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西北地区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与转型

时间:2023-05-05 18:10:24 手机站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就以积极入世的姿态开始了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整合。回族的先民们意识到了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发扬伊斯兰教崇尚知识、鼓励求知的宗教理念,开创了适合于中国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制度,并不断的适应了不同时期的培养需要,在培养目标、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关键词】西北回族 经堂教育 历史 转型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4-0020-02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边界”的一个核心要素,以宗教为核心要素的民族文化是区别不同民族的关键要素。人类学研究表明,文化是习得的,而“教育传递着文化,使得新生一代能较为迅速高效地占有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使个体从毫无文化内容的‘自然人’变成为一个具有摄取、鉴赏、创造文化能力的‘文化人’。”[1]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核心,也是维护其民族认同的纽带。伊斯兰教崇尚知识、鼓励求知,《古兰经》中有云“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58:11)“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一圣训也最为著名。回族经堂教育是回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传统教育方式,自唐宋以来直到现在,回族的先民和他们的后继者们一直都在不断探寻延续民族文化的教育方式。然而,回族经堂教育从诞生之初直到现在,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堂教育在培养目标、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法、管理制度、师资和培养对象等都在不断的发生着重大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回族文化是受影响颇深的民族之一。

一、回族经堂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一)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育

经堂教育并不是中国穆斯林的首创,这种教育形式在国外早已有之,它是伊斯兰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途径。国外的经堂教育分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小学叫“麦克泰卜”,大学叫“麦迪热赛”。小学教育主要是教儿童识字和阅读以及基本的伊斯兰教信仰为根本教学宗旨,大学主要讲授理论知识和人文学科。小学教育模式可追溯到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迪纳城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用于宣讲和学习伊斯兰教知识时期,当时默罕默德亲自宣讲授课,授课的对象包括有成年的男女和在清真寺周围搭建凉棚居住的无家可归者,清真寺从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学堂,之后不久,麦迪纳城先后又修建了九座清真寺,并效仿先知清真寺开设基础教育,后来这种教育模式被逐步推广开来,延续至今许多穆斯林国家仍由经堂教育来承担。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对古老中国文化相当景仰,他的一句“圣训”在教徒当中流传:“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他的大弟子艾比·宛葛素奉穆圣之命来华传教,在穆斯林聚集之地建了怀圣寺,由此开启了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整合。唐宋时期,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批准来华的穆斯林在一些城市经商侨居。这些早期移民来华的穆斯林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穆斯林社区——“蕃坊”,为了解决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和信仰传承问题,自然的延续了国外经堂教育的传统,这一时期的经堂教育被称作“蕃学”,“蕃学”分两种,一种是官办(官方支持)的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或外交官员的机构,另一种是私立的为了教授宗教基础知识的机构。

(二)元、明时期的伊斯兰教育

元明时期,内地的穆斯林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口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出现了以汉语为母语的穆斯林群体——回回民族,由于语言发生了改变,文化的传承遭遇了困难,至明朝晚期,中国的伊斯兰教进入了低谷,总的情况是“经文匾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2]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下诏恢复唐式衣冠,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在汉文化的长期包围之下,回族出现了汉化的倾向,宗教信仰普遍淡化,在这样不利环境下,“一群有识之士群起挽救,东南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著书立说以儒拴经,宣传伊斯兰教。 西北地区开展经堂教育,从培养人才人手,南北遥相呼应”。[3]经堂教育的集大成者胡登洲从私塾教育那里受到启发立志兴学,招收弟子在自己家中,由他供给培养。这种招弟子在家进行宗教知识学习的方式,被其三传弟子兰州马从私人家庭转移到“格底目”教坊的清真寺内,形成了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典范,并随之在各地形成了各类风格的经堂学派。

二、我国伊斯兰教传统经堂教育的特点

中国回族的经堂教育并非独创,而是沿用了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在清真寺内开设学校的做法,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及考核、毕业方式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形成了适合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独特形式——经堂教育。

(一)教学形式上结合了中国的私塾和书院形式

中国的经堂教育是沿用了中世纪阿拉伯国家在清真寺内开设学校,传授宗教知识的做法,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私塾和书院的办学形式,继承并发扬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方式。教学上由教长和阿訇担任,课程设置上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并自创了符合当时中国穆斯林教民学习的“经堂语”和“小经”,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二)独特的教学语言“经堂语”和“小经”

