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村地处晋中盆地的边缘，两千多亩土地被沟壑分割成几大块。所谓修大寨田就是在原来的地塄上打一条新的土堰，外切里垫把耕地围起来，从外观上看，就像大寨的梯田。
世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农民是最劳苦的人，要不连自己都承认是受苦人。文革给一代人创造了一个新标签，叫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没有文凭的标准，大概读过书的就算，但在农村，可分为两类：插队知识青年和回乡知识青年。不管是那一类，并没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插队青年的根本来就不在农村，即使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也不愿把根留驻。电视剧《北风那个吹》就真实的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与命运挣扎的艰难经历。剧中的女主角牛鲜花就是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她虽然头上罩着那么多的光环，县革委员，武装部副部长，大队革委主任兼铁姑娘队长，但她也向往城市，当条件具备，她还是会放弃农村的一切，毅然决然地进城。而与牛鲜花截然不同,我却栽了个大跟头,由村里令人眼热的生产队会计,一下子打入到"副社员的行列。就像命运给初生牛犊开了个玩笑。
我初中毕业在当时就算回乡知识青年，按在当时的家庭条件，能在村里当会计就算烧高香了。本想干一番事业，但在那种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我努力过，奋斗过，也千方百计地迎合过变化莫测的形势和人，但最终失败了，被当作两种势力明争暗斗的替罪羊，从并不掌管多大实权的小队会计岗位上撸了下来。在农村，会计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摔下来照样会摔得很重。那些日子大有黑云压顶之势。当时我刚结婚不久，村里顿时风言风语四起，兴灾乐祸的人到处散布等着看吧，媳妇肯定在不住他就能当会计，不要他当了看他怎么办？好多善良的人也这么看。在村里人看来我已无什么前途可言，不要说跳出农村，恐怕连正常的社员资格都没有。就如同刚学会游泳的人一下子被圈进险象环生的旋涡，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走出会计室，正好赶上农田水利工程上马。那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耳欲聋，记得当时有篇权威社论提出：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现在已经到了总可以了吧！的关键时刻，各级领导要层层向上交帐，于是便层层向最基层的生产队压来，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派工作队进村。派驻村里的工作队是地区级的，可见上级对一个不足600人的小村子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出村里这几年的学大寨没抓出什么成绩，拖了运动的后腿。带队的是一个姓白的领导。一进村就来了个黑猫抓地，驾临于村干部们头上指挥生产。当时正处于三秋生产的关键时刻。工作队一声令下，集中所有的强壮劳力上大寨田。要求两头见星星，两顿饭送工地。口号就是要让村里鸡犬不宁，地里人声沸腾，红旗招展。说只有这样，才有学大寨的气派。我当然是上大寨田的对象。这里特别想说说我的铁钎。当会计的时候并不经常使用农具，所以家里的农具都是些摆设，根本不好用。尤其是那张铁钎，是我刚从学校回来买的。一次去三泉镇赶集，从原来的学校出来，想到以后要扎根农村劳动一辈子了，就在地摊上买了一张。当时不会鉴别农具使用的好坏，就挑了一张又重又笨的，足有普通铁钎的两张重。回来同院住的田大伯还教训了我半天。实际使用的时候确实吃了不少苦头，同样的活计要比别人出更多的力气，好在当了会计以后基本就没在使用它。如今从墙疙垃里拿出来，铁钎表面锈得足有铜钱厚。花了整整一个中午的时间，才见了点铁青的光泽。妻见状劝我再买一张。这个道理我也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我决定不买新的，就使用这张专门用来折磨人的特殊工具。因为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对肉体的自残才能减轻心灵上的伤痛。 我们村地处晋中盆地的边缘，两千多亩土地被沟壑分割成几大块。所谓修大寨田就是在原来的地塄上打一条新的土堰，外切里垫把耕地围起来，从外观上看，就像大寨的梯田。