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从历史的宏观视野着眼，我们必须对中国当代审美风尚的变化给予充分的估价。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巨大变革。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救民水火”、“挽救危亡”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一直是百年来的时代主潮。忧患的文化情结、牺牲的英雄梦幻、“大同”的理想远景、启蒙和拯救的历史责任，构筑了百年革命传统中最为辉煌的“卡里斯玛”。反映到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上，则表现为崇高形态的高度张扬，悲剧与壮美的历史性独白，群体革命的大型“宏伟叙事”和以“华彩”连缀的英雄史诗。建国以后则产生了大量的时代颂歌、“革命赞歌”、伟大史诗。人们习惯于唱时代“最强音”，“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乃至“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是一种极其亢奋的、狂飚突进式的崇高审美心态，是一种真诚、热烈、夸张和“万众同声”的时代的审美风尚。痛苦、艰巨、危难、严峻、动荡、恐怖以及挫折、斗争、反抗、征服、战胜成为本世纪审美文化的主题。此中既有包含某种乌托邦性质的革命理想主义，又有封建式的迷狂的个人崇拜。直到新时期前半期，人们仍然遵从这一模式，高呼人道主义，呼唤主体性，恢复人的尊严。冲破了“四人帮”的专制极权统治，开启了当代文化转型的“狂欢化”历程。而这一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当多的人以亲身感受表明了对“斗争模式”的厌倦和心理拒斥。进而发展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破灭，人生信仰的逐步丧失或改变，启蒙主义热情的消褪和利他主义崇高感的消解。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后个人主义的转变，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存质量”。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崇高为主形态的审美道德教化文化向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长期以来居于文化正堂的史诗、颂歌、悲剧、交响诗悄然遁形，通俗歌曲、小品、流行音像制品、通俗小说赫然居于文化正堂。在我国当代审美风尚史上一直隐身幕侧的滑稽、调侃、谐谑、反讽、戏仿、畸趣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形态或主范畴。这一切只要翻开93年以前的任何一场大型文艺晚会的节目单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者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
不同于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及三十年代末上海滩的消费文化或闲适文化，那些只是那个时代文化的局部或“末流”现象。当代审美风尚的转变发生于当今时代的文化转型之中，源于总体的社会改革和体制转换，源于经济市场化的巨大变革和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文化新格局，是一种全社会的精神变革。它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化打破依附于政治的传统格局、建立相对独立的崭新的文化机制的广阔道路；另一方面又在建立这种新的运作机制之中不得不听命于市场的无形之手的拨弄。这一转变带给中国文化的深远历史意义和它与生俱来的负面效应同样强烈而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对于这一变革，任何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任何单一地张扬或批判都无济于事，都不可能一言中的。
陶：应该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当代”。如果要客观地评估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品格与历史意义，就必须结合此前审美文化的品格及其在今天的转型。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以儒为尊，儒家审美文化作为整个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也与后者一样具有泛政治—伦理化的倾向。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直接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而发挥功能。由此决定了其道德文化层面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直接同构，可称之为政治伦理哲学。它是个体道德修养的经典，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力的“法律”，是知识分子修身与官僚阶层治平的共同“必修课”，“士大夫”这个词兼指知识分子（士）与官僚。这样，儒家文化，包括儒家审美文化，借助于它与政治权力话语的高度同构而占据整个文化与知识体系的核心，而集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官僚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儒家士人则借助于其与政治权力中心的紧密关系而成为知识群体中的霸主。不幸的是，审美文化的这种显赫地位是以其自身话语规范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而人文知识分子则在成为知识界霸主的同时，交出了他的独立品格与自主精神。审美文化政治化的结果是，“主文谲谏”、“温柔敦厚”等旨在维护等级秩序的条条框框，堂而皇之地成为审美文化不可移易的话语规则。
