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发言概要
东亚的“市民社会”：问题与课题
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一、“市民社会”与“东亚”
东亚各国学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对“市民社会”理论与现状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对发展道路及模式的探索。
二、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
1，中国社会的演变：现状及问题
2，研究者的课题
战后日本的市民社会
畑山 敏夫 （佐賀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现代社会国家和市场一起渐渐开始强调市民社会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围绕着社会的新论点（环境·都市·女性·教育·文化·食品的安全性·少数派的权利等），市民开展起自主性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作为新社会运动正获得着巨大的影响力。另外，在欧洲市民们自发性结社的作用也倍受关注。而且，在日本也有以市民为中心的自主性的活动非常活跃。经过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始端的“志愿者元年”，终于在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推进法”成立。而且，近年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的数量突飞猛进。在各地支援NPO活动的中心正在不断设立。
在这种状况下，进入90年代以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日本国内，“市民社会”论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上的勃勃生机，这正是“市民社会论的文艺复兴”的景象。这样的动向，从1989
开始在东欧，由市民发起的变革而得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影响着社会。特别是，第一，在先进社会从经济繁荣中能看到其中阴影，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发生。民众对社会制度的信赖而随之动摇，现有的政治力量会使统治能力不断的降低。就在这种时期，将市民社会主导权充分利用发挥，这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的“公共性”的再建战略。
第二，如果忽视“全球化”这一国际性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论的文艺复兴”这一理论是无法理解的。
全球性的（全世界规模）资本主义的开展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超越过境的一系列的问题。国际性劳动力的移动，金融交易，恐怖事件和战争，地球环境问题，农业，食品，人口问题等有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虽然国民国家把解决这些问题放在当前首要位置，但也正暴露其能力极限。在这种状况下，由国际性市民的活动来改正全球化的弊端的动向正在出现表面化现象。
这种状况下，市民社会开始走向成熟，我们正在构想能够控制国家.市场的民主主义模型。在这种场合，我们把市民概括成，自立的民众们为互相平等·自由·公正的关系行动起来构成公共关系，将自治作为社会运营的基本，这一作为目标的自发性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角度来审视过去的日本，特别是，战前的日本国家是中心的存在，而市民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战后的日本曾经把经济成长作为国家目标。然而，现在已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中，提倡国家作用的缩小等新自由主义的言论冲击着先进社会。就在这时，市民社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从“人的解放”到“市民社会”
――当代中国主体性话语的变迁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历史系教授）
中国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重建人的主体性。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之中，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和实践事业作为终极的价值，成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而个人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因此产生了种种非人道和反人道的悲剧。于是，作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的否定，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都将弘扬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主体性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之一。
80年代中国的启蒙者所理解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所理解的人：人，既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又是情感的、充满了各种合理的自然欲望。这样的人，是一个所谓“大写的人”，人就是其目的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本体论地位，在人之上没有更高的目的。这样的人，超越于家国、阶级和各种自然社会关系，内含着普遍的人性，他具有自主的意志和无限的自我创造能力，唯一需要的是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归自我的本性。这是在审美和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是被抽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人。这样的抽离，不是偶然的，正是为了突出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性，突破传统的集权体制套在人身心上的各种枷锁。
90年代以后，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渐解体，原来作为内在和谐的作为主体性的人，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解体，先是人的精神灵魂与他的世俗肉体发生了分裂，随后，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被还原为不同的具有鲜明现实身份的公民、国民、市民等等。最后，在对发展主义、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反思之中，作为主体性的人也受到了置疑，人被重新置于一个与自然、世界、终极的存在的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
