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史上，高仁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字。
作为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创办人，他认为最有力的爱国方式，就是必须把教育搞好。他存世仅34载，却有16载光阴是为教育呕心沥血。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斗争，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第二位革命烈士，亦为北京大学教授中被公开绑赴刑场的第一人。
2010年5月14日上午9点，北京植物园满园新绿，春花盈盈，一行共百名心怀虔诚的人们聚集在位于这里卧佛寺附近的高仁山烈士墓前，举行隆重的新墓碑揭幕仪式。出席仪式的有高仁山先生的儿子高陶和夫人汪听逸、女儿陶燕锦、孙子高扬等15位家属，以及革命前辈李大钊之孙李亚中先生、胡适内侄江丕权教授、刘半农之侄刘育熙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等诸多各界人士。
高仁山的墓地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墓碑毁损，仅存底座，墓体剥蚀残破，满是疮痍。之后高仁山先生的好友陈翰笙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修复高仁山之墓，但一直未果。直至2008年1月高仁山英勇就义80周年之际，以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史建霞女士、北京大学环保办副研究员严瑞芳女士及玫瑰园中学许瑞梅校长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共同成立了“高仁山烈士修墓立碑暨文献资料整理组”。他们一边搜集整理汇编出版《高仁山文集》，一边与植物园共同协作配合，历时两年多终得以使墓地重新修复，使墓碑以新姿屹立在春暖花开的北京植物园里。
是书生更是英雄
高仁山幼名宝寿，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到父辈家境破落，靠其父自食其力维持家中生活。高仁山是长子，幼时与弟弟在本县小学读书。他生性刚直，聪明好学，对所学过目不忘，对老师讲的课能深刻理解，尤其能俭约治身，人我一视同仁，故深受师长、父母的钟爱。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俊朗，因腹有诗书，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涵养。他的性情诚朴敦厚，为人十分豪爽、耿直，从来不讲假话。在与人交谈到高兴时，他就爽朗地大笑。他做事的风格，更是坦荡、忘我，愿意付出一切。一次，跟他一起的陈翰笙，不小心把手表掉在了马桶里，高仁山二话没说，立即伸手从马桶里为陈捞出了手表。此细节，使陈翰笙大为感动，高仁山为人之品格即呈现眼前。
为了教育和国家，高仁山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在家里挂着的条幅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17岁时，他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成为关系很好的校友。毕业后，他跟周恩来先后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期间，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此时，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只知卖国求荣，不顾人民的死活，使国权屡失。高仁山目睹此状，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经常与同学们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悲愤异常。为聚集救国力量，他提议并发起组织了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周恩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新中”，即建设新中华之意。在日本学习期间，他把有限的生活费节约下来买书，过着勤俭、清苦的生活。每天黎明他约同学到树林间去攻读学业，研究如何改造中国的教育。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制定了个人研究教育的“五步计划”并逐步去实现。
1918年冬，他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专习教育。期间，他利用课暇时间到校长家或饭店、医院帮工，所得收入除供衣、食、住开销外，都用于购置书籍，用于研究教育问题。学习之余，他还利用暑假参加舆科仑巴夏令会，取得辩论竞赛活动第二名和演说第一名。后又被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华人留美学生会选举为中文秘书，并得到中国驻美总领事奖授的金牌和驻美公使奖给的银杯。1920年，高仁山从葛林纳尔大学毕业后，又进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取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又由芝加哥大学转赴华盛顿图书馆研究教育。在此期间，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立即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图劝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代表不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高仁山以学生领袖身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自筹费用到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出卖民族利益。后他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又赴英国，用半年时间调查了英国26个城市的教育情况。随后又到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1922年年底，他接到北京大学邀他回国的电报，便于1923年1月，怀着改革中国教育的雄心壮志回到北京，开始实践他的理想和抱负。