自近代开始，王权崩溃，维系于王权之下的政治秩序、伦理规范与文化价值同时瓦解。然而，透过现象仍可发现：古代审美文化与政治过分同构的品格仍沿承了下来，知识分子仍视文化（包括审美文化）为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手段，如梁启超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鲁迅利用小说来改造国民性。近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英以启蒙者的角色而占据着知识阶层的中心位置，其中不少留学海外之人还有放弃自然科学改习人文科学之经历。这表明以审美文化为主的人文知识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比之科技知识及科技知识分子要远为显赫。解放以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多发生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它表明文化运动实际上已成为地道的政治运动，文学艺术领域的大批判是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重要方面。严格地说，审美文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改变的，因为在80年代前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尚在舆论准备阶段，亦即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而审美文化又充当了其急先锋，在试图消解原有意识形态的同时，它自己也充当了意识形态话语。思想解放运动与以前的文化运动一样，都兼有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双重品性。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才由此全面地推向实际操作层面，文化的裂变使得审美文化从其泛政治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具有了多元发展的势头。一方面，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人文知识分子的霸主地位，导致精英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另一方面人文知识、审美文化自身一步步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成为消费文化的主力军，这意味着审美文化领域政治一元化时代的结束和多元取向的形成。
金：由市场经济引起的这场巨大的文化转型，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对当代审美文化一般持有两种不同的批判态度。一种是“后顾式批判”。这是站在过去的立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旧有的文化范式评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文化，怀念以往文化及人文事业在历史上所拥有的辉煌和中心地位，清一色的统一和步调一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辉煌、一致和中心地位是依附于、从属于政治，并与某种权力紧密联系而获得的。为此一代中国文化乃至文化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度“文化张扬”（实际上是文化灭绝）的时代。后顾式批判的参照系是过去或过去建立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是大一统的文化秩序，因此这种批判除了唤起怀旧心理之外，在面对现实文化现状时，不管情绪多么激烈，总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总得面对现实！在变动的文化机制中，过去知识分子所拥有的为民族为百姓为他人设计人生规范，为社会充任精神导师的生命座标发生了变化。整个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群体将在这一巨变中不断离散、改组、转移并重新选择。
另一种批判态度是完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的当代中国当作后工业社会来进行批判。他们简单搬用西方批评家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批判话语，比照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发动猛烈攻势。然而中国当代文化在现实状况、发展阶段和生存处境上都与西方当代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的文化批判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极支柱的结构之上，拥有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在西方，如今的文化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文化变得至高无上有两个相辅相承的原因。首先，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第二，这种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地位。它所担负的前所未有的使命是变革观念，对新事物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索。这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批判所面对的对象是西方三极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运作机制的，高度发展了的文化，是三极结构中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因素之一。