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是神话，也是戏谑，但的的确确也是一种巧合。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句话确实集中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人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人生观和文化价值观，也清楚地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留名不是坏事，但要分自然的留名还是人为的留名。远的不说，从孔子算起吧，他的言论和思想，原本要为已经烟消云散的西周王朝摇旗呐喊的，他为渐遭冷遇的周礼日益走向穷愁潦倒喊冤叫屈，因为礼崩乐坏，因为三桓的僭越，所以，他的呐喊实际上变成了对无礼时世的控诉，批评和抨击。 自秦以后的诸王朝认为周礼实在太老旧太过时，但又找不到适合当前需要的国策和指导思想，不想循蹈周礼，又找不到比周礼更好更可靠的东西，因而，诸王朝又不得不暂时听取孔子的教导，不尊崇周礼，却尊崇孔子，因为孔子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一种全息的政治符号。从空洞的道理上说，诸王朝觉得孔子的话很有道理，只是难以实施。然而，除了孔子的声音，别人的声音似乎响度不够，说服力和感染力也不够，仍然不足为信。于是，历代封建王朝在战战兢兢地行走在属于自己政治权限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向世人发出自己独到的声音，但这声音很难发出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出来，只好勉为其难地先按照孔子的说法去做，这一做就做了两千余年。 孔子的青史留名，对孔子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意外，但毕竟留名了，并且是自然的留名，大凡自然地留下真正的名声的，一旦留下就很难抹去。今天，中国人活在孔子的名声里，却没有完全活在孔子的思想里，更没有表现在孔子要求的行为上。时代不同了，世界已经不允许空洞的说教和毫无实际意义的条规，也不需要大一统的观念，世界需要冷静而独特的思考，世界不需要一个人的统一的宏大之声，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发声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声音是否有分量，是否是多人在发而各有千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也许很有价值的孔子思想具有太明显的大一统思想，便不怎么引人注意了，虽然还在为一些人所尊崇，并为之奔走呼号，甚至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的好几个角落都落了脚。然而，一喉不敌众声，孔子的声音暗哑下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古人一直在哲学领域里给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寻找出路，寻而不得，又屡屡投靠于宗教，在宗教里求之未果，又转过身来回到传统哲学思想体系里去，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列强破门而入，单调衰老的声音才暗淡下去，古老的国度开始出现众多的声音。 每个会说话的人都想把自己的声音永久地存留下来，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人都会死去，并且死了以后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否真的存留了下来。再说，留名本是自然的事情，如果某人的声音真的有助于人生和社会，这声音谁想抹杀也是办不到的。可怕的是那些并没有任何感染力和鼓动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的声音，还要想方设法吸引别人去听，甚至强行让别人记录下来，并要记在心里，然后要求一呼百应，万众一声。事实上，过于整齐清晰的声音也等于没有声音，不但让人不想记住，反而会产生反感，结果，这种声音一般很难留下来。比如大合唱，虽其名曰大合唱，但也有极其严格而精细准确的分工，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发声，并且让每一个听众或观众都能听清。但是，只允许一种声音从头至尾喊到底的结果一般来说都很危险，一个国家这样做，它就首先从政治上走向衰落，因为单一的声音最终都会失去听众，单一的声音实际上也成了广大听众的生理灾难，继而又变成心理灾难，最终变成精神灾难。大凡灾难，绝不会让人乐于接受的，当然也就谈不上喜爱。 留名，是人类的共同心理特征，也是人生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与其它动物一样，留名也需要一种开放的竞争环境，之所以要开放，是因为要求得公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自然中的野兽，因其叫声各异，各具特色，这些野兽才得以存留和延续，如若某一头猛兽企图留下自己发出的一种声音，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森林里的所有野兽的叫声都会彻底灭绝，从此永远寂寥无声。 