经堂语是经堂教育过程中使用的教学语言,它运用了汉语的语法规则和汉语词汇,并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词汇或词组糅合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教学语言。经堂语是广大穆斯林经生集体创造性智慧的结晶。

“先生(舍蕴善)云:‘诵念千句,不如谨记一句,谨记一句,不如解得一句,解得一句,犹不如注写解得之句于经旁,他日见之,胸次燎然,无庸思索矣’。故注写经边,俗曰狭经(犹言注多则使经自狭矣!非下经也),有益最多。”[4]这里的狹经,就是经堂教育中使用的文字小经,是利用阿拉伯字母拼记经堂语和汉语的一种表音文字,又称为“消经”(消化经文之意)、“小儿锦”。

(三)办学经费由信教群众捐助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清真寺的建立、宗教教职人员的报酬和寺内事物的开销上,都是依靠穆斯林群众的捐助。经堂教育的日常开销也是一样,其全部经费由清真寺自筹。由于清真寺之间互相无隶属关系,因此各寺的经堂教育也是互相独立,其办学规模受清真寺财力影响。

三、近现代西北回族经堂教育的转型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经堂教育改良思想

由于晚清政府对回族民族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了严格管控,致使回族穆斯林对清政府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回族穆斯林开始拒绝学习汉文化,这也导致了回族穆斯林在整体上文化素质下降,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减弱,经堂教育逐渐走向衰落,针对这种状况,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文化精英对经堂教育提出了一些改良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重视传统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知识的学习和教材的更新,提倡新文化运动,出版书籍报刊,反思伊斯兰教中国化和穆斯林面临的现实问题,建议政府方面应支持重视回族经堂教育的发展。改良思想的提出从一定程度,改变了经堂教育的传统模式,对发扬伊斯兰教理,让外界了解伊斯兰教,避免误解,消除回汉对立,摆脱贫愚状态,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因为社会动荡,改良思想的提出面临许多问题,影响了实践的力度和规模,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困顿的局面。

(二)当代西北回族经堂教育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传统经堂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回族穆斯林信教群众的需要,传统经堂教育的教育模式正在发生着转变。传统的回族经堂教育针对的是回族穆斯林青年,而对学前儿童教育、妇女教育、成人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关注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经堂教育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清真寺内,出现了依托于清真寺创办的回族幼儿园、由政府创办管理的民族中小学和民族学院、阿语学习班女校、由政府出资兴建并管理的伊斯兰经学院等。

1.儿童教育

传统回族社会十分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在孩子成长到三岁左右,家长就开始在家庭中向儿童介绍伊斯兰教文化和民族常识,或者送孩子到清真寺接受“小学”阶段的清真寺经堂教育。但是这种幼儿教育基本上都是自发的,教育质量受社区、家长自身文化素质、教育能力等直接的影响,而传统的经堂教育只是把幼儿的教育作为经堂大学的附带品,只重视对儿童宗教知识的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公办幼儿园,使学前儿童教育更加规范化。但是民族地区公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往往缺乏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内容,更缺少熟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少数民族文化不能达到更好的传承。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地方要鼓励和指导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在一些回族聚居区出现了富有回族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例如宁夏同心县穆斯林幼儿园,该园“提倡汉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同时教育的“三语教育”有3、4个英语老师,汉语老师则有7名,阿拉伯语老师有16名,英语一周1节课,尤其是阿拉伯语要学习两年,懂得基本的问候语,比如清真言、苏勒[5]等都会了,法迪哈[6],会做也会念,这里的小朋友十分喜欢马来西亚赞词。在争取下个学期每个班级一个阿拉伯语老师, 老师都是來自阿拉伯语学校的毕业生。

