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传播史中，晚年恩格斯重要哲学文本得到精确译介和深入解读，其多种中译本和数量可观的中文解读文本，体现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解读的中国语境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中国学者从多重角度研究晚年恩格斯哲学并使之得到实践应用的问题意识，凸显了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本真精神与时代活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研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深入理解晚年恩格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获得哲学的民族化和时代精神的思路与方法，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使命与时代品格，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满足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启蒙；时代品格；晚年恩格斯
[中图分类号]B0；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4-0004-07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仅使中国人接受了救亡图存的革命观念，而且使“德先生”和“赛先生”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救亡与启蒙的重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俄为师”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的重要引文来源，晚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经典文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发挥了科学理性的启蒙作用，他关于哲学普及、哲学的民族化和哲学的时代性的论述颇具启发效应。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需要深入理解晚年恩格斯的哲学研究思路与理论普及方法，以现代中国话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
若使哲学成为群众手中的精神武器，必以哲学实现大众的启蒙为前提，进而使启蒙的大众自觉呈现思想的力量。这种哲学对一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谋求变革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1]1119世纪下半叶以来，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改良主义等西方思想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不同程度地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但开明之士在近代中国引进的这些思想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2]697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主张未能改变晚清中国之颓势，倡导“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因失败告终，戊戌变法仅维持百余天即告败，远不能拯中国大厦之将倾，中国有识之士远渡重洋，苦心探求中华民族复兴之希望，使民众摆脱蒙昧而走上富强之路。
直至近邻俄国爆发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中国人才看到重整国运的希望，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3]此前，各种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却几乎无法进入中国日常生活领域。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使渴望呐喊的彷徨的中国人“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4]而这时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传入中国已逾18年。早在1899年2月，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发表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第121-122期《万国公报》。“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客偲也”，这是目前可考的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第一次传播。当年出版的小册子《大同学》中也提到了“恩格思”，称社会主义为“今世养民术”，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276①三年后，梁启超撰文再论李提摩太翻译的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文章，从中简介马克思学说，“麦喀士是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一也。”“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5]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简介虽可谓点睛之笔，但却未能真正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选择，唯有苏俄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开风气之先，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才引发了中国革命和启蒙的重奏。
究其原因，确与当时中国人务实封闭的思维习惯有关。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了变革社会的勇气，而凝聚中国革命的力量，则需加强对长久蒙昧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6]，而使这“反复陈述的主张”深入人心，便是引领民众的启蒙。正是这场启蒙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而当代中国社会的时局使这场启蒙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指导这场政治实践的理论，以中国语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普及，阶级斗争、工农革命、分田分地等话语成为穷苦人改变命运的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当我们将视线转向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不仅发现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均为人们深入了解，而且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理解并灵活运用晚年恩格斯的哲学启蒙思路和普及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首先，晚年恩格斯具有以“新世界观”启蒙民众并使工人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倡导启蒙运动的康德曾因其著作不够通俗而深感遗憾：“缺乏通俗性是人们对我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公正的指责。因为事实上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是能够通俗化的，否则，就可能是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连篇废话。”[7]很多缺乏哲学思维训练的普通读者阅读马克思的哲学论著时同样遇到理解上的困难。而“恩格斯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大多数有思想的无产者都愿意读他的文章。许多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知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8]197晚年恩格斯意识到，人类已经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为此应启蒙民众走上砸碎枷锁的现实的运动，而政治实践对工人来说不是一个学院派的问题，而是与生存实际相关的现实问题，这就需要将新时代的新世界观娓娓道来，呈现大众哲学的理想读本，在革命语境中切实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
其次，晚年恩格斯具有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思路和计划。作为马克思遗稿的执行人之一，晚年恩格斯打算出版马克思的政治传记[9]329，他曾提到“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10]他还和梅林商量出版“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9]341，另准备“出版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我的信，由我作注。”[11]这两件事后来分别由梅林和古斯塔夫·迈尔于1902年和1922年完成。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本意，晚年恩格斯为大量新版著作写了“序”或“跋”。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写过1154封信，其中大量书信用来阐释他们的理论，李卜克内西认为“恩格斯的书信往往都是科学论文，是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指南”[8]15，乃是对恩格斯书信的理论深度的肯定，而这些富含深度的阐述是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达的。