而我国当代文化则远未发展为与政治、经济相辅相成，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社会支柱。中国当代的市场文化，正处在初期的变化之中，既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历时性长度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没有在此基础上生成制约市场的完善的文化保护机制；当然也还谈不到全面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衰朽（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重要影响）。因此，这两种批判态度在我看来都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当代文化一直不具备相对独立的社会品格，在未来文化的发展中，它应当成为当代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去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务必关注文化在未来社会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化在今天必须具备批判和建设的双重品格。首先，批判和否定应是当代审美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天职。一方面它是针对过去文化对于政治的完全依附，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品格批判和否定政治、社会体制及运作中不断出现的不合理、不完善的部分，成为一种统一中的对立和制约的力量，这种文化力量相对政治来说，更富于长远的、精神的、理想的、信仰的内在蕴含。另一方面，它又是针对今天文化对经济的依附，即对市场法则的完全依从的。同时，这种批判又是对文化自身传统与现状的严肃地反思和否定。其次，与批判的天职紧密相连的是转型中的文化的建设品格。当代文化已厌烦了西方无休止的解构游戏，人们期待着一种新的积极的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课题极其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观照，是在批判中的建设和建设中的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细致地、具体地分析中国当代的历史和现状。既清醒地估价市场经济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历史契机和为未来文化的高度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市场与文化的对立，批判市场经济带给文化的腐朽与堕落。同时在这种批判中借鉴西方已有的经验教训，建设市场经济下的文化保护机制和宏观调控策略。
陶：市场经济对审美文化的冲击，首先应予以肯定，它至少打破了原先的泛政治化倾向和一元格局，结束了不正常的、畸型的“繁荣”。之所以说“不正常”，是因为这种繁荣是以审美文化自身游戏规则的丧失为代价的。市场化在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品格。在市场化刚刚开始的今天，经济对文化的大规模渗透和控制固然难以完全避免，但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则要有必要的认识。我所说的经济对文化的渗透与控制，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要借助市场，或各财团对文化的赞助，也不是说一部分文化已成为消费品，而是说市场的活动规律与价值法则全盘地控制了文化活动，文化完全听凭市场的选择和宣判，丧失了独立的游戏规范与价值法则。这样，文化从先前的依附于政治走向依附经济，依附对象不同，但依附品格相同。这种倾向目前在审美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领域颇有蔓延之势。一方面是文化人把文化当成商业活动来经营和操作，运用一切商业手段，广告包装、传媒哄炒；另一方面，商人也涉足文化，把文化当成推销商品的手段。于是，文人商人化，商人“文人”化，文化商品化，商品“文化”化。目前许多通俗电视剧、畅销书、明星演唱会，都是文化与商业的双重变奏。结果，从量上看，高雅、精致文化萎缩得不成比例；从质上看，审美文化在突出消费性、商业性的同时失落了有深度的人文关怀。使人的精神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在灵与肉、精神与感官、道德与原欲、超验与经验等等二元结构中，天平大规模向后者倾斜。结果是：走向消费的当代审美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当审美文化依附于政治时，它固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文品格，而当它转而投靠市场时，同样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文品格。独立的人文品格是文化所以能独立于政治经济的标志。人文品格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信念的丧失，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人本身的崩溃。丧失了人文精神，审美文化剩下的只能是媚俗。反观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是有独立人文品格的文化运动，反而成为建立现代政治秩序的强大支援意识。同样，文化依附于市场，结果也将是文化与经济的两败俱伤，健全的市场秩序的建立同样需要文化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对市场施加影响。
