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儒学，思想史，主线，难点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1—0030—05
高中必修三呈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其中“宋明理学”部分难度最大。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这一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哲学若干艰深概念，距离现代社会远，我们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二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历史背景教材交代少，宋明理学的面貌只是极度凝练的概括，来龙去脉我们难以捕捉。于是这一部分容易流于机械性的灌输，设计的活动往往有些泛泛。笔者试图挖掘这一部分的主线，就若干晦涩、易错的难点展开讨论，求教于广大教师。
一、挖掘主线
本课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其内容标准的学习要点要求：“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明理学以怎样的发展脉络呈现？为何呈现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特点？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学教学来说并不低。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有更深层次的把握。我们知道，古代学术大体可以划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阶段，而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不可撼动的，儒家思想至少经历过三次危机：
第一次是在诸子学于秦朝统一之后面临的焚书劫难，儒家首当其冲；在汉帝国建立之后，董仲舒糅合了阴阳家、法家、道家思想重振儒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经学独尊地位。第二次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今文经学流于迷信，古文经学流于繁琐，正统的儒学不能约束人心，在战乱和佛道的冲击下儒学出现第二次危机；经历宋明理学家的诸多努力，在吸收佛教、道教精华的基础上，儒学开始第二次振兴，重新成为正统思想。第三次危机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古代学术的发展走向尾声。
宋明理学的展开，就是第二次危机出现后。学者们吸收佛道思想走出危机的过程。汤因比说，“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不断将文明向前推进，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可见“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的提出，以及“应战”——宋明儒者的应对可构成这一课的主线：
“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无疑主要在于佛道两家思想的冲击。自从东汉以来佛道在中国大盛，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儒家。“盖儒术衰歇，自晚汉已然，虽以传统尊严，制科所在，注疏词章，仅为利禄。粗足语夫学问之真者，转在彼而不在此也。”足见随着社会的动荡，汉末以后儒家的势力基本被架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要迎佛骨人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后写下名文《谏迎佛骨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立场力主皇帝灭佛。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还险些招致杀身之祸。事后韩愈被贬，其行为大大收敛。韩愈的失败，也说明了这场白热化的儒佛之争中儒家的惨败。就统治者而言，儒家对精神世界的关照空间基本被掏空，仅剩下躯壳。
儒学在汉末以后面临的这种尴尬的处境，表面上是被佛道所压制，实际上与其自身的种种弊病密切相关。第一，自孔子以来，儒学一直是为政治服务，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天人感应说和五德终始说，都直接论证的是统治者执政的合理性。政治学说毕竟不是学术，虽然带有哲学精神，其逻辑再严密也终究有着诸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漏洞。随着统治者的没落儒学危机自然出现。第二，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儒家学说内容庞大，但相当一个时期是一个零碎、杂糅的汇总，其内在的体系性不强，欠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框架；其内部门户林立，相互抵牾诟病大于切磋促进。第三，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都以“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态度，对鬼神、生死、世界本体等问题的探索基本是空白；但社会的动荡与战乱使人们需要彼岸世界的精神慰藉，于是佛教和道教的繁盛自然在情理之中。佛道对儒学挑战，深刻原因在于儒学的内部。
“应战”。“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余蓄，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既然危机的原因出在儒学内部，宋明儒者就势必要对这些进行调整。这一次调整的难度，比汉代学者重振儒学的难度大得多，因为这次复兴触及儒学的根本性弱点。所以宋明理学家的应战措施，绝不是只批评佛道的简单层面，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
首先，宋明儒者的学说和汉代董仲舒等人相比，虽然也是为纲常伦理与封建政治服务，但宋明儒者理论的说服力远远大于汉儒。董仲舒的学说显然过于疏阔附会，“其实仲舒思想的主要渊源，只是战国晚年的阴阳家邹衍，更使仲舒思想，由附会而转入怪异，遂使此后的思想界中毒更深”。其学说中，对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内容远大于学术性内容。但宋明儒者能够很大程度上从学理的角度探索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能够有勇气探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据，能够潜心钻研“格物致知”的法则，能够叩问出“吾心即是宇宙”的道理，这些都说明宋明儒者和政治之间有一定距离。