高仁山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他的倡议下，创建成立了北大教育系。他先后任教育系副主任、主任。1924年，他被选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儿童通信委员会委员。与此同时，他为实现“根据科学方法办理实验学校，解决我国教育上实际问题”的夙愿，于1925年春与陈翰笙、胡适等人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161中学)，高仁山任校长。他倡导的办学宗旨是：适合中国现代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风趣地说：“北京有个王麻子剪刀铺。比如艺文中学是北京真正王麻子，我是艺文中学校长，就算是真正王麻子的掌柜的，教师们就算制造剪子的工人们，你们大家就是王麻子里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剪子。”意指每把剪子，都要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即，主张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身对于行为知识等种种方面随时随地地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正能自动及真能自治的人。
后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高仁山积极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艺文中学向师生积极传播革命和民主思想，他常说：“自校长至堂役都是艺文的主人翁，教员与学生、校长与校友都是平等的，相互之间要尊重。”在他的领导下，艺文中学的民主空气很浓，革命活动非常活跃。该校内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教员，在早会上常给学生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道理。师生之间关系融洽、畅所欲言，经常共同交流思想，研究学业，使自主学习的氛围非常浓郁。
在教育经费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高仁山克服种种阻碍，始终如一执著于教育事业。为此，他创办了《新教育评论》，并撰写发表了大量书评、时事评论和介绍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对教育界人士认识本国教育的弊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间，他还配合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为提高全市中、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组织暑期补习学校，为北京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还完成了《英美教育制度》一书的写作。
尽管工作繁忙，但在面对妻子和
幼子时，高仁山仍是极尽细心与温存。当年儿子高陶落地时，高仁山不胜喜悦。他兴奋地对妻子陶曾毂说：“与我一试验儿童教育之机会矣。”此时，高仁山的妻子因难产致疾。母乳不足，高仁山便亲自以奶粉哺儿，每日为之洗濯，承担起家里一切起居、饮食之事，极其细致尽心，昼夜抚育幼儿，不辞劳苦。也正因他的潜心哺育，儿子高陶聪明健康，茁壮成长。此时，他除了任北大教授外，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课程很是繁重，但他不顾早晚仍继续忙于儿童身心发育的研究与实践，以期待儿子高陶能够向健全而合乎他理想的方向成长。在这样的实践下，高陶三岁时，已能荷锄栽花，并能与父亲高仁山共戏球类。为此，高仁山常常不禁对友人说：“吾儿将来可成为中国之体育家矣。”后来，在又得一女时，他更是欣喜，为有机会再做儿童教育实践而慰然。只可惜，他在自己子女身上的教育实践尚未见结果，便为国为教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高仁山1925年6月参加革命，曾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李大钊等先辈惨遭杀害之后，高仁山于1927年9月亦被捕入狱，1928年1月15日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4岁。
这真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和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李秋生先生这样描述高仁山赴刑场那天的情形：“我家的一位老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中听说要枪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评剧戏迷喝彩一样——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向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
又据当时前去为高仁山先生收尸的车夫讲，高仁山是坐着死的，临刑前敌人让他跪下，他挺直腰板就是不跪。
首倡“超教育而言教育”
