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期待中，原本预计在2012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04年开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两次上报国务院，但均未获通过。2012年，这一方案最初定于6月底出台，但数度推迟，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两会”后才会公布。
八年难产，方案究竟难在哪里？阻力来自何方？
垄断国企：难啃的骨头
多位参与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讨的专家证实，国企收入上缴和限制国企高管工资，成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处。
据媒体公开报道，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规《工资条例》中，没有使用“垄断行业”概念，而采用了“收入过高行业”、“特殊行业”，原因是如何界定垄断行业仍存在一定争议。
一位专家介绍，一些行业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垄断”的提法，发改委也不敢认定谁是垄断行业——“我印象中开会时就有人说，‘中国哪有垄断企业啊？你给我找两个出来看看’。他们理解的垄断和经济学上的不太一样，认为垄断就是独此一家，而寡头、行政性准入壁垒、价格管制、特许经营这些都不是。”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恰恰是这些被公众称为“垄断”的行业，利润丰厚。各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行业工资前三甲基本都为金融、烟草、电力、电信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几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多，其中证券业在2009年比全国职工高6倍左右。
这些利润丰厚的企业，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场竞争产生，他们拿着高额薪酬并且拥有巨大的职务消费空间。
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间，金融业的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646%，即增长了26倍，排在其后的运输仓储和房地产业均不到7倍。而在水电煤气行业，尽管行业同期营业利润率仅增长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长率达到了333.48%。
尽管这个高速增长需要考虑到多年前国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国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依然大相径庭。
国际上对私营企业的高管薪酬无限制，但对受托管理国有公共资产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却有严格的限制和标准。一项关于2008年国外国企高管薪酬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国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资的3.5倍，平均工资的1.5倍；美国是最低工资的11.8倍，平均工资的3.8倍；新加坡则分别是5.1倍和1.7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回忆，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发现其利润最高的国企北海石油公司的总裁，工资只相当于勤杂工的三倍。“当时我们非常惊讶，同去的一位企业家就问他们为何工资差距这么低。那人愣了一下，反问，‘中国人只有用钱才能调动积极性？’”
2010年宋见到挪威大使，又问起现在的情况，“他说现在唯一的变化就是股权变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国家持股，但总裁还是拿公司最低工资的三倍。”
利润上缴便是国企改革之难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发改委官员介绍，其实从2001年起国务院便参照国际惯例确定了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国企应该上缴红利，但当年国企表示经营困难，需“放水养鱼”。进入利润“虚高”阶段后，国企又以扩大再投资和海外并购为由拒绝上缴。直到2008年，国资委才顶着“杀鸡取卵”之名开始实施5%—9%国企分红，并逐步提高到5%—15%。这一比例远低于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2/3、一般行业1/3的国际惯例。
不仅如此，就连这些并不多的上缴利润，实际上也基本未用于财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还给了上缴企业，理由是他们承担了摊派的公共事务或国家行为，比如地震灾害救助、利比亚撤侨、海外援建等。还有一部分则拿去补贴了亏损的国有企业。
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缴红利五百多亿元，但调入公共预算用于一般预算支出的只有10亿元。2011年，央企实现净利润9173.3亿元，上缴红利800.6亿元，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仅有40亿元。
一位专家透露，《方案》讨论时，有人认为国企上缴分红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对，“认为如果这样国企就没有实力走出国门了”。
毕竟，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
收入分配不公：多年坚冰难破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块“硬骨头”，是用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和弥补，其核心内容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财税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过市场实现的分配，比如老板给雇员发工资等；二次分配主要通过政府来实现，比如通过补贴来弥补贫富差距。但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现实中，二次分配被诟病为“逆向转移”，也就是说，它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产生的贫富差距。
比如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保障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显见的分配不公，却多年坚冰难破。城镇居民中，企业人员退休前要缴纳养老保险，公务员则不用缴费。但退休后，企业人员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资60%左右的退休金，公务员却能达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务员退休金甚至是企业人员的4倍多。
财税制度，则是另一个重要却困难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国际上，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房产税等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税收和转移支付，财金部门处在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还是应该把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一位专家说，“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门的人说，收入差距问题谈了这么多年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就不要谈了嘛，不要炒作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对于多数发达国家已征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阶层凝固”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虽然是国际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却在中国阻力重重。一位专家透露，对这两个税种推出的最主要顾虑是怕引起大规模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收入分配牵一发动全身
收入分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社会越来越多元，不同利益集团提出不同主张，总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垄断如何来界定；比如效率与公平问题，所谓分蛋糕还是做蛋糕，高层应该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再比如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性，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阻碍社会发展也认识不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么多争论是因为收入分配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也与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比如说国企高管高收入的问题，实际是与人事制度结合的，大型国企的高管是由组织部任免的。
过去十年，城乡差距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人们更关心的还是部门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涉及垄断的问题。另外灰色收入和腐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在加重。加上穷人和富人之间阶层的固化，很多穷人看不到改变的希望，因为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培养往往和家庭环境相关。现有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未来的不平等，存在“马太效应”。现在出来“富二代”、“穷二代”，还有“垄二代”，如果我们不从制度上加以修正的话，收入差距就会不断加剧，自我强化。这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理清思路的问题，而是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