据说是为了保水。然而大寨的土地挂在山坡上，而我们那儿本来就是几百亩一块的平展展的耕地，外边打这样单薄的土堰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在当时实在没人敢提出异议。为了显示学大寨大干快上的气势，队里成立了指挥部，上大寨田的劳力按部队的建制编组，我被编在二排。头天出工，村里大喇叭放着学大寨的歌曲，全部劳力拉到村南地塄相连的几块地里，以排一字形排开，每隔一段插一面红旗。远处看去，队伍浩浩荡荡，战线拉得见头不见尾，工地上人声鼎沸红旗飘扬，好不壮观。其实这样的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并不怎么大，反正每人坚守一段，你只要身子晃动就行。至于工程进度，大可不必着急，反正有的是时间。只要上级检查的人不来，摆好的阵势就不能变动。因为摆这样壮观的阵势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磨洋工。这里不得不说说二排长，二排长是组建农田基本建设兵团时才由地区来的工作队任命的。他比我小几岁，没上过几天学，由于大人的关系，平时队里人并不看重他，遇事还免不了捉弄他一番。每逢这种场合，他到不怎么在意，反倒是别的人有点不忍心的意思。队里的老少爷们谁也没有想到会让他当二排长，作为当事人，他也有点儿头重脚轻，手足无措，一副找不着北的样子，说话本来就没个正形，现在要站在人前讲话，谁看了都有点滑稽。别的人打心眼里看不顺眼，会不择手段地玩弄他，而我没有这个资格，也不会玩小人的把戏。 二排长上任不久，有件事让他遇上了。村里过去的贫协主任六十岁生日，至从四清运动开始，这类事情就办得很低调，人们都担心被当作资本主义思想的典型。老人儿女多，其中两个女儿又嫁本村。本来儿女亲戚中午凑在一起吃顿饭，庆祝一下祖祖辈辈看重的人生重要日子，是人之长情。可能是动作大了点儿，消息不知怎样就传到工作队的耳里。这时村里人正吃饭。在大寨田工地吃饭的人刚放下饭碗，正围在一齐玩用筷子顶碗的土杂技，就听一阵急促的集合号声，二排全体马上紧急集中，全排人马跑步回村里，有重要任务。队伍拉到村东头那家过寿的门口，大家才知道是开现场批判会。工作队气势汹汹地站到队前，神情十分严峻地说：现在村里有人和学大寨唱反调，利用‘封资修’的那一套对抗学大寨运动，大家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撤底的批判，把它批倒批臭说完还喊了几声口号。接下来该大家踊跃发言了，但很冷场，队伍里互相交头接耳，纷纷躲避工作队的目光。只见二排长神情激动地站到队伍的前边，带头批判起这家人来了。他不长的发言引得队伍里先是偷偷发笑，到后来实在控制不住了，变成了哄堂大笑。但二排长还是硬着头皮领头喊起了口号，批判会实际开成了一场闹剧。 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到后来队伍里的人都神情彻底放松了，根本不像是在开批判会，倒像是欢迎什么人物的现场。假如我没有当过那几年的会计，假如我没上过那几年的中学，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利用一切机会寻找欢乐，对眼前发生的全不当回事。然而我不能，我是刚刚被撤消会计职务列入另册的人，像眼前过寿的人家庭成份好还被抓了现行，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几十人的队伍里，只有我规规矩矩的站着不动，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随着二排长举拳头，不出声地喊口号。 那时的学大寨，尽管上边想尽了各种办法，从组织上搞大兵团作战，掀起一个又一个的高潮。思想上狠抓制胜法宝，时时盯着阶级斗争新动向，搞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沉到学大寨的最前沿，其实是在搞大规模的作秀运动。对于回归劳动队伍的我，体力上并不感到有什么吃不消，每天出勤都很愉快，混同于其中想方设法去偷懒；肆无忌惮地捉弄二排长；取笑起哄来往的年青女性。那时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大都安排在公路旁，边劳动边可以看过往的行人。每当有大姑娘小媳妇从面前经过，便有人带头喊看兔，所有的人便停下手中的活儿，一起欢呼起哄起来。闹得再胆大的媳妇也只有低头逃跑的份儿,那些小姑娘们就更不用说了。为此还惹出不小的麻烦，曾为戏弄过路的邻村支书的老婆，人家不吃这一套，闹得下不了台，为此还惊动了两个村的最大领导。一天尽管劳动十多个小时，但感到时间并不觉得难熬，差不多天天都会制造这样那样的荒诞闹剧。它暂时缓解了我心中的痛楚，麻木了那根梦想脱离农村的敏感神经。不过最感到难以忍受的，就是每天都要接受那个姓白的工作队的训话，还有二排长指手画脚蹩足的瞎指挥。与同伴们欢乐之余，总有一种被当做猴子戏耍玩弄的感觉。 