2.妇女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90年代以后西北地区的女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其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较传统的“女学”教育又有了新的变化。所谓女学是指针对回族穆斯林妇女的教育,我们称之为经堂教育中的“女学”,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由妇女自己管理、女阿訇主持的女寺,现存已知最早创办的女寺是河南开封的王家胡同女寺一些回族聚居区改变了传统回族女学的办学形式,依托于清真寺开办了妇女学习班和女校以及阿语学校的女校,在教育过程中不仅注重回族妇女宗教知识的学习,而且强调对妇女的职业教育。如今西北回族经堂教育女学,在一些地区已经取得得了较好的发展。例如,宁夏同心县的韦州东阳中阿女校创立于1989年8月9日,由杨翠霞和海存孝发起成立。早在1985年杨翠霞等人就在韦州海台子清真寺开设阿拉伯语教学活动,1989年在西凉清真大寺建立了校址,该校以新颖的教学方式掀起了韦州乃至宁夏各地开办穆斯林妇女教育的高潮。该校占地面积为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56平方米,学制三年,全日制教学,韦州城区内的学生走读,其余住校。开设的基础课程有:汉语、历史、地理、《古兰经》、圣训、经注、穆圣传、认主学、民俗、伊斯兰教法;专业课程有:新编阿拉伯语、中阿贸易、英语、微机。教材方面除了经学方面采用宁夏经学院教材外,其他课程教材采用了职业中专学校的教材。师资方面:现有专职教师12名,大学本科学历一名,大专学历一名,中专学历10名。阿拉伯语女校是回族经堂教育女学在新时期办学形式的变迁,女校教育打破了男性对宗教知识的垄断,为女性寻求自身经学发展的机遇提供了空间,女校的出现也为回族文化的良好传承提供了空间。

3.经堂网校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络为桥梁,许多地方开办了网上经堂教育,通过智能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不仅可以方便各地穆斯林学习,还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例如平凉东台清真大寺的任志亮等阿訇开创了平凉网校的先例,在网上开设各类经典课、讲授《古兰经》诵读、阿语和语法基础。这种新兴的经堂教育方式必将被更多的人接受,能够更好的推广伊斯兰文化。

四、促使经堂教育转型的原因分析

(一)大传统强势文化压力下的文化适应

明清时期皇权至上,国家从相对宽容的文化体系向一元和专制的文化体系转型,小传统或弱势族群的文化生存空间受到压制,面对文化危机回族穆斯林需要调整、适应,寻求文化的自救。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走向极致的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路线被观念化、理念化,专制政治下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得到强化,使得社会配置性资源不能有效流通,大传统下的权威政治文化资源极度膨胀,导致了畸形的国家转型,这种转型使社会也完全淹没在国家之中,弱势族群的文化生存空间受到压制,为了寻求文化自救,回族中的有识之士,积极借取和吸收以儒道为核心的汉文化,调整自己的文化结构探索出了寻求与主体文化的和谐发展路径。胡登洲开创的中国经堂教育模式,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中国传动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穆斯林学习的经堂教育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

(二)文化资本缺乏迫力下的转变

文化是维系民族边界的基础,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核心,从唐至明清,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道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一直处于文化入不敷出的被动境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文化的接续方式陷于困境之中。回族早期先民来华定居之后,选择了与中国女子通婚,其后代越来越中国化,汉语成为回族穆斯林的共同语言,这导致面对阿拉伯文文本经典,普通的穆斯林民众无法解读,出现了整体性的文化失语现象,而外来操持阿拉伯语的传教者又难以适应说汉语的回族穆斯林民众,这种靠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传承的需要了。明朝政府推行民族同化和海禁政策,阻断了内地与西域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与世界伊斯兰文化的联系,文化传承陷入危机。面对危机,只有通过吸纳强势文化以获得与主流文化共享的话语权,维护民族边界,获得文化的生长空间。

(三)全球化和现代化力量冲击下的文化传承需要

当今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力量的冲击之下,无论哪个民族都不可能完整的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毫无阻碍的传承下来,回族文化的传承也同样面临着困境,特别是在改革开发之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文化传承的问题更加明显的凸显出来,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唯一途径影响深远,传统经堂教育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各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些成就的获得都离不开教育的投入,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先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传统经堂教育存在着较大的弊端,文化传承遭遇了新的困境,例如阿訇、满啦们的文化程度低、教育内容单一、课程设置不合理、教材陈旧、教法单一,学生不具备生存的技能,民族群体普遍宗教信仰淡化、世俗化加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文化与教育虽然不是一件事,但却无法分割。教育始终是传承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最重要途径,教育手段的多元化、信息化、智能化是摆在经堂教育从业者面前认真思考的实际问题。

总之,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加强回族经堂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积极主动向外界推介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是弘扬回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必须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在文化互动中以变应变是必然的过程,以转型促发展是回族文化得以保持的关键,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互动还将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冯增俊,万明钢.《教育人类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冯增烈.《<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中国穆斯林》,1981 年第 2 期

[3]纳国昌:《经堂教育的历史记载》,载于《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5期

[4]蔡国英.宁夏回族教育研究.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畢业论文,第21页

[5]《古兰经》中的“章”的意思

[6]《古兰经》之“开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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