金：如何看待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在进行文化批判时应该历史地回溯一下时代对大众文化选择的必然性。80年代末以来的文化选择中，曾经在新时期初期叱咤风云的改革文化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已失去了新时期初期革新反叛的哲学——历史新维度。其强烈的政治意识已日益成为旧的政治文化思维模式的延续。市场经济后这种文化便日益为大众所淡漠以至厌弃。而另一类高举现代派旗帜的各种艺术，以对传统文化形态及内容的颠覆，以对新的文化形态的创造和实验为宗旨。但它往往沿着复制西方的道路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本土上无根的一族，而与当代大众有着较大的距离（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切先锋文化的共同特征）。另外长期的政治斗争后遗症又使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及教化文艺采取了一种淡漠和疏远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大众文化消费的巨大空缺：原有的文化产品不能给处于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大众提供适宜的精神消遣和文化消费方式。因此，市场条件下的大众需要第一次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大众需要在紧张的劳作之后休息、消遣、娱乐以至满足感官的享乐。而当代大众文化的平民性无论在审美趣味还是在欣赏层次上都契合了这一需要。文艺就其本质而言，必然要走向读者走向观众，在接受者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全面的实现。西方当代接受美学的兴起，其革命性、反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给予了严肃的理论上的肯定。接受美学家罗伯特·姚斯主张在文艺中“重新引进快乐”。他曾提醒说大部分人与艺术的接触都是由娱乐（Genuss，享乐或快乐）引起的。任何文艺都只能在同读者、观众的交流中产生意义。接受者越多，作品才越能展示其全部功能，没有接受者的作品不能称其为文艺。在这一意义上大众文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它既是对原有文化造成的空缺的填充，又是对大众需要的回应；既是对原有文化状况的合理性的否定，又是具有某种革新精神的文化新旅；既是当代世界大众文化潮影响的结果，又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下“文化工业”的最初运作。一方面，正是“市场”引起了文化体制、出版发行、艺术团体、文化保护以至文化观念、文化选择、时代风尚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它也引导着庸俗的文化畸趣，在满足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人性和文明的腐蚀；在带来变革因素的同时也带来对优秀文明遗产的亵渎；在带来文化事业空前发展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工业复制时代的全部腐朽和弊病，带来了对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巨大的冲击。当代市场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诞生了它的负面因素，也必然诞生对立的批判的力量。我国当代审美文化也只能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中开拓前进之路。
陶：在当代市场文化的竞争中，严肃的高雅的精英艺术已经处于并将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样如此。但西方在长期的市场文化中已逐步建立起一套非市场化的机制，为高雅艺术、精英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这里存在着艺术的创造本性、艺术自身形式独特的发展史与市场文化的审美趣味、审美层次的深刻矛盾。这就要求当代文化发挥其批判和建设的双重职能，在对市场文化的不断批判中建设超越市场文化的独立的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起法律的保障体系。
金：必须建立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文化保护机制。在西方，封建社会存在着文化的贵族保护机制，文化人在贵族、宫廷、教廷寻觅经济和艺术上的保障，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拉斐尔等人。但这种保护机制下往往只能生产文化的“贡品”。近代进入市场化以来，文化主要靠国家保护和市场保护。国家保护主要通过文化政策、法令、税收等方式，鼓励、资助、推动民族文化、高雅文化、独特的传统文化或艺术精品的创造和发展。市场保护则主要采取基金会方式。在几百年的市场文化发育中，文化基金会已由早期的直接商业行为发展为完善的文化运作保障机制。这种保障机制将赞助行为和艺术评估分离开来，在尊重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专家评估机制。遍布美国的众多博物馆、图书馆大多是基金会这种文化保护的产物。我国当前的文化保护才刚刚起步，有的赞助者对文化的“赞助”是为获得急功近利的商业效果。一些赞助人不管艺术规律如何，认为只要我掏了钱，我喜欢怎样就怎样，公司的“牌子”就要高于一切。我国当代文化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文化保护制度和法规。这包括国家通过文化政策、法令、税收、财政来扶植和保护高雅、精英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市场保护的基金会方式鼓励和发展文化事业，奖励优秀的艺术精品；通过文化自身在当代商业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自己保护自己，当代社会生活的传媒化使文化自身的商业价值不断增殖。同时文化人自身也须通过一定的交换方式，保护自身的利益。
