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林志明是台湾当局在金门岛驻守的一名士兵。一个寻常的夜晚，台湾海峡的海浪声里照常混杂着两岸大喇叭的喊话声。林志明刚刚换班上岗，对这种声音和环境，他早就习以为常。那时的台湾海峡，是东西方冷战铁幕的前沿阵地。 从1950年起，国民党中改会规定：对大陆的破坏工作是党部主要工作之一，要不遗余力地对大陆进行渗透。1953年，大陆也成立了对金门广播站，向国民党守军展开攻心战。双方的嘴仗持续升级：除了电台广播之外，还通过飞机、炮弹、气球、风筝、木桶、漂流瓶等散布传单。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的声音彼此拉锯。海风将一张传单吹到了林志明的脚下。他看了一眼，迅速把传单收好，藏了起来。这张从大陆飘来的传单上写着，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关怀下，台胞林田烈一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让林志明冒死私藏传单的，是林田烈这三个字。林田烈是他的父亲，他们已经二十年未见。 一切还要从林志明父亲林田烈说起。1939年，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林田烈带着刚出生的大女儿从故乡台湾到广州，在乱世中讨一口饭吃。林田烈原名林殿烈，1906年出生于台湾新北一农户家庭。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澎湖被割让给了日本，林田烈正是在日据时期长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实行去中国化，进行全日文教育，尽废中文。 但是台湾人并不甘心做二等公民，1921年10月，一些本土知识分子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开办讲座、读书等活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中的不平等。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林田烈也加入了文化协会，学习中文。这些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偷看禁书，分享时事。苏俄成立后，左倾思潮影响全球，台湾文化协会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左派团体。1928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蔡孝乾等5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等为候补中央委员，台湾共产党员共计18名。1931年的春天，林田烈也加入了台湾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是除了苏联之外各国统治者眼中的异端，后台中共和日共都被本国政府严厉镇压，自身难保，何况弱小的台共。1931年5月，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动大检肃，疯狂搜捕台湾共产党人。林田烈听到风声，连夜逃到乡下兄弟家里，但很快，日本警察循迹而来。林田烈要跑就会被当场击毙，只能束手就擒。这场搜捕中，包括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在内的107人被捕，侥幸逃脱者或潜伏或逃往大陆。成立仅三年的台湾共产党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用两根小木棍压五指尖，再用针刺指甲缝，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烟烫乳头。谢雪红回忆当年的惨烈，这样写道。像她一样，入狱的台湾共产党员都遭到严刑拷打，刚刚加入台共三个月的林田烈，则被判刑五年。 1936年刑满释放时，林田烈30岁。曾经的组织早已下落不明，经人介绍，他成了新北一家商会的会计。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淑卿的姑娘。李淑卿爱上了相貌堂堂、多才多艺的林田烈，但母亲坚决反对。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因政治原因坐过大牢的人叫半红衫，其他人避之犹不及。但李淑卿不管，在她眼里，这个男人如此鹤立鸡群，值得托付终身。虽无母亲的祝福，1937年，二人还是成婚。不久，大女儿出生，林田烈晚上还要兼职给人算账，以尽心供养妻女。1939年，他带着妻女前往广州谋生。身逢乱世、颠沛流离，青年时壮怀激烈的理想被他深埋于心底，他成了个居家好男人。却也是那段时光，成为林田烈人生中最平静的时光。 然而，时代与命运难许升斗小民一生的平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10月15日，国民党部队在基隆港登陆，台湾光复，终于改天换日。林田烈也终于回到了家乡，和千万台湾人一样，扬眉吐气做回中国人。与此同时，蛰伏已久的台共也苏醒了。谢雪红组建人民协会，联络各地左派人士，伺机展开行动。