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发展： 理论、历史与现实 (1) 【内容提要】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是怎样的联系，这是一个 恒久的问题。
过去两个世纪中， 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生产制度、 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了一般理 论框架，值得引鉴。透过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发展中 的种种困境，尤其是改革前“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得到了 新的阐释：中国经济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得到了新的 认识。
【关键词】制度 / 经济发展 / 制度创新
【正文】
经济发展与一国制度结构有无联系？如果有，是怎样的 联系？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长期以 来被视为“黑匣子”的东西。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不愿向匣子 里看，而宁肯把这些内容舍象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 传统作出了扬弃，他们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 ，试图在经 济发展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把人们 的关注焦点重新集中到黑匣子内部。在他们的研究里，有两 条并行不悖且互相关联的思路：其一是对生产组织绩效的比 较研究，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原则推广到了关于供给和需求本身如何受家庭与企业内部 制度影响的原则，并且表明，服从某种最大化约束的经济人 关于各种制度的选择都受到交易成本结构的影响；其二是对 西方世界历史的经济阐释，由此建立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制 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 理论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具 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生产制度与经济发展 谈到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回
顾到亚当?斯密所作的开拓性分析。斯密的研究首次把经济
学的重点集中到生产领域，把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归结 为劳动分工。他所说的劳动分工不限于企业内部的分工，而 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安排带来了三个 直接好处，即由减少转换工作所节约的时间，由专于同一工 作所造成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和由工作的单调性和知识积 累所产生的发明工具的可能。表面上看，这些优势都导致直 接生产成本下降。然而更重要的是，分工制度在经济领域中 引入了迂回生产方式( roundab-out )，表明企业内部契约安 排有可能带来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和知识信息存量的扩大， 从而降低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这种思路在此后得到了许多 发挥。一般地，生产过程越是复杂，分工越细致，则对专门 化生产工具要求越高，迂回时间可能越长；但分工反过来又 促进专门化工具的发明与创新，使得生产方式中资产专于某 个用途，从而效率大大提高，迂回时间也得到节省。可见， 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而迂回时间的节省则降低了 生产中的交易成本。
自本世纪20年代艾林?杨总结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 围限制”的定理〔 1〕之后，逐步形成了企业生产制度与市 场交易制度之间在一定时点上互为限制互为替代，但在时间 序列上互为补充互为推动的新观念，从而把分工制度更紧密 地与整个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分工所带来的知识技能也被 归纳为“边干边学” ，成为 80 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中不断予 以探讨的重要内生增长因素。许多学者指出，分工的好处是 动态的，一方面促进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另一方面 通过生产中工人的集中减少信息成本，强化社会分工，进而 为市场发展和社会一般性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多机会。从 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以分工制度为出发点，以人力资本积累 为枢纽的收益递增经济发展模式是斯密理论的现代扩展。
（二）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国政治法律制度制约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
进而作用于经济绩效，这样的观念也得首先归结到斯密所建 立的“经济人”思想上。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的自利即是 其行为理性的保证。他一方面指出建立合适的法律结构和完 善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家作为整个社 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应该仅仅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在其中 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自由行动，并且他认为这样的制度结构会 自动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无为而治” 。哈耶克可
以说把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推崇到近于极端。在他看来，完 全的经济自由和真正的个人主义能够产生出一种行之有效 的秩序机制，即非强制性惯例。个人宁愿遵从惯例互相协作， 而不愿意政府干预。由此推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强制尽可 能地削减，直至形成哈耶克所谓“自发秩序” 。
阿罗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 满足不同个人的经济需要？他的结论是：从逻辑上讲，人们 不可能建立完全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制度，亦即著名的“阿 罗不可能定理”。阿罗的论证大致是：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 偏好进行分类的共同标准，又假设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选择 项，那么人们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
阿罗定理表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 在的，多种现行政治制度的经济效应主要是负面的。
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则带有较强的实践性 和建设性色彩。他们指出，西方经济的困境与其说反映了市
场经济的破产，不如说反映了西方政治结构的彻底失败。政 治权利的分配并不比经济权力的分配更平等，现行民主政治 制度最终给利益集团的权力远大于给纳税人的权力，这样的 结构是上个世纪根据适合产业革命初期条件的政治技术设 计的，可是一直没有改进，以致在一系列内在不平衡作用的 冲击下，现代国家的增长只能有害于市场和经济发展了。布 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时代面临 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良好 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
关于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阐述表现在两个不 同角度上，一个是以道德伦理观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对人们价 值取向的影响，另一个是以习俗、习惯、知识等形式累积下 来的非正规规则对人们经济行动的约束。
最早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是斯密。他认为经济关系同宇 宙一样，是看得见的现象与事件的不完全流动，是一种可用 “无秩序的秩序”来加以解释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经 济能量守恒定律”。据此，经济生活中表面上的混乱无序可 以通过市场主体的自我矫正而导向有序，结果是每个人都较 以前更加富裕，而不是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也就是说，财 富增长不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
马克斯?韦伯对社会文化制度作了广泛的分析，他所说
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含义丰富的文化范畴。在西方 世界，典型的精神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 金钱应该用于增殖、善于付给别人钱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 等等，总结起来便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哲 学。这种贪婪哲学一经从神学的轻蔑中释放出来，就构成了 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甚至成为具有信誉的正直人的理想。
这种社会精神所劝诫的不仅是取得经济成功的手段，而且是 一种特殊的伦理规范，谁要是违反了它，就被视为忘记了他 所应付的义务，而不是愚蠢或懒惰。他认为正是这种道德观 念使得西方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有规则的 市场，使人们合法地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从而造就了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 萌芽之所以未得到发展，也正是由于缺乏适宜的具有资本主 义理性的文化制度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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