其次，宋明学者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依照佛道的理论框架对传统儒学作了重要的整合：
1.人心人性作为哲学叩问的重要问题，而先秦的心性儒学在汉魏以后隐而不彰。佛教主张明心见性，道教主张修心养性，在这一时期远远比儒学走得远。在这种压力下，宋明理学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心性之学的纲领，和经书中原先重要性靠后的《论语》《孟子》一起列为《四书》，大讲天理、人欲与人性的善恶（朱熹看到了人性中有恶的因素，王阳明主张性善），以探索心性来解决儒家所面临的困境，完成了先秦心性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
2.先秦两汉儒学的经典中，许多内容都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对于世界本源的叩问几乎空缺。宋明儒者在这一点上取法道教，论证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五代末期的陈抟研究太极，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世界本源学说，南宋朱熹集前代大成最后形成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也认同世界本源的学说，认为心即理。所谓格物致知、发明本心都是认识论角度探索本源的方式。这样儒家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都被宋明理学大大丰富了。
3.宋明理学家继承了唐代韩愈主张的“道统”，即儒家传道脉络系统。韩愈作《原道》，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授系统，称自己继承了这一系统的衣钵。程颐在为程颢所作的《墓表》中认同直到程颢才接过这个道统。南宋朱熹认为周敦颐和程氏兄弟是上接孟子的，而自己继承了周、程思想。这一学说的建立，不仅论证了理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对庞大杂糅、门户林立的儒家学说是一次很好的体系疏理。
最后，宋明儒者在批判佛道同时，也吸收了佛道的许多思想。比如太极、理是万物的本源，就直接和道教相关；“存天理，灭人欲”就和佛教中的灭欲如出一辙；“道统”学说就是佛家弟子师承关系的翻版；“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做法又和佛家的苦行与顿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学者都对佛学有着精深的造诣，他们的学说从某种程度说就是把佛学改头换面。宋明理学营造的这种空间，虽然不能改变儒家淡化宗教的态度，但毕竟拉近了儒家与佛道的距离，“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走上衰运，而儒家则有另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
综上所述，佛道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提出“挑战”，以及宋明理学家成功“应战”构成了这一课的主线。程朱理学向外探求，陆王心学向内自省，殊途同归，为的都是这个目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两派思想都成功地吸纳了佛道精神，把三教合一上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难点剖析
这一课生涩的概念众多，围绕着以上的主线，需要作以下分析。
（一）三教合一。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兴起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乱世，人们在痛苦中需要镇痛剂。佛教宣称因果报应，宣传轮回，这些理念是重生轻死的儒家学说的空白。道教土生土长，来自于春秋战国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鼓吹长生不老。这能满足人延年益寿的需求，放弃纲常名教的压抑，放任自然性情，也和儒家思想迥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更有市场，但佛道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都有发展。
佛家思想开始本土化。东汉牟融的《牟子理惑论》就论证儒佛一致，佛称佛道，也讲无为。汉族士大夫认为佛教徒“沙门不敬王者”“沙门不敬父母”的情况也大为改变，与儒家伦理相合拍。武则天称帝，就是借助《大云经》鼓吹自己是弥勒佛降生；据说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形象。道教思想也受到佛教、儒学影响。西晋天师道王浮《老子化胡经》就说老子出关后化为浮屠，有的寺院里还有“化胡图”存在。葛洪作为道教大师，《抱朴子》中也提了“遵道”“贵儒”并重的主张。儒家思想也吸收了佛道的因素。东晋士大夫孙绰在《喻道论》中说周孔救急弊，佛教明其本身。魏晋南北朝一般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又研读佛老，佛老思想成为士大夫必备的素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这样的例子。到隋唐时三教合一（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语汇，是后人的概括），武则天时代就编过《三教珠英》。这一过程是儒学正统地位打破的过程，也是儒学融入新因素的过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还是社会功能的相互补充，隋唐时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有学者指出，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这样的环境，恰是宋明理学诞生的土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势必要把握好这一点，否则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来自于《礼记·大学》。《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已经亡佚，是朱熹用自己的理解补上去的；而后世对这一费解的话语解释也是形形色色，这里采用的是程朱理学的解释。今本《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就是朱熹的话。程颐把“格”解释成“穷”，朱熹解释成“极至”，都是探究穷尽。“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穷尽天理。这里的“物”，主要就是古圣先贤之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在书斋中，穷经尽典，字斟句酌，经历一系列积累最后能够“贯通”顿悟天理。朱熹一生著书209卷，大量整理文献，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留下了《书集传》《诗集传》《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四书章句集注》等文献。所以“格物致知”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朱熹之所以这么重视“格物致知”，是因为这是叩问“理”的关键途径，是探索世界本体的重要认识论。这在教学中是难点，也是宋明理学整合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
