解。
２．之所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资本主义矛盾集中暴露和人道主义理想集中破灭的时期，产生于许多思想家试图集中解决这些矛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推翻现存制度，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１３］为特征的新社会。这个过程至少包括三个历史阶段，即推翻现存制度、建立新制度、建设维护新制度，这三个阶段哪一个不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鉴于当时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变革现存制度，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革命哲学或突出其革命的功能是不难理解的。或者说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革资本主义的命，这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常明确的。哲学和革命实践的这种紧密关系，不仅影响了哲学讨论的问题，还影响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哲学观点、哲学理论和表达方式。哲学由于分析和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在解决革命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被打上了深深的革命烙印。思想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一旦形成，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它表现出了难以克服的“惯性”，使它成为一种经验，成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充分理由。这种大的理论环境和历史环境，使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哲学画上了等号。
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梁树发教授指出：“在通常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革命的哲学，或者社会革命的理论。这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其整体的性质和特点来说，是革命的”。［１４］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一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它的使命在于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也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代表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利益的。”［１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其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从由实践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含革命的内容，而且也包含建设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时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际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１６］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为彻底改造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他们还提出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１７］的论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习最彻底的决裂。”［１８］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要随着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革命的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彻底的革命，逐步确立与一切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崭新的思想意识与道德观念，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根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哲学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更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而丰富自己的哲学内容并改变自己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实践，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作为思维中的反映，其哲学形式就有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革命哲学以夺取政权为其使命，建设哲学以发展生产力为其主要任务，但它们以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同一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决定其具体的哲学形态，具体哲学形态体现其革命批判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建设哲学也不能失去其批判功能，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违背社会主义价值的东西。
从以上分析可知，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简单地就是革命哲学，也不是革命哲学和建设哲学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自身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建构
如何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建设哲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哲学家们进行了探索。韩庆祥教授认为，新时期哲学理论要发挥对时代变迁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在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方面有所作为。总体来讲，建构建设范式的哲学，应在理清哲学主题、基本问题、研究方式、分析框架和核心理念等方面下工夫。［１９］梁树发教授则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准确地实现这一哲学由“自然形态”向“自觉形态”的转变，由“文本体系”向“叙述体系”的转变。［２０］总的来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在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用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命题和原理将其表达出来。
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由“文本形态”向“叙述形态”的转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方法论。所谓文本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即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这些哲学思想主要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理论形态的具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所谓叙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指经过理论提升的、有自己独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和结构体系的独立的哲学形态。这一方法论首先说明，这种哲学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是一种直接的存在，这构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命题的客观依据；其次这种哲学是需要建构的。因此，哲学家有三项基本的工作要做，一是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思想的剥离。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物质载体——文本原著为依据，发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律的论述；二是进行理论综合。这些论述既有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整体的共性的东西，也有各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角度，将这些共性的东西加以综合；三是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构建建设哲学理论体系要以我们所进行的理论梳理和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为依据，用新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将这一哲学叙述出来。［２１］
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毛泽东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２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是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规律、道路作出回答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的认识，要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矛盾体系来得到说明。［２３］（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根本主题和根本目标，这一实践过程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衡量和规定；（二）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处一个实践过程。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上看，改革和建设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不是完全同一的，而是手段和目的关系。改革是手段，目的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中不符合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符合经济基础的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三）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和关系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矛盾体系，包括各种各样、各种层次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体系。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具体学说，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对于一种哲学理论体系而言，独有的哲学范畴成为与其他哲学体系相区别的标志。张岱年甚至认为“哲学是范畴之学”，认为“自古及今，哲学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２４］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必须首先“创造”出其特有的哲学范畴，当然，这些范畴并不是主观臆造的概念，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的具体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应当既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又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本质，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这是我们确立建设哲学范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范畴包括：建设与实践，现实的人与人民群众，生产力与共同富裕，需要与生产，交往与发展，矛盾与和谐，环境与自然，不平衡与平衡，社会结构与社会有机体，领导与群众。
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命题是范畴的展开形态，比范畴更加具体，是建设哲学结构体系中的第二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命题复杂多样，我们选取基本命题所遵循的原则，一是命题必须具有总体性特征，能最一般、最普遍地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二是所选命题必须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论提升。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命题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各种矛盾的展开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有机体五种生产的平衡和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这些命题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更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受曲折和反复的教训的理论总结，它们与范畴相比，更加具体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这种哲学更加显现出其生动性、丰富性和客观性。
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原理是关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般性观点、命题和理论，［２５］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２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就是能从总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本原理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三大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相互促进的原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原理；统筹兼顾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矛盾的原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原理。三大规律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三大规律，三大规律缺一不可。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又不断深化着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但是讲协调不是不要重点，发展生产力永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任务，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对待这个任务，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处理好重点中体现协调和协调中体现重点的辩证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上是对各种关系和矛盾的解决。要重视辩证法，尤其是矛盾的同一的方面；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在自然可以离开人，而人却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不是外在的对立而是内在的对立关系，因而更是一种统一的关系，必须在这种统一的关系中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参考文献：
［１］［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Ｍ］．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１２．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２０．
［３］［１４］［１５］梁树发．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构想［Ｊ］．理论视野，２００８，（１１）．
［４］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７３．
［５］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２．
［６］毛泽东文集（７）［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１８．
［７］梁树发．科学发展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Ｊ］．北京：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
［８］［１６］［１７］［１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５－１６，２９３，２９２，２９３．
［９］［１０］［１１］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３７，３３９，３３８．
［１２］江泽民文选（３）［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８２，４２１，５３６－５３７．胡锦涛在２００２年９月２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Ｇ］．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５４０．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０７．
［１９］韩庆祥，张艳涛．时代变迁与哲学范式转换——从革命的哲学到建设的哲学［Ｊ］．北方论丛，２００７，（１）．
［２０］［２３］梁树发．科学发展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３）．
［２１］张永光，白天明．试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基础与方法［Ｊ］．党政干部学刊，２０１０，（３）．
［２２］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０９．
［２４］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３卷）［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３．
［２５］刘建明，张明根主编．应用写作大百科［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５３．
［２６］张清源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８９．
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