陶：基金会是重要的、旨在扶持严肃高雅文艺以及纯学术活动的非市场机制。但要想优化这一机制，必须设定基金会的权限，保证其赞助活动是依照非市场的文化价值标准而作出的。这就要求：基金的分配要由专家和批评家作出而不是由有钱的老板说了算。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基金有两种：政府基金和民间基金（由民间财团或企业提供）。政府基金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按照文化与学术的自身规则运作。其中，在人文科学及审美文化领域的活动因其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因而所谓专家评议常常是一句空话（在基金分配、评奖等活动中均如此），结果产生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基金少，另一方面，这少量的资金被投在不应投（从文化自身的标准看）的地方。政府基金尽管不受市场牵制，但却没能产生有学术性或审美价值的理论或文艺作品。民间基金虽不像政府基金那样受制于政治，但常常又受制于经济，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资助审美文化活动当作商业活动来经营，旨在扩大影响、获取利润，也就是说不能把基金当作对文化事业的无偿资助。结果民间基金的赞助人总是把眼睛盯住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影响面大，宣传效果显著，可以获利；相反对真正有学术或艺术价值的、但又必然缺少商业效益的高精尖的文化活动兴味索然、不屑一顾。殊不知真正需要资助的恰好是纯学术及高雅艺术。这样，如何强化文化批评、学术评估在审美文化建设中的干预、调节作用，就变得十分紧迫了。
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文化批评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当前来看，它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产生了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是批评的时尚化；其二是批评的包装化；其三是批评的复制化。所谓批评的时尚化，是指当代批评已大大改变了先前传统的追求不朽的文化观念，文化和批评已变成浪潮式的时尚的产物，成为一种消费。传统的批评往往是为真理、为永恒、为留下“不朽的印记”，为“立德立功立言”。现在的有些批评变成了商品，批评是为了迅速获得话语权力，以写作本身为目的。一些批评家似乎在向世界说明：我在写作，在说话，写作就是一切。于是写作变成转动的万花筒。正是这种新的批评观，使我国当代批评，一方面有了迅速变换转化的引人魅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一切都转瞬即逝，一切都一闪而过。只追求轰动效应，只追求当下的荣耀与声名。二是批评的包装化。由这种态度产生了对于批评家事业的新的调整。先前的批评家是精神导师，为大众设计生活，引导审美文化的方向，而今天的批评家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自足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它也就不得不适应当代市场文化提出的要求。因此，我国当代的许多青年批评家都有极其敏锐的对时尚的感受力，懂得如何包装自己，懂得如何让社会接纳自己。但这种包装化带来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因为批评成为批评本身，因而批评往往变得玄妙、深奥、新奇，充满一浪一浪扑人的新闻和术语。一些批评家喜欢以艰深文浅显，简单的道理必须纳入自己独特的批评话语体系。当然，在当前这个文化范式转换的非常态时期，不同范式之间必然存在着概念术语的不可通约性，这也是现实存在的。第三是批评的复制化。第一层复制是指我国当代许多文化产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从西方泊来的，是“转手倒卖”；第二层复制是指文化工业的成批制造，一切都成了没有真品的“赝品”。我这里讲的批评的复制化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断把西方最新理论泊来，唯西方是尚，叫做“追踪当代世界最新潮流”，抢占话语权；另一层是依照这种话语模式，批评家不断地复制出多种副本，包括自我复制和互相复制。
陶：你所概括的批评的“三化”确实准确。抢占话语权的手段，是大众文化以至一般商品抢占市场的共同策略（文艺批评的市场就是话语交换的场所）。但目前原属于市场的游戏规则被批评家引入审美文化的领域。批评商业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热切地关注和谈论“策略”、“操作”之类“炒术”，而忽视以至忘记了价值建构与文化建设的使命。这是消费时代的重要文化征兆——名实相背。当对终极价值、永恒信念的追求失落之后，批评及其消费就真正成了一种游戏，用新鲜的名词、奇异的外表、花哨的包装填补人们的精神饥渴。批评由此成为一种工具、策略、通过巧妙包装抢占话语销售市场的方法，当批评家不再为建构文化价值、人文精神而探索时，话语权力就只能成为唯一的“猎物”和财富。宣判“××已经过时”、“××已成为历史”、“Pass××”，不就是为取而代之，以当代文化代言人而自居么？批评失却了本体建构的意义，成为由无穷的Pass组成的断裂的碎片。为操作而操作，为Pass而Pass。批评的粗俗化也成为继小说语言粗俗化之后又一文化现象。王朔的小说、《废都》以及一些通俗电视剧中都不乏粗话、脏话，这本是应由批评界加以清扫的；但批评王朔、《废都》的批评家们的话语在粗俗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批评语言与批评对象自身的语言趋于同构、同质。应该认真清理审美文化——包括作品与批评——的话语系统，建立、健全、完善的文化批评。语言的污染就是精神的污染、灵魂的丑陋、存在的堕落。清除语言污染，文化批评责无旁贷。