人的解体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现代化”的幻灭。上面提到，80年代关于人的论述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即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框架，而且受到了历史目的论的支配：从传统的非人（奴隶）走向现代的自由人。然而，在走向所谓现代的过程之中，人却发生了新的异化，每一种解放都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压抑。只有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在确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下，才有可能来讨论人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是什么样的自由，何种程度的解放？于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人的讨论的背后的理论预设，不再是所谓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目的论，而变为社会/国家的二元分析框架。在80年代的中国思想中，作为个人对立面的，是所谓的国家，国家成为个人的主要压迫者。在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体制里面，国家垄断了社会的最主要的资源，因而并没有社会。即使有的话，作为个人来说，也是在个人的对立面，是压迫性的国家机器延伸的一部分。这种个人/国家（含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到90年代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核心是社会的出现。随着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体制的松动，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私人社会渐渐在中国出现，那么，社会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社会的出现，使得国家与个人不再是两个抽象的符号，而具有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个人被重新置于社会/国家的框架里面来加以考察。
80年代的主题是所谓人的解放，人从各种网罗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对自由的理解核心是解放。事实上，80年代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时代，这个抽象的、自由的、摆脱了各种束缚的人，因而也是以知识分子形象的自我理解来设计和想象的，而到了90年代，当社会从国家中部分地游离出来，以市场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世俗法则时，80年代的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就转化为社会与国家的想象性二分，而在这样一个市场社会中，社会的中心在一些思想者看来，当然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因此而形成了一场市民社会的大讨论。
90年代初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为主要阵地的市民社会讨论，证明了80年代围绕着个人/国家的问题意识，到90年代已经转化为社会/国家的问题意识。个人所面对的，是一个比过去远为复杂的社会与国家。在市民社会理论看来，市民社会构成了抵抗国家侵犯个人的屏障，个人只有组织为自主性的社会，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社会与国家都不是自明性的概念，二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国家参与了社会的建构，自然也参与了各种人之身份的建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当中，个人与国家是同时诞生的，二者之间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后来所具有的那种冲突和紧张关系，它们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同一个过程。刘禾在分析现代中国的个人主义话语时指出：“个人必须首先从他所在的家族、宗族或其它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个人主义话语恰好扮演着这样一个“解放者“的角色。而在他们看来，70年代末当代改革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置于新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得以理解。显然，在对待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之中，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个人与社会为一边，而国家为另一边，个人通过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抵御传统集权国家对个人的侵犯；而在新左派看来，我们所面对的国家，已经不是纯粹外在的异化的国家，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个人共同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这样的国家也参与建构了社会本身。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权力与资本的相互渗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关系中来重新理解人的自由。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看到90年代思想的重大变化。在80年代中，所谓人是一个游离于具体社会关系、并且与国家对立的抽象的个人。到90年代，核心的问题不再是抽象的人性解放，而是放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脉络之中，来理解人的自由。这样，国家与社会就替代人，成为主题。人也就从抽象的人，还原为具体的人，人的自由就与具体的法治、制度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关系相关。当人以不同的方式被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脉络之中的时候，他不再是过去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社会政治身份：市民、国民或公民。争取人的自由，也就是获得合法的、平等的身份资格。