高仁山先生牺牲时年仅34岁，他从18岁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倾心专注，一刻不怠，即使被捕入狱后，他仍心系教育，在狱中给妻子陶曾毂的遗书中，他写道：“自被捕以来，将及三月，在侦缉处十二天，在警察厅十天，在军事部十天，在陆军部监，迄今日止，已达五十五天。各处拘押，备尝铁窗滋味。然清夜抚膺自问，究为何故，受此冤厄，至今犹未了然。在三个月之中，内外消息隔绝，此身未死，以觉正义公道，尚未全致泯灭。因偶得破笔，将寸衷间所储藏者，聊书寄陈，俾知我者，悉我十六年来为教育尽力，于愿足矣。三月铁窗生活，形体上虽凶首垢面，而心志上对教育事业，未尝一日去怀，愿将狱中所思考之经过，书于后，以告我曾毂。他日如能出狱，当接继努力，即坐罪而死，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有完成一部分之希望。……”可见他为教育的拳拳之心，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了一体。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年底从欧美回国，创办了北大教育系并出任系主任。然而，他的第五步计划尚未完成，他本人却在一腔爱国之心中捐躯，面对先生身后大半个世纪的寂寞，我们除了不胜欷歔，就是扼腕叹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仁山先生在遗书上强调了他的教育主张和遗愿，他写道：“北大教育系，系予与诸同仁商议两载所手创，其中最重要主张，系根据科学方法，从附设实验学校，解决我国教育上实际问题。艺文中学即本斯旨创办，被捕之前，与筱庄、冬轩、少涵诸先生组织艺文幼雅园，亦属此意。盖予之计划，将自幼雅园、小学、初中，以至高中，成一贯的实验学校。”他叮嘱爱人，倘有不测，要“将家中所藏教育书籍可尽捐入北大图书馆”。同时告诫他的学生要“以教育为终生事业”。遗书的最后，他抒发了自己的心境，他说：“我生34载，以16年之光阴，从事教育之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益于社会国家，苟从圄长逝，诚死亦不暝矣。我对教育界努力，为我曾毂所深悉，除任课、办艺文而外，凡一切虚浮之酬应，皆摒弃不与，结果竟为党案所牵连，尚复何言。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
“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这是先生留下的令我们感动的为教育之献身精神，亦是他人性光辉的闪耀之处，他的这种献身精神，较之当今教育人的状况，我们更多的心情，应该是抱愧。
高仁山为国捐躯已经82载，但他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和他所主张的“超教育而言教育”的学术思想，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强的启示性和生命力，成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人文遗产。
“超教育而言教育”的思想，是高仁山先生超越于一般的“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家之处，其独到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高仁山后来参加国民党，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抓住了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是真正的教育改革的逻辑之必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必然选择与归宿。
针对这点，钱理群教授在前不久召开的“高仁山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情绪激昂地说：“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的情况下，单方面地进行教育改革，这样所谓教育改革就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致变质，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问题依然是这样：如果不依高仁山先生所倡导的‘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辙’的。”
继而，钱教授又感慨：高仁山先生对教育的忠诚与执著，至少可以昭示我们，使我们感奋。他辞去教育行政长官不做，辞去大学校长不做，甚至不顾生计的困乏与生命的危险，而坚守在艺文中学，并斩钉截铁地说：‘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因此最终被捕并壮烈牺牲。他简直就像一个傻瓜!而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物。无论什么东西，一旦到了他们手里，都变成为个人谋方便的工具。从教育科学输入以后，它的作用似乎只在于教书拿薪水、编稿抽版税和献议做大官。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依然“充斥着政客、流氓与小妇人样的人物”，依然是“聪明人”多多，“傻子”寥寥。我们面临的思考是：在高仁山先生这样的先辈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还不想放弃理想的教育者和知识者该怎么办?面对和重温高仁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实践和革命活动，我们必须思考、回答，并做出自己的选择。
八十二载后，他仍是超前者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发生了巨变，但是因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国民精神之贫乏，是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信仰缺失，使方方面面都处在乱象当中，究其原因，都是教育出了问题，什么样的教育造就什么样的人。
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中小学教育景象——能够在生硬的灌输下，令学生考高分且听老师话的被认为是好老师；在老师和家长的重压下，最终考出高分的学生被认为是好学生；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讨好老师，最终让老师对自己孩子另眼相看吃小灶的家长被认为是好家长。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如何去自立?如何去自爱?如何去爱国?如何让我们的国民素质整体提高?
