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是推动当地民族经济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伊斯兰教 西北地区 经济发展 影响
Brief analysis Islamism to northwest local economy development dual influences
Ji TaoNiu Tingwei
Abstract: In northwest local economy developing process,Islamism already has the positive promoter action,also has the negative hindrance function,raises its manager to evade short its is impels the local nationality econom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the way that must be taken.
Keywords:Islamism Northwest areaEconomy development Affects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2-0166-03
西北地区是伊斯兰教最先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信教人口众多，宗教影响深远。宗教信仰、宗教情感、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对穆斯林群众的生存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追求等产生着巨大牵引作用。穆斯林群众素以擅长经商著称，南宋初年，朝廷全年国库收入1000万，而仅从穆斯林先民的经济活动中得到的税收就达200万，占全部收入的1/5。在当代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伊斯兰教既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有着消极的阻碍作用，扬
其所长避其所短是推动当地民族经济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1.伊斯兰教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1.1 伊斯兰教宗教教义中的合理内核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伊斯兰重视教育的观念有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伊斯兰教首先强调义务教育和平等教育。《古兰经》中指出“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1］ 显然，只要是穆斯林，无论男女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其次，伊斯兰教主张终身教育和普遍教育。《古兰经》中要求：“求知，从摇篮到坟墓。”［2］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永不满足。从教育内容上看，伊斯兰教主张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协调，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习多种文化成果，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在对待财富问题上，伊斯兰教主张，宗教信仰与赚取利润并无利害冲突，问题只在于是否恪守了伊斯兰教的经济道德。一是穆斯林获取财富要坚守原则。《古兰经》要求人们以诚实劳动等正当手段谋取财富，如经商、放牧、种植等，提倡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即通过合法手段如守法经营、辛勤劳动等途径获得和拥有财富，不得谋取不义之财。伊斯兰教重视商业活动在穆斯林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允许利用任何机会谋求财富，但在商业交往中应公平交易、诚实守信，反对商业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如短斤少两、欺行霸市以及侵吞他人财物等，认为通过诈骗、贿赂和贪污而获得的财富是非法的，反对囤积居奇。凡出售物品而私自提高价格，以及用其他方式妨害公众利益或不择手段聚敛财富者均为伊斯兰教商贸道德所不容。同时，伊斯兰文化既反对超前消费，也不提倡过度节俭和吝啬。主张浪费和吝啬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浪费，又不吝啬，谨守中道”。这些教义，都对穆斯林从事经济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长于经商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群众迅速投身于市场经济浪潮，不论是南国水乡还是北疆边塞，不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偏僻乡村，到处都有他们从事商贸活动的身影。特别是在推出西北地区土特产、开发房地产、从事交通、旅游等产业经营、兴办水利水电工程、创建纺织品、鞋材鞋业、建筑建材等企业方面，可谓人才辈出。如宁夏涌现出夏进乳业、维维北塔乳业、纳氏肥牛、马斯特羊绒、盐池荣宝和贺兰山清真牛羊肉等一批加工水平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穆斯林民族企业。目前，宁夏全区已形成了银川纳家户、灵武涝河桥、平罗宝丰、西吉单家集等享誉西北乃至全国的清真牛羊肉批发市场，夏进等27家清真乳品企业使宁夏乳制品跻身全国前茅，对于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甚至走出国门，大展宏图，如青海、甘肃等省的穆斯林商人将诸如冬虫夏草、贝母、枸杞等中药材贩运到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和活跃，使回商等民族商业精神不断得到发扬光大。近年来，宁夏穆斯林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商界密切往来，使宁夏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在东南亚市场颇为走俏。
1.2 伊斯兰教的伦理型功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助推作用。伊斯兰教中的“诚信”主张是建立在穆斯林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要求，它是社会交往中要求人人必须遵守的一种契约，特别表现在经济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反对背信弃义，食言而肥。它要求广大穆斯林把诚信作为一种人品修养和社会责任，在商业活动和经济往来中诚实守信，循规蹈矩。伊斯兰文化重视商业贸易和物资流通，不耻于言商逐利，但同时也强调市场的有序化、规范化，强调市场伦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对投机取巧，做到“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资和能力的差异，因此，允许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别，不搞平均主义；但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主张通过适当方式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让那些智商高能力强收入多的人将其部分财产捐献出来，解决社会上贫、病、残、愚等困难群体的生存问题，以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合理分配。这种道德观和财富观，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伦理体系，有助于抑恶扬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1.3 伊斯兰文化中诸业并举的产业观有利于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
在穆斯林文化中，既看不到“重商主义”，即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和视商贾为小民琐事的消极思想。穆斯林文化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扬此抑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诸业并举，相互支撑，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这种产业观对于西北地区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意义。
穆斯林的经济是农牧兼营、亦农亦商的“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在西北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文化类型复杂的区域起着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同时，复合型经济结构的优势还使西北地区穆斯林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经营，在家园以外的广阔天地里获得资源、市场、原料、人才、技术、资金等支持。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在外”，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鸿沟，从而使其经济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外向型，即穆斯林经营者走南闯北，异地办厂，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弥合机制，即经济结构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农业损失了商业补，主业损失了副业补，相对于同在西北地区的其它民族单一的产业结构，穆斯林在这方面有着明显的独特的优势。
