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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摘要：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科学归纳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有助于客观认识我国县域发展的规律，发挥示范效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出发，以百强县为例，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即区位依托型、产业依托型和市场依托型，并进一步下分子类，以求为相似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县域经济；百强县；发展模式
一、前言
县域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1]。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的地区差异孕育了多样的县域经济。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一议题，一些学者从空间地域的角度出发，以一定的行政区（多为省）为单位，将我国县域发展模式划分为江苏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山东模式等[2]，这种分类方法优点在于定位准确，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缺点在于分类结果过于庞杂，每个省都可以称为一种“模式”，并且区域尺度未能统一，除了以省为单位外，还有以县为单位的分类方法，如“昆山之路”、“江阴板块”、“张家港精神”等，给归纳工作造成不便。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以各区域的战略目标为标准来划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如“城乡统筹模式”、“区域统筹模式”、“民生幸福模式”等[3-4]。这种分类方法突出了县域发展的特点和路径，但由于各县域单元发展阶段、问题和战略目标各有不同，因而也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区域环境系统的两个子系统。随着人类对环境改造能力的不断增强，水、土、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已不再是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气候、生态等宏观自然环境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工降雨”等手段解决，在此背景下，区位条件逐渐成为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自然要素。人文环境方面，产业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程度、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基本决定了该区域的经济地位；市场是产业经济的必要补充，区域内外各产业通过市场竞争与合作而发挥作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衰落和转型。综上，我们认为，区位、产业、市场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性要素。总结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应该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性”问题出发，找寻其共同的影响因素，才能尽可能地对不同发展路径进行概括，同时便于条件相似地区找出不足，获得启示。
另外，百强县是我国两千余个县域单元的“佼佼者”，代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趋势，探讨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必然不能忽视对于百强县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发挥“先进带后进”的示范效应，本文以百强县为例，对我国县域经济主要发展模式进行总结，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县域单元的发展脉络。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提炼和加工，得出我国百强县的主要发展模式如下：
二、百强县的主要发展模式
1、区位依托型
①城乡互动模式
城乡互动模式在百强县中较为常见，具有这种模式特征的县域往往分布在我国主要城市周边或在交通上能与大城市便利往来的地方，比如浙江嘉善县、湖南长沙县、江西南昌县等，因此该模式也被称作城郊型。总体而言，采用此模式的百强县正是分享了大城市的各种资源（如资金、市场、劳动力等），才得以快速发展。但城乡互动型模式不是一种简单的“习得”模式，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资源存量使县域单元无法效仿大城市的传统扩张模式，而通过城乡互动、分工协作则成为了这种模式的主要特色和最大优势。主要做法是发展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体系以服务城市，建立配套性、辅助性产业以支撑城市主导产业，并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如紧邻上海、背倚苏杭的嘉善县实施“融入上海、创新发展、统筹提升、生态立县、民生优先”的五大战略。农业方面，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工业方面，从人才引进、产业发展等方面充分利用紧邻上海的优势，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服务业方面，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研发设计、服务外包、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商贸物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通过以上措施，嘉善创造了独特的“13579”现象：10%的嘉善人到上海工作生活，30%以上的工业品为上海企业配套或通过上海进入其他地区，50%的农产品销往上海大市场，70%的游客来自上海，90%的外资和县外内资受上海影响进入嘉善。可见城乡互动型模式对县域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②开放带动模式
开放带动模式是借助对外交往便利的优势，以区域外的市场为导向，通过经济要素的内外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外向性，这种外向性起初由经济活动引起，而后渗透到区域和人们的社会活动中。采用这种模式的百强县主要通过对外开放，从外界引进资金、技术，内部则提供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与生产配套的设施设备。如张家港在1992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内河型保税港区――张家港保税区，为国内外工商企业营造最有利的软硬投资环境，努力使张家港保税区发展成为我国对外经济的重要连结点。同时，创办了全国县级市首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境外投资连续多年位居江苏省县市第一，实现了经济发展由内向外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张家港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外部的一切资源，与自身的优势要素相结合，实现县域的高速甚至是跨越式发展，不足是增加了县域经济的对外依存程度，若不注意吸收和同化，在经济动荡的时期，很有可能陷入发展的困境。
县域发展是否采用开放带动模式与其所处的区位息息相关，经过统计后发现，采用该模式的百强县中，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占到了83%，而在东部地区中，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更是占到了92%，例如大部分位于浙江、江苏等地的百强县，其发展模式都具非常明显的开放型特征。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东部地区百强县数量占绝对优势，使得二次统计所得的结果仍然偏向于东部，但更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是我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享受优厚的国家政策，又背靠大海，对外交往频繁，经济的外向性很强，另外人们的思想较为包容和开放，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强。由此看来，采用这种模式的百强县在空间地域上的“扎堆”现象不仅仅是偶然，而是与其区位条件紧密相关。
2、产业依托型
①资源依托模式
