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融合文献考释、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钱理群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融合心理还原、美学评价和思想省察,则是以王晓明为代表的学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回到现场”、展开“情境写作”,是他们共同的学术旨趣、理想和诉求。相形之下,前者的著作是学者之作,后者的著作是才子之作。以“北钱南王”为代表的两个学派的雏形,正式跃出学术史地平线,开启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他们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范式,从学术路径上说,是自下而上的论从史出;从认知范式上看,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认知范式。研究者自觉建构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创建个性鲜明的学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渐入佳境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回到现场;情境写作;方法论;学派
中图分类号:I206.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5-0169-10
作者简介:
张志平,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云南 昆明 650091)
近来,众多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学者努力探寻较为理想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积极尝试较为理想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回到现场”、展开“情境写作”,正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
一位历史研究者指出,“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研究者“回到现场”是他展开“情境写作”的前提,换句话说,研究者“回到现场”后,他叙写历史的方式必定是“情境写作”。“犹如上演一出戏剧,研究者如场记,知道每一位角色做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客观地展示实情,而不必导演剧情。”①文学史是一种狭义的历史,这位历史研究者向往和翘盼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也完全适用。
以钱理群、王晓明为代表的两大学者群的学术路径、治学方法,从方法论角度彰显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趋势,从学派角度隐现着两个尚在孕育中的学派的雏形。研究者从方法论角度细致考察“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新潮,从创建学派的高度系统总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经验,是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需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工作渐入佳境的重要表征。
一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至今不足百年,研究者要研究的历史,尚存留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上,尚活现于前人的历史著述中。他们要“回到现场”,不须像考古学学者借助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只须广泛占有和阅读文献典籍,只须用心考释和体悟前人的历史著述。当然,这不能成为研究者排斥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借口。有时,研究者富于创造性地化用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他们“回到现场”,有助于他们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规范化和科学化。
在治“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中,钱理群的方法论意识最强。他展望“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趋向时坦言,他心驰神往的研究新潮是“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不受‘趋向’、‘潮流’限制的研究。在这些更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中,将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课题,思路,角度与方法,它是不可规范,无以归类的。……这类研究往往给学术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新的活力”(注:钱理群:《返观与重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6页。)。因他不断探索、自觉尝试新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颇具实验性和先锋性,不过,它并非不可“归类”,他自己就适时总结其研究经验、推广其研究方法。
王瑶在总结多年文学史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典型现象”理论,其核心是“通过对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注: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多年来,钱理群研究文学史时自觉运用这一理论。他从变动不居的文学史中选取“历史的强者”鲁迅和周作人、“历史的弱者”曹禺做“标本”,通过细致解剖他们不同的历史活动、文化心理和生命形态,展示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以及他们回应危机的方式,进而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网络中揭示人性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优点和缺陷、现实性和象征性。在此基础上,他细致考察文学典型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东移”过程中,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具体评价、阐释,在哲学抽象和实证分析的有机统一中,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探寻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共性及其内在精神脉理。难能可贵的是,钱理群在长期潜心研究文学史的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开创了“单位意象(观念)”研究方法,即从清理和辨析作家惯用的语词入手,找出深蕴着作家观察世界人生和社会历史的独特方式、凝聚着作家对世界人生和社会历史独特感受和认识的“单位意象(观念)”,通过多层次揭示其丰富内涵、多角度挖掘其文化积淀,精确认知和阐释作家同中外文化、古今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譬如,鲁迅笔下的“过客”、“无物之阵”等,周作人笔下的“风雨”、“苦茶”等,曹禺笔下的“挣扎”、“向天外飞”等,均是作家独具的“单位意象(观念)”,它们承载着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体会、生存困境等的独特感受和认识,它们是作家建构和表达思想的重要手段。再譬如,鲁迅笔下的“夜”、周作人笔下的“爱智者”和“常识”等“单位意象(观念)”,真切隐现着作家特定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
钱理群通过研究鲁迅、周作人和曹禺,相当成功地尝试了“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治学方法;通过研究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现象,开创了“抓住一点、总揽全局”的学术路径;通过写作《1948:天地玄黄》一书,相当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学术理想。在《1948:天地玄黄》一书中,他以1948年这一中国历史大转折年代为切入点,把易为“大文学史”怠慢和轻忽的人和事、历史细节纳入历史架构,不仅生动展示了“40年代”文学的总体风貌,而且深切揭示了“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现在看来,《1948:天地玄黄》不仅是钱理群最受学术界称道的论著,而且是学术界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当之无愧的经典。这是多种因素融构、合力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注:[俄]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周扬译,载《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页。)钱理群总在历史过程和历史网络中考察、认知和阐释研究对象,他常通过精心发掘、整理和辨正文献典籍,进入历史过程、梳理历史网络、把握历史脉搏。他在《〈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一文中,融合文献考释、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相当成功地尝试了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以《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为个案,进入杂志的版面空间和出版时间,寻找“杂志中的作品”和杂志出版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的对话关系,以及和杂志前后左右的文本的对话关系,触摸作品文里文外丰富复杂的内涵以及背后的生命故事(注:参见《〈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一文“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他通过讲述作品写作和发表的故事,细致入微地展现出存在于《万象》杂志中的长篇小说《荒野》的形态、内涵、底蕴、文学史价值等。此文充分显示了他通过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方开拓学术道路的理论勇气、胆识和气魄。可以说,“《万象》杂志中的《荒野》”,是他潜心研究“40年代”文学时发现的一个“典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