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5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国家时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二、产权制度的探讨继续深入；三、企业管理研究成为热点；四、经济学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文章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
关键词：国家；经济；产权制度；企业管理；经济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8-0070-10
作者简介：郑起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100006)
2005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向理论纵深发展的态势。在实证的基础上，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计量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近代经济史的诸多问题加深了认识。尤其近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开始成为经济史的前沿理论。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受到重视
在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肯定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反作用。宋美云认为，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经济法规来实现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的法规，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经济，也无法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发展近代工商业，开始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经济法规。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其基础上也陆续出台了许多相关的经济政策。这些举措，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工商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通过以近代天津企业发展为中心的考察，说明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类经济法规既促进了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又对企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此，经济法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政府维护其国家政权和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①。
张忠民、朱婷则重点考察了国民政府抗战前的国有经济政策，认为从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终于开始形成了国民政府最初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但另一方面，在这些国有企业中，相当部分还是接收于前届政府，而由国民政府凭借自身力量新建的国有企业数量还极少，从而反映出战前国民政府经营国有事业的力量还较为有限。此外，在国有经济的建设和管理中，机构繁复、政出多门，权力不集中而导致财力、物力分散，反而削弱了国有经济的建设速度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然而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们从各方面推动国营工矿事业的努力与尝试，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执行与实施，以及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和历史前提①。
诺思指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当国家权力的作用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时，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国家权力的作用偏离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损害。张燕萍以实证研究再次证明了这一原理。她认为，抗战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沦陷，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国民政府退守西部，以西部地区为依托，继续抗战。此间，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西部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力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对中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工业统制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1942年后，大后方的物资严重匮乏，国民政府的物资统制使工业生产所需原料更加紧张，甚至统制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乘机囤积居奇，造成物资缺乏、物价飞涨。工业统制的弊端与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纠缠在一起，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由于国民政府试图挽救工业生产危机的努力最后失败，西部工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②。
2005年度关于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悖论”，即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又是造成经济衰退的根源做了诠释。汪效泗指出，安徽省是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先进省份之一。这一救助农村的社会经济形式是适应当时农村的严峻形势而出现的，政府当局对运动进行了主动和积极的引导，使之在缓和乡村危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抗日战争中，合作运动作为战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农村地区进行抗战动员，支援前线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农村合作运动在安徽盛行20年，遍及全省60余县，在发展农村经济、整合农村社会、更新农民观念诸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是安徽农业近代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③。
魏本权则认为，综观目前学界对合作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基本沿着三个路径进行。其一，借鉴国家——社会关系，认为合作运动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中的政府行为与意志，并进而探讨作为强制力量进入乡村的合作运动所引起的乡村社会变动与内在困境。其二，探讨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困境。合作运动作为国民政府“有计划的社会变迁”举措，推进农村社会经济、金融，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但是社会现实环境的制约使其无法成为乡村社会现代化的有效动力。其三，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考察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分析组织变迁的绩效及其存在的主要制度缺陷。
魏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从合作走向合作化的历史进程，并从合作化的视角探讨合作运动中的国家——基层社会关系，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江西农村合作运动已经具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特征。这一方面体现了江西省府推进合作事业的广度和力度，将合作运动视为农村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合作化体现了国家强制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渗透与控制，国家力图实现整个乡村社会的合作化。可以说，合作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根源于合作化，正是合作化导致社会经济领域中国家——基层社会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在1940年代，国民政府和江西省政当局转而发展乡镇合作组织，偏离了合作运动发展的既定轨道，而走向了农村的全面合作化。依靠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乡镇合作社全面建立，多数民众被强行编入合作社。这样，合作运动完全失去了其应有的经济功能，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和重整，变成肆意的践踏和干涉。因此，国民政府和省政当局主导之下的合作化运动必然走向了民众需求的反面①。可见，诺思的国家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是有相似之处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政治权力时早就有过类似的思想：“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