（三）“鹅湖之会”。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可以上溯到二程。二程皆主张心性，但程颢主“敬”偏重内心，程颐偏重向外“致知”，故此“朱、陆之争，实已孕于北宋诸贤之间”，到“鹅湖之会”分歧全面爆发。南宋时在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这次辩论，辩论的两家，就是两派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他们的特征，在相互的责难中就能看出，两派的目的都在于端正人心，朱熹是“支离”，二陆是“太简”。“支离”形容朱熹所持的向外探索天理的学说庞杂繁缛，支离破碎；“太简”形容陆氏兄弟所持的内心反省天理的学说过于简单，粗枝大叶。这一学术讨论虽然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意义深远：“鹅湖之会，实为两派分帜之始。……自九渊后，‘浙中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简唱之。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功夫。假托圣人之言，迁就释意，以文盖之’。陆流愈近于禅寂矣。叶水心言：‘今世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以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孟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辞，精深微妙，茫然莫测’。朱流愈陷于支离矣。两派之分，遂以判绝。”“我们不难发觉，朱熹、陆九渊都有着佛教的痕迹：陆九渊“发明人之本心”早已“近于禅寂”，而朱熹“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也和佛教苦行顿悟非常相似。这个典故不仅精当地概括了两派学说的特征与缺陷，还是教师教学中从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过渡的材料。
（四）“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源于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尽心上》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王阳明来看，“良知”即是人人具有的本能，“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致良知”就是端正意念，将良知推广开来。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指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认为的“格物”就是思想观念与行为上“为善去恶”的过程，“致知”就是致内心的“良知”，这与程朱大相径庭。这里他强调“知行合一”，与苏格拉底倡导的“知识即美德”如出一辙。曾有人对王阳明说，如果有人知道对父当孝，对兄当悌的道理，却不能做到孝悌，王阳明驳斥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悌）。”实质上，他强调的是懂得美德的人一定能实践美德，否则称不上“致良知”。这是中国儒学史上心性学说的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对儒学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
（五）理学的弊端。教学中教师都会提到，宋明理学纵然提倡心性道德，但压抑人性、维护专制统治，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障碍。这种概括立足于宋明理学整体。但程朱与陆王毕竟有着很大区别，程朱之弊引发陆王的反动，陆王之弊引发清儒之反动。这恰恰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的嬗变。从本体论看，程朱理学向外探寻天理，士大夫标榜的内容要求太高，和宋代市民化的生活有很大距离，动辄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如是就不容于士大夫阶层，可这些的确难于做到。即使作为一代宗师的朱熹的作风也颇有瑕疵，这从沈继祖弹劾其十大罪、朱熹迫害政敌严仲友与官妓唐蕊等事件中都有体现。从认识论上讲，程朱理学的难度很大，皓首穷经虽用力众多而收获苦寡。这些无疑都对程朱理学的说服力产生消极影响。在商品经济、市民思想愈发活跃、人心愈发难以束缚的宋明社会中，这种高不可攀的思想就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于是人们质疑其正确性也是自然。陆王心学的出现，恰恰是要挽救程朱的不足；虽然统治者仍旧重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可是心学用简易可行与世俗化的方式鼓吹天理在我心，人人可以成尧舜，这显然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心学的风靡，带来学风乃至社会风气的浮夸与空洞。士大夫不认真读书，不钻研实际问题，空言心性，空谈误国。于是自顾炎武以来的清儒就极力主张实学、主张考据，整理文献研究实际问题，纠正心学带来的弊端，最终形成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朴学。这样的破与立，正是衔接这一单元众多知识的体系上的线索。
三、教学建议
这一课的难度较大，在我们教学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思想史的讲授不同于其他知识，不仅要注意历史环境对思想的影响，还要注意思想史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三教合一影响到宋明理学的诞生，程朱理学的弊端影响陆王心学的反动，陆王心学的弊端又影响后世学者的反动等等。如果缺失这种逻辑，整个思想史内容会是散沙；其次枯燥的哲学概念，如“格物致知”“致良知”等，应该注意概念的深入浅出，食不厌精。让学生做到理解记忆，防止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第三，贴标签式的做法应淡化，早年学术界一度曾以“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套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上，方凿圆枘，许多理学的合理性因素被忽视。在教学中，理解内容比非黑即白的定性更重要。
【责任编辑：李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