春节过后，大兵团搞大寨田工程的高潮掩旗息鼓，二排也随之解散。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我没有了会计的身份，像队里的其他社员一样，开始一日三次，到多年来自然形成的劳力集中点上等待队长派活计。二队的劳力集中点在离我家不远的饲养处的西墙根。这里是一块单干时的场院，场院的西南角安放着过时了的石碾，南边半个场地是栓牲畜的地方，最东边有一眼水井，是人畜吃水共用的。北边靠街的地方是人们等待出工站坐的地方，那儿向阳背风，每天队里的社员都习惯到这里来集中,不管是已经分配了活计的,还是等待队长指派活计的。因为这儿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上至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下至家长里短偷鸡养汉。这种雅俗共存荤素不分的村野论坛，实在是块闲聊消磨时光的好地方。 刚从学校毕业回村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到这儿来，虽然我不能向那些老资格的受苦人那样，高谈阔论发表演讲，但这里给我认识社会提供了最好舞台，也是熏染农民素质的好课堂。如今却没有了过去的感觉。也就是说，从会计的岗位上掉下来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了。天寒地冻的日子还没有完，队里还实行的是两出勤。第一次到场院去领活计，感到头都抬不起来，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站到人市的边缘，看着眼前乱吵吵的人群，我有一种置身于待价出售的感觉。其实站到这儿的大多数人已经有了固定活计，赶车的，切草的，还有三三两两一伙单独干活的。时间差不多了，队长才把手拥在袖筒里，来这里发落安排当天的活计。指名道姓分配活计的，都是些比较自由随便的活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够有机会得到的。等把这些零星活儿指派完了，队长一句话剩下的都走，干的活计都是大路活计，农业社，不用问，一家干啥都干啥。 我当然是在剩下的队伍里，因为我在新上任的队长的眼里，是有问题的人。而且我的下台也与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比我大几岁，是四清运动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性格怪癖，用村里人的话说叫癖荚。说话办事总要与众不同。比如：当队长领着人干活，如果今天他心顺，干活中间休息，可以一直息到收工。有时候息得上了年纪的人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主动起来去干点活计。如果今天心情不好，那就遭殃了，不仅取消了劳动中间的休息，而且别的队里早就收工了，他还黑唬着脸不让收工。饿得人们前心贴后心，但谁也不敢张口提收工。他自认为是村里的能人人。这倒也不假，可惜没有用到正道上，掏家雀捉犵狸自不在话下，最擅长的是搞恶作剧。记得我刚参加劳动那会儿，跟随队里的半大小子晚上到人家窗户外学半夜鸡叫，拉人家的门铃都是他出的点子。那时县里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村，村里的养猪状元和他同名同姓，于是他也打起了养猪出名的主意。当时他还不是队长。在他的鼓动下，队里盖起了猪场，并让他当了猪场的场长。本想他也能像人家养猪状元一样养出名堂，可一年下来，猪是越养越少，而且活着的猪也都喂成了三根柴。不仅没给队里带来好处，还赔了很大的一笔。这个人还有个毛病，男人生着女人的口，好说闲话，好搬弄是非。假如今天去你家窜个门，保不准明天婆媳俩就会闹起矛盾。然而他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在撤换队里原来的队长和会计后，工作队把他扶上队长的位置。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的眼中钉。作为他的对立面，可见今后一定有好果子吃。 黄土高原十年九旱，给土地保墒是春季的头等大事。每年一过惊蛰就忙活上了，队里的主要活计就是搂地。单独派活肯定是轮不上我的，每天都是跟着大部队劳动。这倒好，省去了到饲养处场院等活计的这一关。估摸着到了出工的时间，扛上工具直接到地里就行了。春天的阳光懒洋洋地照着黄土地，一阵阵黄风搅起漫天的沙尘。出工了，队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人肩上都扛着耙，三五成群，远看就像猪八戒的人马出了高老庄。我尽量走在队伍的中间，觉得这样不显眼一些。到了地里，先来的人还不动手，而是双手抵着耙把站成一排，边等人边起哄开玩笑。估摸人到的齐了，领头的队长先开耙搂，然后依次跟随，等最后一个人动手的时候，前边的人已经搂出一大截了。