此前逃亡大陆的蔡孝乾，则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返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驱走了日本人，台湾人和这些登陆的解放者们，反倒面临着更尖锐的矛盾。因为文化差异及历史遗留问题，两方开始孳生嫌隙：本省人看到的是涣散贪腐的新政府，外省人看到的则是满岛不懂中文、只会日本话的汉奸。随着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大陆的经济崩溃波及台湾，各种矛盾终于转化为沸腾的民怨。1947年，二二八事件就在此大背景下爆发。林田烈再也坐不住了，深埋内心十年的星火被再次点燃，他重新走上街头。 二二八事件初期，无论是参加起义的民众还是台共，都对局势充满乐观。谢雪红被推选为台中市民大会主席，她相信台湾要变天，甚至刻好了人民政府的公章。然而3月8日，局势逆转，国民党紧急派部队增援台湾驻军，登陆基隆，进驻台北，开始对起义民众大规模镇压，二二八事件惨痛收场。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保密局电告蒋介石，台湾共产党首魁谢雪红，在台中设立指挥总部，台中全部公务人员俱被拘押。大搜捕再次开始。国民党政府在全岛开展清乡、自新行动，范围一再扩大，追溯到日据时期，任何涉有政治案前科者均在追究之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人被捕，或失踪，或枪毙，人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谢雪红等人潜离台湾，林田烈却再次被捕入狱。丈夫面临杀头之祸，李淑卿这个家庭主妇此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和勇气，她四处奔波、上下打点，终于打探出林田烈主审官的伯父是一位故交。妻子的拼死相救加上一点运气，林田烈被释放，条件是马上离开台湾。虎口逃生的林田烈不敢久留，他抛下了妻子和六个子女，逃往香港。这一次，他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台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5月20日，台湾省全省戒严，白色恐怖时期拉开序幕，匪谍分子再次遭到疯狂搜捕和清洗。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并很快变节，组织全部暴露，1800多人被捕入狱，台共彻底覆灭。已经逃离台湾、潜伏在香港的林田烈被组织上通知：马上叫在台家属转移。林家当时六个子女，最大的11岁，小儿子林志明还不到一岁。幼子尚在襁褓中，李淑卿如何抱着随时哭喊的他们在重重监视和关卡之下逃离？最终，夫妻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留下最小的两个孩子，带着四个大孩子逃出来到香港。林田烈以为，台湾很快会被解放，他和两个孩子的分别是暂时的，然而28年过去了。1978年林田烈在上海接待海外台胞时发现对方是一位故人。这位故人了解了林家人的故事后，答应帮忙寻找。终于，林家人等来了那封台湾来信，台湾的林志明在信中写道：母亲在1949年生下我后，将年幼的姐姐和我留在台湾，从此骨肉分离，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视我们姐弟俩为毒蛇猛兽，不敢收留我们，也不与我们往来，过着无父无母孤儿般的生活信未读完，一家人已经泪流满面。 父母失踪后，外婆病逝，两姐弟被寄养在伯父家，很小就辍学，林志明十岁就拖着货郎车跟着舅舅在街市上叫卖。长大后的姐弟俩常常偷听从大陆传来的敌台广播，希望能听到亲人们的消息。当了兵的林志明在金门岛，无意中发现了那张传单。传单上，完全没有记忆的父母和四位兄姊，正在大陆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的笑容开心明朗，好像从未有过悲哀的过往。 在国共两党三十多年的隔海嘴仗中，自己的人民都幸福愉快，对方的人民都水深火热，那一个个真实的家庭、命运、爱与痛，都淹没在喧嚣的口号当中。但真正摧残人心的，还是人们内心的隐痛。每逢年节，母亲李淑卿都会在饭桌上多摆两幅碗筷，默默流泪。每个人都知道，她在思念着什么，愧疚着什么。 真正的相见则是几年后的事了。1983年，冷战还未结束，海峡相隔了33年的亲人们只能在第三地——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相见。母亲和朋友在一辆面包车上焦急地望着窗外，因为还担心被日本的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只能一直在车上等待。几个陌生的、让他们牵挂了三十多年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远远看到林志明和林奕珍等走过来，那时候是激动万分，看到母亲痛哭流涕。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两岸逐渐恢复联系。然而，83岁的林田烈没等到这一天。听闻父亲病危的消息，林志明立刻带着妻儿辗转赶赴上海，送别父亲。林志明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台湾。自1947年离开，整整40年后，林田烈终于回家了。