资源依托模式主要依靠对本地富足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争议很大，其优点在于可以将自然资源与经济收益“正比兑换”，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缺点在于对某些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很容易使县域经济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一旦资源供应出现问题，将对县域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因而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发展模式。此外，若不重视资源的保护，还会次生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但尽管如此，这种模式在我国百强县发展的初期并不鲜见，是我国部分县域发展经济的现实选择。资源依托型模式多见于能源、矿产较为富集的地区。河北的迁安市、武安市，内蒙古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等均大体属于这种模式。
资源依托模式的出现适应了县域发展“脱贫致富”的诉求，在区域发展的初期是一种效率较高的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环境的制约性会不断强化，县域经济也会逐渐失去活力。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资源依托型模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可持续型模式，而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种过渡型模式。
②主导产业模式
主导产业模式是以当地特种资源为开发主体，进行系列加工开发，或以一两款“拳头产品”为驱动，辅以必备的配套设施，形成产业优势，并以此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轴线[5]。主导产业模式与资源依托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都以当地资源为经济运作的基础，不同的是前者依靠的是资源的质量竞争力，而后者依靠的是资源的数量竞争力，因而前者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要远弱于后者。由于主导产业型模式还存在一个优势资源筛选和确定的过程，所以在发展的主动性方面也要大大强于资源依托模式。
选择这一模式的物质前提是资源环境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有些地区可能具有多种优势资源，此时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认清和把握这些资源优势，打造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以浙江绍兴为例，它既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历史文化古城，又是纺织业发达的经济强市，尽管绍兴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但相对而言，轻纺业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因此被确定为绍兴十大主导产业之一。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以纺织业为首的传统产业已经成为了绍兴赖以生存的基础，经过一系列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绍兴稳固了纺织大市的地位，并形成了从化纤原料到纺织机械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不断壮大主导产业的规模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3、市场依托型
①技术依托模式
技术依托模式是以推广、发展、应用新科技为主轴，立足于科学技术这一关键要素，增强发展能量，形成经济发展的持久性动力。总体而言，具有技术创新型模式特点的百强县多集中于经济活跃的地区和人才智力高地，这与开放带动模式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同的是开放带动模式重点在于“引进来”和“走出去”，借助外部力量来发展自己，而技术依托型模式则强调产品和产业的优化升级，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着力于新科技的应用开发，努力实现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如昆山早在1998年7月就已开始实施的技术创新启动工程，昆山以园区为龙头、技术为支撑，经过多年的努力，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留学生创业园、高科技工业园、中科集团昆山产业基地、高科技农业示范园等特色园区为载体，昆山正逐步建造起“长三角”地区技术创新的基地和摇篮。
②企业集群模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理查德?纳尔逊分别指出，在企业和市场这两种基本的制度形式之间，还存在着“组织间协调”或“中间性体制”，也就是一些组织通过战略联盟等形式形成集群以获得外部经济的好处[6]。企业集聚型模式可以这样理解：以一群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为主体，通过开放市场的作用，在区域内配置各种资源，串联各种经济活动，以企业集群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众多企业集聚发展在全国百强县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育的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常见，其中以中小企业的集聚居多。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在1105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集聚着14000多家中小企业，形成了服装、针织、印刷、饰品、拉链、毛纺、玩具、钥匙胚等八大优势企业集群，在全国、全省同行业中居于前列。拥有针织袜业、饰品、工艺品等20多个优势行业，饰品、袜业、拉链等占国内市场份额30%-65%，一批产品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行业内的“单打冠军”[6]。正是由于这些中小企业，使得义乌能够在县域经济十强榜中常年拥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因为企业集群的存在，才创造了浙江县域经济的群体规模效益。
三、结论与讨论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推进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8]，是解决“三农”问题新的切入点，是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重要任务。总结其基本发展模式，对于实现我国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区位、产业和市场是影响区域经济的三大关键性要素，以百强县为例，总结其主要发展模式为区位依托型（包括城乡互动模式和开放带动模式）、产业依托型（包括资源依托模式和主导产业模式）以及市场依托型（包括技术依托模式和企业集群模式）。
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县域经济发展之路各具特色，无法穷尽所有。同时，对于许多县域单元而言，其发展路径往往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几种模式结合之后的复合型模式。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百强县发展模式这一议题，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吴殿廷，杨欢，郭来喜，等.县域经济的转型与跨越发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2]聂磊.邱晓华细说百强县[J].招商周刊，2006（21）.
[3]刘福刚.新时期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范例与新模式[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4]宋效中，贾谋，骆宏伟.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J].河北学刊，2010（03）.
[5]双传学.从“百强县”经验看我国县域经济的和谐发展[J].经济纵横，2006（12）.
[6]李秦阳.我国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模式的选择[J].特区经济，2005（08）.
[7]夏香君.义乌企业集群竞争力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9.
[8]陈文胜，王文强，陆福兴.县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战场[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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