早在82年前，高仁山先生就反对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认为它摧残学生，贻国祸民。他的教育理念是“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出的学生能分析、认识、解决问题，能报效国家”。他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性的丧失：“父母命子弟入学，子弟不得不学，子弟的成绩好则父母喜，子弟的成绩劣则父母忧，结果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动机在得好成绩，在使父母喜，与学生自己生活的改进，反无什么关系，这种学习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子弟入学之后，教师竭力督促，一意灌注，甚至压迫，所以学生因为教师的原因，不得不学，结果，学生学习的动机，完全由教师督促灌注压迫而发生，这又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在另一篇文章里，高仁山先生又发出感慨：“今之少年”缺乏“自己管自己”的“自治能力”，一味“渴慕自由”而不知“约束自己的活动”。高先生的这些忧虑之辞，真仿佛是对当下中国教育及结果的批评箴言，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震撼：82年前与82年后，中国教育呈现着怎样惊人相似的一幕啊?!相信高仁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
环顾当今教育现状，尤其让人感怀高仁山先生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与弥足珍贵。他说得很清楚：要推行“以‘人’为宗旨”的教育。他当年为艺文中学规定的办学目标，就是要“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艺文中学在当时可算是划时代的、新型的学校。其打破呆板的灌注式教学方法，强调家庭与学校、同学与学校紧密的联系。采用美国道尔顿制(Daltonplan)教学原则，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自学能力的知行合一的人才，力求教学与训育一致，以知导行，以行证知，使学生养成合作的习惯，从而达到每位学生毕业后都能独立看书，独立研究之目的，成为中国最早的教学改革实验学校。
在该实验学校，高先生具体指出道尔顿制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合作，时间预算”。“自由”，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动、自觉、自主之精神，自由计划自己的工作”，完全掌握学习的主动权，一切都“自己去挑选，去辨别，去评定，使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生对于行为知识职业种种方面随时随地地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正能自动、能自治的人”，这就为学生成为自觉的公民奠定了基础。“合作”，就是要培养学生“共同合作”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与责任心，他强调：“个人的自治是不够的，健全的公民必须有团体自治能力的训练”。他将这样的同时强调个体自由与团体合作的教育思想归结为“社会化、人性化两种作用的化合”，即不仅要引导学生建构独立的个体人格，而且要培育学生社会公民人格，要既做合格的自然人，还要做合格的社会人。
高先生还特别强调：“一国之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所以，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用自己的精神来约束自己的活动，才能有条有理地发展为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事业，这是最要紧的。”
在高仁山的心目中，教育和爱国是融为一体的。他在叮嘱教师时说：“教育小孩子，要首先告诉他们：中国虽有锦绣河山，如自己站不起来。所以也是枉然，假如自己可以站得起来，中国立刻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拿这个神话告诉他们，可以养成他们的爱国思想。”
拜读先生文集，仔细重温先生思想，不得不感佩的是虽然时隔82年之久，但高先生新颖的教育理念和一腔纯然的爱国风骨，简直就是为我们当今教育现状和国民精神提供的一条恰如其分的改变通道。
高仁山先生的孙子高扬在美国待了30多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田子坊。他在与笔者交谈时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及改革也感慨良多：“我认为中国教育当前走的路方向有些不对，它最大的弊病是从小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原始创造力，使小孩子们失去了童年，长大后他们自然没有为国家创造种种价值的能力。没有创造，就只能跟在别国的屁股后面，比如，冰箱、手机、电脑、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等，这些与我们当今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培养孩子们从小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浓厚兴趣，美国的教育就很注重这些方面，尤其是文学，因为它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挖掘非常有帮助。但是，美国没有背书这一说，它只是引导和启发，让学生们在尽情的玩耍当中，把每个人的想象力和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觉自发地发挥到极致，这其实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高扬所说的“引导和启发”及“自觉自发”，与他的祖父高仁山先生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自治”所表达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每个学生，都能够从小接受正确教育方向与教育风气的引导和熏陶，学会“自治”与“团队自治”，心中既有个性化的小我，又有心怀团体、社会和国家的大我，待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自爱又爱国的负责任的优良公民，如此良性循环，我们还需期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