举例说，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主管教育的领导都想留名，他们自然要狠抓教育教学质量，成为名师、名校长，成为抓教育的专家，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抓教学而根本没有抓教育，因为教学质量容易抓，而教育质量不好抓；教学质量一抓就灵，只要给广大教师施以高压，教学质量完全可以当年见效，中考录取率，高考上线率，就是官员们的政治资本。然而，教育事业的任务是既要教书还要育人，可是育人太难，哪怕再弱智的领导都知道这一点，周期太长，效果又不显著，极其不利于官员们的政绩建设，对一所小学的育人质量进行跟踪考察，这一考察就需要六年，可是，官员们的任期只有五年，甚至只有三年，该升迁了，政绩还没有长出来，眼看着就留给了下一任官员，自己等于白干，再弱智的领导，也不会给看不见效益的事业去投资，因此，育人质量从来就没人管没人抓，即使有时也抓一两下，也只是开展几个活动，拍几张照片，录一段像滚动播放，挂几幅标语，形式上轰轰烈烈，本质上草草收场。政府官员留名心切，追求政绩急功近利，然而，这样做的结果，这样留下的名，可能是空名，是虚名，甚至是骂名。因为他们抓教育的过程从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育人的长效机制，没有人从根本上真正关心广大青少年的心灵成长和精神健康，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又何谈事的问题呢？学生仅仅是学习的机器，老师只是做教学质量的产业工人，学校领导迫于高压，只好硬着头皮坚持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的生命线的办学原则和办学方向，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国的中小学生，在学习效果方面可能是合格产品，甚至是优质产品，但在精神和人格构建上可能是劣质产品，甚至是报废品。 当下，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我爸是××的现象从一方面看似乎是在批评官二代和富二代的依赖、无知和空虚，但从另一方面看，仍然可以归结为教育的失败，那是育人事业的失败。根据不完全也不充分可靠的材料显示，台湾当局前领导人蒋介石先生的曾孙与其女友摆地摊时遭警察的控制和盘问，可是，大陆高官的儿子在驾着豪华跑车到处撞人、打人，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是值得每一个人思考的。 一些主管教育的领导在祸国殃民，其他各级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也在一定程度上荼毒国家和民族。不抓建设就不是好领导，不搞工程就是无政绩，于是，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数不清的政绩工程，亮点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德政’工程等等不一而足。一片片良田耕地被变成荒坡荒滩然后又被合法地开发成豪宅区，仿佛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修房子。国有资产披着改制的大旗，摇身一变成了开发商们的地产，然后又沆瀣一气哄抬房价，新修的房子多了，没房住的人也增多了。各级主要领导把人事权和财政权捏得紧紧的，仿佛要捏出水来，紧捏的程度就连话语权也不放过，别说让群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连被他们称作二把刀和二转子货的次要领导和副职们的话语权也尽被剥夺。 官场有路金作马，宦海无涯钱作舟。下一级领导是上一级领导的敛财员，下一级领导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一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上一级领导就想办法给罩住。最可怜的还是中国的百姓，他们实质上已经退回到了天高皇帝远的时代，群众的正当意见根本传不到北京。公安司法部门在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安定保驾护航，同时也在为引发群体事件的肇事官员护驾！官僚制度下的人事隶属体系是一条凶险隐秘的路线，层层官员相互照应相互支持已经达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 中国人历来不大崇拜上帝，也不是真正的全民热爱佛祖，他们一直对本土当地的各种小神极其虔诚地顶礼膜拜，因为只有这些本乡本土的小神们才跟他们的各种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本乡本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什么话都好说。