金：我们不满于批评的现状，是说当代批评太片断化了。它已经碎裂得叫人看不出是什么样子。如果说审美文化在范式转换的危机时期必然会有这样一个阶段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把建设认认真真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80年代以来我们做了许多的创新和引进工作，其中的真知灼见，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深刻思考和启迪，以及建构一种新的审美文化的共同信念都过去了。90年代我们需要踏踏实实进行文化批评的基本建设。中国有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有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不同国度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发展层次不同，这也决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自己独特的文化建设策略。我们首先应在各种理论、批评和文化范式之间展开对话、交流和沟通，在各种理论和批评的相互吸纳、溶浸、交流和融合中寻找共同的基点。
对话与交流是当今世界哲学与文化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当代文化的多元世界里，一方面无数相互对立而又不能互相溶浸的理论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文化讨论中听到一种调侃：无所谓观点，“怎么都行”，这的确令人感到失望。在对立的文化批评范式间寻求对话与交流，正是当今世界的最“新”潮流。本世纪初，马丁·布伯就关注人类相互关系的交往与对话问题，60—70年代以来，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分别代表哲学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所进行的辩论，也以语言的交流对话为其论述焦点。在他们各自建构的哲学体系中，交流和对话是其共同关注的核心。交流与对话作为重要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正是哲学对当代世界提出的紧迫问题的应答。在文化艺术批评中，前苏联批评家巴赫金提出“复调式多声部全面对话”理论，法国批评家提出了“对话批评”的理论，都力图将先前孤立的文化、理论放在一个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更为宏大的新的构架之中，对话、交流理论的历史性出场是必然的。值得特别一说的是西方批评家托多洛夫，他从早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经历后结构主义，最后提出了对话批评的理论主张。这既是他半个多世纪批评生涯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批评的建设性构想，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陶：我们只是要在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文化基点、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复活过去那种自上而下、自中心向边缘的一元化话语霸权。沟通和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平等、多元、开放、宽容。但平等对话、多元交流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寻找文化基点的努力。共同的文化基点就是文化人通过广泛的平等对话所达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化建构设想、制订出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这与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的“统一认识”有本质区别，因为后者恰好是对对话、交流的剥夺。寻找共识与文化多元并存的两者并不对立。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都有其主脉和相对集中的视点，后现代文化亦是如此。多元对话并不等于杂乱无章。文化的杂乱无章毋宁是文化颓败的征兆。我倒觉得，真正对于达成共识形成消解力量的是文化的嬉皮士态度，纯工具、纯操作的态度。因为从这种态度出发就不可能认真负责地反思文化与价值问题，当然也就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从中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应该少来点游戏，多来点严肃认真的探讨研究。
金：今天我们之所以主张交流、对话和沟通，是说我们的批评家不能永远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我们需要沟通，在沟通和交流中共同建设具有丰厚基础的当代审美文化。这是一种多元对话观。所谓多元，就是说当代文化不可能再退到大一统的只有一种文化的局面中去。当代文化只能在多元格局中获得发展。巴赫金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唯其多元，对话与交流的出场才显得如此必要。因此新的可能性是多元范式的各种文化共同体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过去的那种单一的或绝对的统一已不可复返了，而绝对的无中心的碎片化的批评也不可能给我们的批评事业留下坚实的成果。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间隙地带”，我们还是要讲一点这一代人的使命感、历史感。轻飘得太久了，是应该在肩上落一点历史的、民族的、诉诸未来的责任！我们已有一部分人要退回书斋，去为学术而学术，从其本义上讲，就有一种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初衷，我们总要为后来的学术留点儿什么。但我总觉得似乎应当有一些更“功利”的当下的人文关怀，或者叫“为文化而文化”，就是为今日中国的文化建设而去从事文化批评，它不可能斩断与历史、传统、社会、民族与当下的联系。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对独立的、与政治、经济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制约的新的审美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