林志明为父亲选了一块墓地，朝着大海，朝着大陆的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林志明是台湾当局在金门岛驻守的一名士兵。一个寻常的夜晚，台湾海峡的海浪声里照常混杂着两岸大喇叭的喊话声。林志明刚刚换班上岗，对这种声音和环境，他早就习以为常。那时的台湾海峡，是东西方冷战铁幕的前沿阵地。 从1950年起，国民党中改会规定：对大陆的破坏工作是党部主要工作之一，要不遗余力地对大陆进行渗透。1953年，大陆也成立了对金门广播站，向国民党守军展开攻心战。双方的嘴仗持续升级：除了电台广播之外，还通过飞机、炮弹、气球、风筝、木桶、漂流瓶等散布传单。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的声音彼此拉锯。海风将一张传单吹到了林志明的脚下。他看了一眼，迅速把传单收好，藏了起来。这张从大陆飘来的传单上写着，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关怀下，台胞林田烈一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让林志明冒死私藏传单的，是林田烈这三个字。林田烈是他的父亲，他们已经二十年未见。 一切还要从林志明父亲林田烈说起。1939年，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林田烈带着刚出生的大女儿从故乡台湾到广州，在乱世中讨一口饭吃。林田烈原名林殿烈，1906年出生于台湾新北一农户家庭。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澎湖被割让给了日本，林田烈正是在日据时期长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实行去中国化，进行全日文教育，尽废中文。 但是台湾人并不甘心做二等公民，1921年10月，一些本土知识分子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开办讲座、读书等活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中的不平等。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林田烈也加入了文化协会，学习中文。这些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偷看禁书，分享时事。苏俄成立后，左倾思潮影响全球，台湾文化协会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左派团体。1928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蔡孝乾等5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等为候补中央委员，台湾共产党员共计18名。1931年的春天，林田烈也加入了台湾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是除了苏联之外各国统治者眼中的异端，后台中共和日共都被本国政府严厉镇压，自身难保，何况弱小的台共。1931年5月，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动大检肃，疯狂搜捕台湾共产党人。林田烈听到风声，连夜逃到乡下兄弟家里，但很快，日本警察循迹而来。林田烈要跑就会被当场击毙，只能束手就擒。这场搜捕中，包括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在内的107人被捕，侥幸逃脱者或潜伏或逃往大陆。成立仅三年的台湾共产党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用两根小木棍压五指尖，再用针刺指甲缝，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烟烫乳头。谢雪红回忆当年的惨烈，这样写道。像她一样，入狱的台湾共产党员都遭到严刑拷打，刚刚加入台共三个月的林田烈，则被判刑五年。 1936年刑满释放时，林田烈30岁。曾经的组织早已下落不明，经人介绍，他成了新北一家商会的会计。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淑卿的姑娘。李淑卿爱上了相貌堂堂、多才多艺的林田烈，但母亲坚决反对。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因政治原因坐过大牢的人叫半红衫，其他人避之犹不及。但李淑卿不管，在她眼里，这个男人如此鹤立鸡群，值得托付终身。虽无母亲的祝福，1937年，二人还是成婚。不久，大女儿出生，林田烈晚上还要兼职给人算账，以尽心供养妻女。1939年，他带着妻女前往广州谋生。身逢乱世、颠沛流离，青年时壮怀激烈的理想被他深埋于心底，他成了个居家好男人。却也是那段时光，成为林田烈人生中最平静的时光。 然而，时代与命运难许升斗小民一生的平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10月15日，国民党部队在基隆港登陆，台湾光复，终于改天换日。林田烈也终于回到了家乡，和千万台湾人一样，扬眉吐气做回中国人。与此同时，蛰伏已久的台共也苏醒了。谢雪红组建人民协会，联络各地左派人士，伺机展开行动。