如果有人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了，或者想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就来造神，或者请一个现成的神灵。在造神和请神的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可能都是虔诚的信众，他们开始对自己向往中的神灵既敬且畏。等到神像造好，庙宇竣工，香火点燃，祷告声声，大家的灵魂仿佛都找到了可靠的归宿，就心甘情愿地奉上灯油钱，香火钱。原本是众人供奉的神，是众人的精神依托和依靠，后来却有了一个长期驻守庙宇并着手管理庙宇内务和外交的住持，这个角色最值得关注。首先，他全权代表了神的意志，并开始向信众们发号施令颐指气使。久而久之，信众们的精神意志实质上在受着这位毫无必要也毫无来由的住持的操纵和控制。长此以往，这位住持早已越俎代庖喧宾夺主，他实际上已经客大压主，并巧立名目地向广大信众们实施欺诈、哄骗和盘剥，信众们从敬畏神灵开始转向敬畏住持。住持既想敛财，又想留名，他的丧心病狂逐渐达到了亵渎神灵、践踏神灵甚至驱使神灵的地步，他们这样的留名之举，又能何以待久呢？后来的若干实事都证明，许多香火旺盛的庙宇并非破败于信仰的崩溃，而是破败于住持的专制和掠夺。 希特勒曾经想在全世界只留下他一个人的声音，或者只留下日耳曼人的声音，他就歇斯底里，他就怒吼，他就战抖，他就发狂，他就神经质，他就盗用了尼采的唯意志论思想而让伟大的哲学家尼采蒙受不白之冤，他的颓废而另类的偏分头的抖动让全世界为之害怕得发抖。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历史让他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张疯狂的嘴巴，而把话语权公正地还给世界，却给自己留下一个恶臭的名。前苏联无端地剥夺了全体国民的话语权，并培养了臭名昭著的克格勃们四处监视、偷听国民的言论，红色恐怖变成了白色恐怖甚至是黑色恐怖。然而，历史总会有极其相似的一幕又一幕，结果是前苏联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把公民话语权乖乖地还给大家。家大自分，儿大自分家，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萨达姆，卡扎菲，它们的专制政权已被彻底瓦解，他们的家天下的美梦已经彻底破灭，专制的灵魂再一次开始无休止的逃亡。可见，独拥话语权的结局是何等的凄惨，而破灭和逃亡的结局给人类的教训又是何等的深刻！ 不知是漫长的家天下体制造就了中国人的渗入骨髓的奴性，还是中国人的本性中显著的奴性原本就适宜并希望有一个独言的家长，反正国人的奴性很有些与生俱来的遗传迹象。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以甘露寺事件走向政治黑暗和腐败的巅峰，宋朝高层的专权和当局者的软弱从屠杀岳家军开始给大宋王朝掘墓，明朝的朋党倾轧居然戏剧化地从学术界人士身上开刀而给自己奠定了万历以后注定败亡的前提，晚清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终于招致强权的破门而入。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历史进程中的低谷地段居然都因为万马齐喑而使广大民众少有或没有话语权。中国的百姓很好打发，有话想说又无处可说，只好谈佛论道著书立说，先让畸形的灵魂削足适履，然后求得更加畸形的灵魂救赎！千年先例，让孙中山开创的民国发出的改天换地的声音显得那么孤独、尴尬而疲弱，它所担负的历史重任也就显得异常沉重。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如果他没有患上绝症，如果他还能再活二十年，中国的一切将会怎么样呢？孙大总统，他原想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话语权的，但历史总是这样的不完美，孙大总统的生命和他苦心经营的中华民国这个未竟的事业，仿佛共同构成了一尊未完成的雕塑，虽未完成，但是因其伟大，所以，这尊雕塑尽管残缺但它的残缺的轮廓至今依然清晰！历史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名声无疑是美好的。 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如在旅途，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在由全体国民们共同摸索。我们站在历史的前沿，我们活在现实的当下，有一盏灯在我们的头上亮着，我们头上的灯光照着前方，照亮了别人的后背，我们却看不到自己和自己的影子。也许，会有一天，我们会走到某一个宽敞明亮的地方，可以自由转身回头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重新审视已经变成历史的今天，那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留下了怎样的影子和名声，尽管这些名声还在不断地翻新。 2011-9-22 赞 (散文编辑：散文在线)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