2.伊斯兰教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2.1 不少穆斯林群众把改变生活状况和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胡达（真主）”身上，这种观念不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西北地区尤其是在偏僻落后的山区农村，由于受经济因素影响和生存环境制约，穆斯林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因而把精神、文化和情感上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上。人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通过提高劳动技能、科学种养增加收入来脱贫致富上，而是寄希望于“胡达”（真主）的恩赐和施舍。农民们认为，经济收入的增加首先要归功于“胡达”帮忙，然后才是其他方面的因素。这种虔诚的宗教意识对农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巨大，成为他们相信天命、顺乎自然、安于现状、等待国家救济和政府扶助等消极思想和惰性行为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土地经营手段难以快速变革的深层心理障碍，阻碍着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精神的弘扬，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
2．2 落后的早婚早育和多育观是制约西北地区穆斯林群众民族素质快速提高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穆斯林的早婚习俗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深远影响。伊斯兰教义规定，男满12岁，女满8岁就算成人，父母有为子女完婚的义务。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习惯和宗教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穆斯林的婚育行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0周岁，女不得早于18周岁，低于法定婚龄结婚即被认定为是早婚。但在西北地区一些偏远乡村和山区，早婚早育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其结果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便无从谈起，同时也增加了弃儿、孤儿的数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家庭和社会负担。宁夏《固原日报》曾以《十四岁的爸爸》为题对此类现象作过报道。
一般穆斯林群众认为，人的躯体是“胡达”赐予的，子女的多少是由真主决定的，胡达给多少就生多少，真主多给一个孩子就会多给一份衣食。认为随意堕胎、人工流产是对胡达神圣权威和尊严的冒犯，因而，穆斯林家庭多子女现象较为普遍。目前，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超生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和严重。如被称为“贫困之冠”的宁夏西海固地区，2007年全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3．4‰，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既影响劳动力素质的全面提升，又影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当数量的穆斯林群众受制于落后的生育观束缚，使计划生育工作这个“天下第一难”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3.在扬长避短中加快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经济发展
3.1 加强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2008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深刻指出：“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坚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树立培养人才优先的观念，把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摆在重要位置，作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来落实。”总书记的这个讲话，既是振兴民族地区经济必须秉持的指导方针，也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文化教育整体相对落后、民族素质与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还不太适应的现状，要加大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力度，千方百计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力促教育均衡发展，在民族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干部教育，法制教育、思想道德教育、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等方面狠下功夫，大幅度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的综合素质，不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科学文化基础与思想道德基础，把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引导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引导到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上来。
3.2 贯彻计生国策，减轻人口包袱。“少生快富”工程是国家在贫困民族地区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范例，目前，这一模式正在西北地区广泛推行，其日益凸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已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群众所认同，“少生快富”逐步演变成为他们的自觉追求，“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命运怪圈也渐行渐远，在富裕文明的小康路上他们的队伍日趋壮大。西北地区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少生快富”工程的社会成果，兴利除弊，开拓创新，将其作为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计生部门、宗教人士、妇女干部和农村党员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部门、各单位的联动协作机制，狠抓计生工作不放松，严惩超生现象不手软，特别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管理，坚决防止和杜绝计生工作出现反弹。坚持计生工作“一票否决制”，做到人口警钟长鸣。注意运用群众身边“少生快富”的人和事等典型引路的办法教育引导群众，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超生现象要予以严惩，尤其要使违纪党员干部付出高昂的经济、精神和政治代价。要多措并举，群策群力，着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
3.3 规范宗教管理，营造和谐环境。在切实尊重和自觉维护广大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协调，与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衔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扬长避短，除旧布新，使之不断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人民幸福发挥积极作用。各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要恪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十分注意把广大信教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调动起来，营造人心思富、人心思和的浓厚社会政治氛围，使宗教活动始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宗教无小事”的重大现实意义，多做安民心、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富的好事实事，大力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筑牢农村先进文化阵地，教育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积极地投身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大潮中去。宗教和统战部门要明察秋毫，防微杜渐，及时发现和巧妙化解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各类宗教纠纷，不断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繁荣民族经济奠定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2］ 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