再次，晚年恩格斯恰当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普及的关系问题。鉴于恩格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人们曾将其视为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权威，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阐释也遭到不少理论家的诟病，最突出的批评就是他无法企及马克思的哲学深度。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不同的研究分工，仅在恩格斯“以10多年的时间研究各种科学的一般哲学，考察一切科学及其最新的成就”[8]26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认真程度并不逊色于马克思。当人们认为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翻版时，几乎忘记了恩格斯对这些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评价，考茨基说“他用轻蔑的态度谈论百科全书。我在他家里就没有看到过一本。如果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那就是侮辱了他。”[8]76晚年恩格斯深知精深的理论研究是哲学普及的前提，所以他“认为通过《资本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并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的这本书是写给有一定修养的读者看的。恩格斯批评了《资本论》的通俗本。”[8]118浅薄的理论是无所谓大众化的，而将精深的哲学理论普及给普通民众的时候，尤其考量普及者的理论深度、表述方法和文字力度。
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们奋斗与超越的精神力量，需要汲取晚年恩格斯的上述思路和方法。既要有启蒙民众的理论自觉，也要有普及理论的整体思路，还要恰当处理学术研究和理论普及的关系问题。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尽管流传的多为摘译、节译或译文不够理想的版本，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话语和思维力量在民众心中涌起波澜，关键在于其符合实践的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实践迫切需要具有深刻解释力和深远指导性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简洁明快的文风表达深刻的哲学意旨，寻找使马克思主要哲学思想方法和价值诉求深入人心的科学路径，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12]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可行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与现代哲学的中国风格
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在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适境遇中为各文明民族所因循，而以其各具特色的民族形式体现哲学的现实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13]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革命固然是一项力图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事业，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无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文明民族中确实有各具特色的理解方式和表达形式。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文明民族中更好地发挥实践功能，就必须使之获得民族形式，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各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使之更好地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人们熟练掌握和灵活使用的精神武器。
晚年恩格斯在一系列序和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必要性。例如，他在为《哥达纲领批判》所作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14]294。作为出生于普鲁士的革命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熟悉德国人的文化习惯和实践活动中的革命因素，晚年恩格斯时常称自己为“德国人恩格斯”，建议拉法格称自己为法国人，这种表述被有些学者质疑为“条顿森林”式的自信，实际上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德国风格的强调。而这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彻底美国化”的强调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他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所作序言《美国工人运动》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纲领在美国“必须完全脱下他的外国服装，必须完全成为彻底的美国化的党。”[15]他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也强调美国与欧洲的差别：“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14]12在恩格斯看来，美国人同样渴望摆脱资本逻辑的桎梏，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应有独特的实现形式。
在根据游历美国的所见所闻写作的《美国旅行印象》中，晚年恩格斯再次以饱含希望的笔触论述了美国革命条件的独特性：“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 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16]这显然并非简单赞赏美国之于欧洲的革命优势，而更多地是强调作为“新世界”的美国应探索新的符合民族特色的革命途径，使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社会实际相结合。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中国形式，这种理论成就基于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危害极大，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危害，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7]109-118这些话语通俗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每当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17]282，中国革命就会遭遇坎坷，只有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断，中国革命才会走向胜利。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534他运用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阐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他赋予《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一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这种对“实事求是”的时代阐释反映了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风格。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进一步克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确认改革的时代所需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语境中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需要，因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19]63“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9]116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相伴而行，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哲学基石，面向改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凸显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标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使中国社会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道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有识之士选择的建设与改革之路，是中国人借鉴国内外经验与教训，不沿袭任何模式，彰显中国风格，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杰作。中国道路展示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表达中国话语，提炼中国元素，把握国情和世情，是“中国制造”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思维开放、视野广阔的和谐、人本、科学发展之路，是展望长远的务实进取之路，是谋求和平、发展、文明、繁荣、和谐的成功之路，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使之更好地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需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与时俱进的智力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当代哲学的时代品格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写给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406这句话深刻指出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态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在解析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体现我们的时代精神。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刻影响当今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需要使这种思想方法成为当今时代的社会风尚，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间。如此，必然要以鲜活的民族语言生动地阐释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必然使之在面对复杂深刻的现实问题面前具有强悍的解释力，而这必然要求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品格。