此前逃亡大陆的蔡孝乾，则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返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驱走了日本人，台湾人和这些登陆的解放者们，反倒面临着更尖锐的矛盾。因为文化差异及历史遗留问题，两方开始孳生嫌隙：本省人看到的是涣散贪腐的新政府，外省人看到的则是满岛不懂中文、只会日本话的汉奸。随着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大陆的经济崩溃波及台湾，各种矛盾终于转化为沸腾的民怨。1947年，二二八事件就在此大背景下爆发。林田烈再也坐不住了，深埋内心十年的星火被再次点燃，他重新走上街头。 二二八事件初期，无论是参加起义的民众还是台共，都对局势充满乐观。谢雪红被推选为台中市民大会主席，她相信台湾要变天，甚至刻好了人民政府的公章。然而3月8日，局势逆转，国民党紧急派部队增援台湾驻军，登陆基隆，进驻台北，开始对起义民众大规模镇压，二二八事件惨痛收场。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保密局电告蒋介石，台湾共产党首魁谢雪红，在台中设立指挥总部，台中全部公务人员俱被拘押。大搜捕再次开始。国民党政府在全岛开展清乡、自新行动，范围一再扩大，追溯到日据时期，任何涉有政治案前科者均在追究之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人被捕，或失踪，或枪毙，人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谢雪红等人潜离台湾，林田烈却再次被捕入狱。丈夫面临杀头之祸，李淑卿这个家庭主妇此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和勇气，她四处奔波、上下打点，终于打探出林田烈主审官的伯父是一位故交。妻子的拼死相救加上一点运气，林田烈被释放，条件是马上离开台湾。虎口逃生的林田烈不敢久留，他抛下了妻子和六个子女，逃往香港。这一次，他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台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5月20日，台湾省全省戒严，白色恐怖时期拉开序幕，匪谍分子再次遭到疯狂搜捕和清洗。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并很快变节，组织全部暴露，1800多人被捕入狱，台共彻底覆灭。已经逃离台湾、潜伏在香港的林田烈被组织上通知：马上叫在台家属转移。林家当时六个子女，最大的11岁，小儿子林志明还不到一岁。幼子尚在襁褓中，李淑卿如何抱着随时哭喊的他们在重重监视和关卡之下逃离？最终，夫妻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留下最小的两个孩子，带着四个大孩子逃出来到香港。林田烈以为，台湾很快会被解放，他和两个孩子的分别是暂时的，然而28年过去了。1978年林田烈在上海接待海外台胞时发现对方是一位故人。这位故人了解了林家人的故事后，答应帮忙寻找。终于，林家人等来了那封台湾来信，台湾的林志明在信中写道：母亲在1949年生下我后，将年幼的姐姐和我留在台湾，从此骨肉分离，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视我们姐弟俩为毒蛇猛兽，不敢收留我们，也不与我们往来，过着无父无母孤儿般的生活信未读完，一家人已经泪流满面。 父母失踪后，外婆病逝，两姐弟被寄养在伯父家，很小就辍学，林志明十岁就拖着货郎车跟着舅舅在街市上叫卖。长大后的姐弟俩常常偷听从大陆传来的敌台广播，希望能听到亲人们的消息。当了兵的林志明在金门岛，无意中发现了那张传单。传单上，完全没有记忆的父母和四位兄姊，正在大陆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的笑容开心明朗，好像从未有过悲哀的过往。 在国共两党三十多年的隔海嘴仗中，自己的人民都幸福愉快，对方的人民都水深火热，那一个个真实的家庭、命运、爱与痛，都淹没在喧嚣的口号当中。但真正摧残人心的，还是人们内心的隐痛。每逢年节，母亲李淑卿都会在饭桌上多摆两幅碗筷，默默流泪。每个人都知道，她在思念着什么，愧疚着什么。 真正的相见则是几年后的事了。1983年，冷战还未结束，海峡相隔了33年的亲人们只能在第三地——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相见。母亲和朋友在一辆面包车上焦急地望着窗外，因为还担心被日本的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只能一直在车上等待。几个陌生的、让他们牵挂了三十多年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远远看到林志明和林奕珍等走过来，那时候是激动万分，看到母亲痛哭流涕。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两岸逐渐恢复联系。然而，83岁的林田烈没等到这一天。听闻父亲病危的消息，林志明立刻带着妻儿辗转赶赴上海，送别父亲。林志明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台湾。自1947年离开，整整40年后，林田烈终于回家了。