整个队形就像天上飞过的大雁排成的队，成阶梯形的。每个人搂地的宽窄一般没规定，大约就是一米宽的样子。紧跟在队长后边的是和队长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大部分人都愿意排在队伍的中间。这样等轮到我的时候，也就到了队伍的尾巴了。而排到队伍后边的都是些老弱劳力，所以我就显得很另类。开头我倒没怎么在意，觉得远离队里的那些是非人还清静一点儿。后来发现，这样的干活，吃亏的总是排在后边的几个人。我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想耍奸，但想方设法混水摸鱼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夹在中间干活的人，很容易偷工减料，耙下的地段会越来越短，当然质量就更好糊弄了。所以排在后边的人会发现，自己干的活计会越来越多，直至离领头的人越来越远。村里人多少年来形成了习惯，不管是干什么活计，地头就是休息或是收工的站点。所以都把地头作为目标，争取比别人早到，那怕是几分钟也是一种享受和荣耀。因为这不仅仅是可以比别人多休息一会儿，更重要的是在队长的眼里，它是评价劳力强弱的有力证据。虽然排在后面的人总要比其他人多干好长时间的活计，但评分的时候总是比别人要低。 开头我也能忍受了，多干就多干点吧，反正自己现在是在人家的手底下。但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虽然撤消会计就意味着政治上有问题，但决不是戴帽子的阶级敌人。那天是在村南的李宝地搂茬子，也像往常一样，等轮到我动手的时候，已经有到了队伍的尾巴。这块地去年种的是高粱，埋在土里的高粱茬子又大又多，搂起来特别吃力。排在我前边的是叫二保的后生，比我小几岁。今天可能是家里有事，出工晚了一点，要不他总是紧随在队长的后边，属于会讨领导喜欢的那种人。排在我后边的是保保，他跟我同岁。可能是从小营养不良，长得又瘦又矮，属于那种落园的茄子没长开。虽然是年青后生，可队里并不把他当强劳力，而是作为女劳力使用。但人老实本分，从不偷奸耍懒。这一前一后两个人，家庭成份都不好，都属于当时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在队里的位置却悬殊很大。很快排在前边的二保就显示出他的精明，与我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我俩搂的地段却越来越宽。太阳开始偏西了，按惯例，该到收工的时候了，地里早已没了说笑的声音，气忿显得很沉闷。人们焦急的等待着队长发话收工，尤其是那些家庭主妇们，更显得心急如焚。从队长的脸色看，他今天的心情不怎么好，看来今天又是个闰晌午。所谓闰晌午就是延长上午的劳动时间，到了该下工的时间不让收工。有时队长为了惩罚个别社员，会拖延到别的队开始出下午工了，才发话让收工。这时全队的人会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被惩罚的那个人身上。 那一天我就成了引发闰晌午的罪魁祸首。多年的集体劳动已经把人磨练得十分精明了，不管男女老少，差不多都会掌握干活的分寸。估摸快到收工的时间了，活计正好可以告一段落。那天地里的人差不多都搂到地头了，性急的人已经开始做收工的准备了。而我和保保还离地头有一大截。因为我俩搂的地越来越宽。我使尽全力也赶不上大队人马，而我又没有偷懒取巧的技巧，也不愿意偷懒。不管怎样，我得保持自己文化人的形象。地头站着等收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都投向正在拼命干活的我。这时的我心里也挺着急的，抬头看了看前面，只见完成自己任务的队长并没有要收工的意思，而是点了根烟，席地坐了下来，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心想，今天要出我的洋象，把我推到火鏊上烤了。果然不出所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焦急回家的人们，特别是急着回家做饭的妇女们开始沉不住气了，先是低声埋怨，有的开始借着旁边收工的牲口指桑骂槐。然而没有一人出来动动手，帮助把最后一点活儿干完。因为坐在那儿的队长始终一声不啃，别人就不敢做出想要收工的举动。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我就在众人刺眼的目光下，努力完成着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每一分每一秒都像鞭子抽着干活一样。那个时刻，我读懂了奇耻大辱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女人：她是队里有名的浪女人，年龄大约四十多岁，人送外号解渴瓜。不管村里人对她怎样，见了她我总是规规矩矩的叫婶。她娘家是山里的，深山出俊鸟，人长得模样十分俊俏。