晚年恩格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三种努力颇具启示意义。首先，面对新时代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晚年恩格斯具有哲学思维与时俱进的自觉意识。晚年恩格斯不仅指出他和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20]249《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0]212而且指出自己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20]432而《反杜林论》的自然科学部分“叙述得极其笨拙”。[14]348对于他和马克思旧著的不足与不合时宜之处，他都在新写的序或跋中作了改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他的根本观点已经完全过时，而意味着此前很多具体的论断不宜成为人们墨守的陈规，应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与时俱进。至于他们的“新世界观”，“首先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14]347毋庸置疑，这种“新世界观”之所以能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明语言，得到广泛传播，关键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与时俱进的有效的思想方法。
其次，形成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学术理论，必须在实践中继承理论传统中的精华。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0]703-704尽管恩格斯在青年时代与马克思合撰了不少哲学文献，但当他系统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时，只能独自完成这一厚重的理论工作了。几乎在整理马克思遗稿的同时，晚年恩格斯以通俗晓畅的笔触论述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尽管在理论研究上有自己的侧重点，例如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哲学的科学性的阐述，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观念几乎均得到应有的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缺乏理论创新能力，相反，“恩格斯从来也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的。”[21]晚年恩格斯致力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他的“新世界观”，正像他在晚年经常发表文章的《新时代》杂志的名称，晚年恩格斯在阐述哲学理论的创见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
再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人们所接受，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综合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素养。晚年恩格斯曾明确批判过一种理论阐述的思路：“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这些青年著作家“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20]691-692毋庸置疑，浅薄空泛的理论是不会具有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与时俱进，关键在于其具有破解现实问题的能力，是人们“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晚年恩格斯可谓专业研究者的典范，这不仅表现在他深刻地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关心时事的习惯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他在74岁的时候，每天看三份德国报纸、两份英国报纸、一份意大利报纸和一份维也纳报纸，此外他还要看来自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美国、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捷克的19份周报。“为了阅读易卜生和谢兰的原著，他在七十多岁时还开始学习挪威文。”[8]64这种理论功底和研究态度无疑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晚年恩格斯哲学得到人们愈益深入的理解，而哲学思维与时俱进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中继承理论传统中的精华的努力以及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综合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素养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同时得到深刻体现。从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人的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和价值论研究，再到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强调民族复兴、公平正义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坐标，伴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中国社会改革取得辉煌成就，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也取得丰硕成果。[22]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以之解析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公共问题。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格局，推动稳定发展的中国社会实现发展的新高度，需要谋划全局的创新思维。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3]而发展面向时代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和互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看家本领。既要强调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也要强调实践发展的原则高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双重创新，呈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引发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特质和时代品格。晚年恩格斯通过对哲学普及、哲学的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在一切文明民族成为人们改变世界的自觉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现了科学理性的启蒙，使中国民众进入自觉塑造历史的新时代。在百余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同时得到丰富和发展，人们不仅深入理解包括晚年恩格斯重要哲学文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而且自觉运用包括晚年恩格斯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理论和思想方法改变世界、解释时代，从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应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汲取晚年恩格斯哲学的思想精华，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具有时代高度和理论深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妥善处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1471.
[4]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
[5]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J].新民丛报：第18号，1902-10-28.
[6]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第6卷，1919：（5-6）.
[7]康德书信百封[M].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6.
[8]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0.
[12]参见臧峰宇.哲学创新与教学改革[J].教学与研究，2010：（5）.
[1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4）[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87.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4.
[17]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19]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116.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M].古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5.
[22]参见臧峰宇.深化改革与哲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