林志明为父亲选了一块墓地，朝着大海，朝着大陆的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林志明是台湾当局在金门岛驻守的一名士兵。一个寻常的夜晚，台湾海峡的海浪声里照常混杂着两岸大喇叭的喊话声。林志明刚刚换班上岗，对这种声音和环境，他早就习以为常。那时的台湾海峡，是东西方冷战铁幕的前沿阵地。 从1950年起，国民党中改会规定：对大陆的破坏工作是党部主要工作之一，要不遗余力地对大陆进行渗透。1953年，大陆也成立了对金门广播站，向国民党守军展开攻心战。双方的嘴仗持续升级：除了电台广播之外，还通过飞机、炮弹、气球、风筝、木桶、漂流瓶等散布传单。解放台湾和反攻大陆的声音彼此拉锯。海风将一张传单吹到了林志明的脚下。他看了一眼，迅速把传单收好，藏了起来。这张从大陆飘来的传单上写着，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关怀下，台胞林田烈一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让林志明冒死私藏传单的，是林田烈这三个字。林田烈是他的父亲，他们已经二十年未见。 一切还要从林志明父亲林田烈说起。1939年，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林田烈带着刚出生的大女儿从故乡台湾到广州，在乱世中讨一口饭吃。林田烈原名林殿烈，1906年出生于台湾新北一农户家庭。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澎湖被割让给了日本，林田烈正是在日据时期长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实行去中国化，进行全日文教育，尽废中文。 但是台湾人并不甘心做二等公民，1921年10月，一些本土知识分子组织了台湾文化协会，开办讲座、读书等活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中的不平等。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林田烈也加入了文化协会，学习中文。这些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偷看禁书，分享时事。苏俄成立后，左倾思潮影响全球，台湾文化协会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左派团体。1928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台湾共产党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名义成立。蔡孝乾等5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等为候补中央委员，台湾共产党员共计18名。1931年的春天，林田烈也加入了台湾共产党。那时的共产党，是除了苏联之外各国统治者眼中的异端，后台中共和日共都被本国政府严厉镇压，自身难保，何况弱小的台共。1931年5月，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发动大检肃，疯狂搜捕台湾共产党人。林田烈听到风声，连夜逃到乡下兄弟家里，但很快，日本警察循迹而来。林田烈要跑就会被当场击毙，只能束手就擒。这场搜捕中，包括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在内的107人被捕，侥幸逃脱者或潜伏或逃往大陆。成立仅三年的台湾共产党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用两根小木棍压五指尖，再用针刺指甲缝，还无耻地剥光我的衣服，用点燃的香烟烫乳头。谢雪红回忆当年的惨烈，这样写道。像她一样，入狱的台湾共产党员都遭到严刑拷打，刚刚加入台共三个月的林田烈，则被判刑五年。 1936年刑满释放时，林田烈30岁。曾经的组织早已下落不明，经人介绍，他成了新北一家商会的会计。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淑卿的姑娘。李淑卿爱上了相貌堂堂、多才多艺的林田烈，但母亲坚决反对。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因政治原因坐过大牢的人叫半红衫，其他人避之犹不及。但李淑卿不管，在她眼里，这个男人如此鹤立鸡群，值得托付终身。虽无母亲的祝福，1937年，二人还是成婚。不久，大女儿出生，林田烈晚上还要兼职给人算账，以尽心供养妻女。1939年，他带着妻女前往广州谋生。身逢乱世、颠沛流离，青年时壮怀激烈的理想被他深埋于心底，他成了个居家好男人。却也是那段时光，成为林田烈人生中最平静的时光。 然而，时代与命运难许升斗小民一生的平静。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10月15日，国民党部队在基隆港登陆，台湾光复，终于改天换日。林田烈也终于回到了家乡，和千万台湾人一样，扬眉吐气做回中国人。与此同时，蛰伏已久的台共也苏醒了。谢雪红组建人民协会，联络各地左派人士，伺机展开行动。此前逃亡大陆的蔡孝乾，则被中国共产党任命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返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驱走了日本人，台湾人和这些登陆的解放者们，反倒面临着更尖锐的矛盾。