到了出嫁的年龄，正好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父母为了躲避兵匪，胡乱找了家人家就嫁了出去。她跟这个男人的婚姻有点像《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与武大郎，谁见了都觉得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两人的感情生活可想而知的。她热情大方，性格开放，队里不管老的小的都愿意跟她开玩笑，而且不管多出格的玩笑她都能承受得了。我刚参加劳动的时候，曾听人说过，一次在菜地里劳动，休息的时候，几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人跟她戏闹，最后闹到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引得周围的人都把头转过去，她都没有恼了，只是哈哈一笑算了事。反过来，她开别人的玩笑也是不讲场合和深浅，口无遮拦的她常常会让公公在儿媳妇面前下不了台。可见她的存在给枯燥乏味的田间劳动带来了多少欢乐。不过人家可是浪而不荡，相好的人肯定是有的，但决不乱来。只有她的相好的在场，她才会有所收敛，变得女人一点儿。她从来不开我的玩笑，在我面前总是一副长辈的样子。那天收工，我满含委曲的落在人群的最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缓缓走着。想不到她一反常态地站在路旁边收拾茬子边打量周围，像在等什么人似的。当我走到她旁边的时候，她神情严肃地叫住我：孩儿，你的学生脾气得改了，犟汉吃得犟汉的亏，会计的职位是怎丢的。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而麦子却等不到秋天，炎热的夏天正是麦收的季节，也是对农村人考验的季节。经历过严冬酷暑的人还有什么苦难受不了呢！种到地里的种子很快破土而出，庄稼苗对政治气候是不敏感的，不管社会上刮什么风，只要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它就会不停地生长，很快就把大地染成了一片绿色。当田里还是光秃秃时，我的那个婶说的那句话，却一直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她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生存课，要想从逆境中抬起头来，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苦，才能在队里算个人。机会就是眼下的割麦子农活。俗话说女怕纳鞋底生孩，男怕锄谷割麦子 我是左撇子。上中学的时候为了改变先天形成的习惯，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用右手握镰刀，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血肉的磨练，几乎是在血水里泡了三遍，后天最终战胜了先天。那时靠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当时宣传的一大批革命英雄所代表的时代精神鼓舞了我。今天能给我动力就是尽快走出撤消会计职位后带来的政治阴影，摆脱受歧视受污辱的困境的迫近愿望。那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情始终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二模子是队里有名的割麦子高手，是我儿时一块玩耍的伙伴。他身材不高，长得削瘦，但割麦子很有优势，因为弯腰不用太大。村里人评价好后生的标准有两条，长得膘悍强壮这一条首当其中；在有就是干活嵌，也就是干活会使巧劲的意思。二模子割麦子就属于嵌的人。要知道，村里的年青人要落个好后生的名声，不仅能得到姑娘媳妇的青睐，没结婚的找对象不难，就连结了婚的也很容易成为女人们追捧的目标，隔三差五的沾点异性的便宜。更实惠的是评工分可以评高分，不管劳动出没出力，都是标兵分。 开镰啦,麦田里十分热闹。割麦子的三人一组，前边一人开行，两边各一人贴垄。负责开行的人都是队里公认的好手。割麦队伍由一个个小三角形组成大的三角阵形，只见镰刀飞舞，背部迎着金光闪闪的太阳不停地蠕动，场面十分壮观。这样的场面最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更何况抱着个人目的呢！开始我是没资格担负开行任务的，但我专挑二模子搭组，他开行，我贴垄。我知道这样做体力会不好受的，因为暂时两人的割麦技术还相差很多，但我必须这样做。其实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难战胜，怕的是失去精神动力，大概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此吧！