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程，我的大伯父叫陈起金。奇怪吧，确实，不过说来话长。 我的本家大伯父在蒋家王朝撤退台湾之前，在我们这里福建莆田地区顺手牵羊抓了大量的壮丁。我的大伯父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据逃回来的村里人报告，我的伯父已经死无葬身之地。当时，伯父刚刚和童养媳的伯母完婚不到三个月。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孩子。 很不幸，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分别在一场瘟疫中死掉。一个十六岁，另一个十四岁。爷爷在我父亲两岁时去世。我的奶奶由于受到不小的惊吓和打击，整天哭哭啼啼，身体虚弱；后来干脆卧床不起。 于是，养育我父亲的责任就落在我做挑夫的伯母一人身上。所谓挑夫就是如今的运输专业户，不同的是，前者用脚板，后者用轮子。从村子到城里约十公里的路程，伯母风雨无阻，凭着一股被苦难锤炼的坚强的意志，咬紧牙关，默默把我们程家支撑了起来。直到我的父亲去参军，工作，伯母的使命才宣告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命运为了公平起见的补偿，有意安排两位同病相怜的人儿扬长避短组成幸福而平静的生活港湾，伯母在一次去城里的路上巧遇一位来自宁德的流浪汉。 他，就是童年时期常常被我取笑的大伯父。 要怎样才能组合成这位奇丑无比的男人的相貌呢？也许是造物主当时在打瞌睡迷糊中不经意捏造的漏洞产生的结果吧。这个男人集瘸腿，歪嘴，红眼睛疙瘩于一身。小时候，我常常带领小伙伴们早早等候在伯父家门口，看见他像一艘风浪中颠波的船儿那样走出门外时，我便和预先埋伏好是伙伴们兴高采烈的一边拍手一边大喊：瘸腿，缺嘴，红眼睛，可怜相！可是，任凭我们如何围拢着他叫嚷，伯父好像聋子一样一心只走他自己的路。一伸一缩，一深一浅地尽管拿着一只大扫把往镇公路去做他的本职工作。 渐渐长大以后，伯母告诉我说： 你可不要小看你的伯父，他可大有来头。他是宁德樟弯镇人，十几岁那年他在地主家做马夫，有一天来了一位慌慌张张的游击队员，紧随其后的枪声清晰可辨。你伯父毫不犹豫用一大堆草料把他藏了起来。白狗子追到马厩，拿枪托警告马夫，要他交代游击队员的行踪。马夫镇定自若，一言不发。这群白狗子于是对你伯父乱打一通。伤好之后，你伯父就成这副摸样了。 你知道那游击队员是谁吗？叶飞。五十年代他们还有书信往来，后来文革了，你的伯父再也经不起惊吓，便把书信什么的一把火全烧没了。（这就解释了如此严重的残疾人怎么会有一份安定的养路班的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天伯父拦住我，要我写封信给叶飞，我问地址，伯父回答：就写北京天安门。我纳闷地看看伯母，伯母说，别管他，你只管写，反正寄不到，他啊，老毛病又犯了，总是念叨，什么没良心啊等等。老了，念旧呢。整天瞎嚷嚷要回宁德老家去。别管他。 一九九六年，伯母在一次意外中去世，当时我在山里上班，我是本省地质队员。 多么难忘的一幕啊。大约两年后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冒冒失失闯入伯父的小屋。眼前的情景使我立即哑口无言，我惊呆了。但见一位其丑无比的老男人，手里擎着一杯白酒与嘴巴平行，眼睛死死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亡妻的遗像，歪着嘴颤抖着，脸庞扭曲，泪水滴落酒杯砰然有声。我被震撼了。难道八十几岁的老男人也逃脱不了爱情的折磨？我不敢打扰他，悄悄地往后撤，走过门槛回家时，透过一定的距离，我感觉时间已经把伯父定格成雕塑了。是啊，多么可怕的一个转折点！ 村子改扩建后的第二年春天，伯父寿终正寝。终年八十六岁。据侄女说，伯父死前嘴里还含着一口八宝粥，真可谓是幸福到家了。 下葬当天细雨靡靡，天气阴冷。我由于患了感冒，在坟地，堂姐让我先下山回家。告别时，我又看了看遮蔽在茶树林里伯父的棺木。 最后我必须老实交代的是：将近四十年，我一直以为伯父的莆仙方言说的不利索，是由于嘴歪的缘故，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位宁德人朋友，闲聊时，我学伯父的语音，朋友哈哈大笑说：不不，朋友，你弄错了，那是纯正的一口宁德话。 赞 (散文编辑：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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