因为文化差异及历史遗留问题，两方开始孳生嫌隙：本省人看到的是涣散贪腐的新政府，外省人看到的则是满岛不懂中文、只会日本话的汉奸。随着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大陆的经济崩溃波及台湾，各种矛盾终于转化为沸腾的民怨。1947年，二二八事件就在此大背景下爆发。林田烈再也坐不住了，深埋内心十年的星火被再次点燃，他重新走上街头。 二二八事件初期，无论是参加起义的民众还是台共，都对局势充满乐观。谢雪红被推选为台中市民大会主席，她相信台湾要变天，甚至刻好了人民政府的公章。然而3月8日，局势逆转，国民党紧急派部队增援台湾驻军，登陆基隆，进驻台北，开始对起义民众大规模镇压，二二八事件惨痛收场。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保密局电告蒋介石，台湾共产党首魁谢雪红，在台中设立指挥总部，台中全部公务人员俱被拘押。大搜捕再次开始。国民党政府在全岛开展清乡、自新行动，范围一再扩大，追溯到日据时期，任何涉有政治案前科者均在追究之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人被捕，或失踪，或枪毙，人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谢雪红等人潜离台湾，林田烈却再次被捕入狱。丈夫面临杀头之祸，李淑卿这个家庭主妇此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和勇气，她四处奔波、上下打点，终于打探出林田烈主审官的伯父是一位故交。妻子的拼死相救加上一点运气，林田烈被释放，条件是马上离开台湾。虎口逃生的林田烈不敢久留，他抛下了妻子和六个子女，逃往香港。这一次，他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台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5月20日，台湾省全省戒严，白色恐怖时期拉开序幕，匪谍分子再次遭到疯狂搜捕和清洗。1950年1月，蔡孝乾被捕并很快变节，组织全部暴露，1800多人被捕入狱，台共彻底覆灭。已经逃离台湾、潜伏在香港的林田烈被组织上通知：马上叫在台家属转移。林家当时六个子女，最大的11岁，小儿子林志明还不到一岁。幼子尚在襁褓中，李淑卿如何抱着随时哭喊的他们在重重监视和关卡之下逃离？最终，夫妻俩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留下最小的两个孩子，带着四个大孩子逃出来到香港。林田烈以为，台湾很快会被解放，他和两个孩子的分别是暂时的，然而28年过去了。1978年林田烈在上海接待海外台胞时发现对方是一位故人。这位故人了解了林家人的故事后，答应帮忙寻找。终于，林家人等来了那封台湾来信，台湾的林志明在信中写道：母亲在1949年生下我后，将年幼的姐姐和我留在台湾，从此骨肉分离，由于父亲的特殊身份，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视我们姐弟俩为毒蛇猛兽，不敢收留我们，也不与我们往来，过着无父无母孤儿般的生活信未读完，一家人已经泪流满面。 父母失踪后，外婆病逝，两姐弟被寄养在伯父家，很小就辍学，林志明十岁就拖着货郎车跟着舅舅在街市上叫卖。长大后的姐弟俩常常偷听从大陆传来的敌台广播，希望能听到亲人们的消息。当了兵的林志明在金门岛，无意中发现了那张传单。传单上，完全没有记忆的父母和四位兄姊，正在大陆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的笑容开心明朗，好像从未有过悲哀的过往。 在国共两党三十多年的隔海嘴仗中，自己的人民都幸福愉快，对方的人民都水深火热，那一个个真实的家庭、命运、爱与痛，都淹没在喧嚣的口号当中。但真正摧残人心的，还是人们内心的隐痛。每逢年节，母亲李淑卿都会在饭桌上多摆两幅碗筷，默默流泪。每个人都知道，她在思念着什么，愧疚着什么。 真正的相见则是几年后的事了。1983年，冷战还未结束，海峡相隔了33年的亲人们只能在第三地——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相见。母亲和朋友在一辆面包车上焦急地望着窗外，因为还担心被日本的国民党特务监视，他们只能一直在车上等待。几个陌生的、让他们牵挂了三十多年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远远看到林志明和林奕珍等走过来，那时候是激动万分，看到母亲痛哭流涕。 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两岸逐渐恢复联系。然而，83岁的林田烈没等到这一天。听闻父亲病危的消息，林志明立刻带着妻儿辗转赶赴上海，送别父亲。林志明抱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台湾。自1947年离开，整整40年后，林田烈终于回家了。林志明为父亲选了一块墓地，朝着大海，朝着大陆的方向。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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