每年的割麦大约需要十多天的时间，当地里的麦子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割麦技术已经差不多赶上二模子了。众人看我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我们的队长，自打我丟掉会计的位置，到他手下劳动以来，就没正眼看过我。如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地头休息的时候开始招呼我抽他的汗烟。当然我也尝到了甜头。因为我割的快，总是最先割到地头，这时回过头来看正在奋力追赶的人们，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这恐怕就是社员资本的积累吧。 割麦劳动结束后，我好像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似乎变成了真正的农民，和其他社员没有了区别。那年的交夏粮，我和队里的后生们一顶一的扛麻袋，200斤的齐包放到肩上，快步捷行，根本看不出一点学生派的影子。坐在送粮的马车上，一会儿怪声怪调地唱电影《青松岭》插曲，一会儿戏耍过往的女人，对着大姑娘小媳妇乱喊乱叫；到了粮站，想方设法捉弄粮站的公家人；交完粮十几个年青后生围在一起，每人十个干巴巴的月饼的往肚子里填。吃完了，从口袋里掏出窄条报纸，学着电影《艳阳天》里的主人公——肖长春的样子，卷着烟叶抽。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溶入你生存的那个环境，与群众打成一片，就会找到快乐的。 繁忙的三夏劳动过去了，我也从过去安排活计时，被冷落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不再是剩下的社员。队长先是派我到菜地帮忙，没几天就分配去浇地。这些活儿既苦轻又自由，还能挣全天的工分，属于队长照顾人的活计。浇地组共有三个人：我.保保，还有一个是负责技术的，年龄比我俩大一点儿。队里东崖底有一眼大锅锥机井，水抽上来后流入崖底的旱井，然后再提上来浇崖顶的几百亩地。打这眼井的时候，我还在队里当会计。记得还为打井作过贡献，井壁使用的砖井洞就是我和队里的泥工匠人砌的，因为这也算是个技术活儿。井洞每个直径1米多，高1米。打井的时，人推着大锅锥往下钻，边钻边往下放做好的井洞。现在看见它，不由得想起了当会计的日子。上下两眼井安着两部链条水车。三个人有一人照看水车，其余两人巡查水道，往地里浇水。那时的提水工具简单，井里的水流不大。人显得十分轻松。 夏秋之交，正是庄稼长得最旺盛的时候，也是最需要水的季节。村里经常停电，所以浇地没有上下工时间，只要来电就得开机。白天来电时断时续，根本没有规律。到了晚上12点以后，电才能稳定送上。后来有人把当时的计划生育难办，娃娃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因，调侃为都是停电惹的祸，恐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三人合上电闸，开好放水渠道，就躺在崖顶机井旁的一块草地上，头顶深邃的苍穹，群星闪烁；远处的村子里不时来几声狗叫；身旁的水车有节奏的发出哒哒的声音，水渠里潺潺流水低吟。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夜晚啊！此情此景一点也不比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逊色。如果你是一个久居闹市的文人墨客，突然置身于如此美妙的环境之中，一定会引发无限的感慨，甚至会触发天才的灵感，创作出千古不朽的作品。这样的雅兴不属于我们，至少在那个年代不会产生。 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照例合上电闸，看着水流进地里。我们三人不知是谁先提出的：队里的甜瓜熟了，咱们去吃点儿。说是吃，其实叫偷。于是留下保保看守机井，我和另外一人去瓜田里去拿。这类偷瓜摘果的把戏儿时曾和小伙伴们做过，看瓜田的人到了后半夜早进入梦乡了，你只要离瓜庵远一点儿，偷偷摸进去，想挑那个挑那个。虽然多年没再玩过了，但现在重操旧业还是挺熟练的，也觉得挺有趣的。多少年提起浇地的事，马上就会想起瓜田，嫩玉米，桃枣一类的形象。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的秋天，是一个滋生私欲的季节。 年青的生命就是在这种近似麻木而有充满迷惘的时光里流淌。当满足那可怜的一丁点儿私欲，短暂的快意消失后，一种恐惧会从心底油然而生：难道我就这样庸庸碌碌地当一辈子农民吗？[责任编辑：男人树]
赞 (散文编辑：可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