韩国的市民运动
李愚贤（韩国明知大学校大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政策论）
韩国市民运动的崛起和成长
韩国的70年代被称作以学生运动和劳动运动为中心反政府斗争的时代。1980年的光州抗争以来，压抑的状态当中，具有政治斗争性的民主运动变成了支配社会运动的主线。可是到了1987年6月的民主抗争以后，政治变动的同时，出现了把开放、合法的活动空间积极活用起来的市民运动。在野运动和民众运动区分开来的市民运动在1987年6月以后结成了经实连（经济正义实践连合）。也就是说6月抗争后韩国社会在多元化，民主化的条件和时代潮流中诞生了。所以，在讲述韩国社会的市民运动的时候，有明确的社会改革目标的经实连可以被说成是它的起点。当然同YMCA（Young ma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以及和YMCA历史相仿的NGO也曾经有过，但是从运动的性质上讲只是把社会改革作为标语，运动本身有局限性。
在韩国市民运动崛起的背景如下：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尽管存在着市民社会对政党改革的要求，可是仍存在着政党改革的落后，政治民主化根本没有得到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市民团体取代即存的政党，展开了担当「准政党」，发挥一定的作用的局面。
从经济方面来看，有在高度成长和实质薪金上升的同时，中间层和劳动阶层的物质方面得到改善，提高物质基础的动向。物质基础的提高引起了一般市民对环境，女性，教育，地方自治，医疗，交通，人权等以往的社会运动中被忽略的问题的关心。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将这些问题作为研讨中心的市民团体。
进入1990年代，市民运动有了飞跃性的成长。社会运动团体由过去的权威主义政权的下台和树立民主政权目标的基础上转变成了，以环境，教育，女性，地方自治，医疗，交通，人权等新的问题为中心，确立了以全面构造改革相比，追求渐进的制度改革的方向。改革的主体也由劳动者，农民，学生等转变以白领，知识分子，主妇为中心。运动的方式也开始强调使用罢工，示威，静坐，演讲会，广告宣传等合法的手段。
市民运动通过充实的活动在各领域的维护市民权利，社会弱者等上得到了较好的预期效果。
市民运动的变迁
市民运动在2000年以后，从关注生活政治领域的观点来看被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社课题（目标）。在生活政治这一说法上，不仅包括议题而且含有市民运动的根据在“生活”中的意思。
从在最近的市民社会中提到的论点来看，提议已和1990年代有所不同。添加了反对向伊拉克派兵、以及和平运动、环境破坏、移住劳动者问题，反对押指印和保护个人隐私等运动。
这些课题是表现国民国家和人权，反战运动和国家利益，生态和开发，亚洲和非洲这些即存范例的纠葛和对立。有很快得到社会的认同的，也有因为以进步和保守的形式而产生对立的课题。还有新贫困层的问题、移住劳动者的人权问题、亚洲团结活动、布什落选运动等是对国际化弊病的理解，从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的新尝试。
这样不断成长的市民运动在创造新的议题，这就是和1990年代的市民运动价值观的不同点。
市民运动的课题
今天的韩国市民运动家们成为了能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尖子力量。尽管是这样市民活动家也不是一种有魅力的职业。在讲演会上市民运动家总会被问到“你什么时候进政治界呢”的问题。市民运动家这个职业被世人认为是进入政治界的一个中转点。这种意识潮流不是一个好现象。
一面不属于现有的市民团体，以及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姿态的活动家。其中在网页的留言板上活动的人们就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活动家。他们没有很大的知名度，但是他们提出
问题意识和活动方式很有现实性，提高了市民活动的信任度。在网络空间他们自己设定议题，制作网页，从而为世人所知，他们已成为活动的核心。
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成熟是由人类从对国家的支配再次开始确保共同体的自律性的一个历史的中间过程，市民运动是这个理念的实践手段。所以市民运动是不能靠资本主义的市民运动来完全制度化的。
为了韩国市民社会具有发展性的未来，成长中心主义和国家经营的权威主义统一化，和资本主义过渡的商品化对抗，坚持新市民社会论的研究是有必要性的。
亚洲社会中的城市演变
山下宗利（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地理学）
1 前言
许多（日本）地方都市传统的市中心商业街，空店铺和空着的停车场分外显眼，导致衰退迹象日益显著。而另一方面，在郊外主干道边的roadside型的店铺、饮食店鳞次栉比。在这之中，由大企业投资具备大规模停车场的购物中心正在不断出现。曾经围绕着市中心商业街而发展起来的地方都市的市区内，随着人们向郊外的移住等现象而带来的市内居住者的减少；业务公共设施的向外流出；汽车普及化等的诸多问题而引起的人们在生活行动等形式上的变化。上述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小型地方都市呈现出明显趋势。
1998年[关于市区中心街道的整备改善以及对商业活性化的一体化的推进的法律法规]（略称：市区中心街道活性化法）被实施。通过这一法规对这些衰落的市区街道进行整备加以改善，而且本法规还是为了支援那些为谋求商业活性化的市镇村而制定的。并且，为了向全国自治体导入进行了全面性的规划。到2004年年末，实施本法规的市镇村已达到630个（652个地区）。在这之中的许多地区，当地的商工会议所（管理中小型商工企业的行政下属机关）制定了TMO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是为援助那些衰落的市中心商业街的法律法规，虽然已广泛的得到实施 但是，这一事业实施还是困难重重（以道路拓宽新建，对楼宇的再开发重建等为重点），更为遗憾的是成功事例寥寥无几。
从另一方面来说，90年代后半期以我国的大都市为中心的人口市中心回归现象成明显化趋势。单身族和夫妇二人的家庭成为市中心回归的中坚力量。而更年长的一代人在子女成人之后，购买市中心高级公寓的趋势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所以在市中心少子高龄化现象日益明显。在本研究报告中，以佐贺市为例，将市中心街道的动向和2004年新做成的“市中心街道活性化基本计划”的内容作为基础，就今后的市中心街道的姿态进行探讨。
2 佐贺市中心街道的变化
佐贺市的市中心商业街是沿着旧长崎街道而建起的，因避免了旧时的战火而保持下来的传统商业街。但是，现在和其他地方城市一样，空店铺和空地在增加，随着市内大型店铺的关闭和郊外大型店铺的相继建成，市中心商业街的衰落问题也就变得更深刻化了。佐贺市在1998年10月早期的提出市中心活性化基本计划，将旧长崎街道分断，实施了市中心再开发事业。以TMO组织为主体，在对再开发楼宇进行运营，但因最初的计划不完备，2001年宣布破产。
就这样随着市中心商业街的衰落的同时，市中心街道及其周边的空地和停车场被相继利用建造起了高层公寓。因此，2001年市中心街道人口的减少趋势停止，近年略呈上升趋势。
3 佐贺市市中心街道活性化基本计划（2004年版）
新的佐贺市中心街道活性化基本计划的目的是，将现有改变成高密度的复合型的佐贺。为此，为了谋求城中居住人口的增多，将现有的空店铺进行有效利用，招徕医院，公用设施等，通过这些手段来谋求来访者的增加。
4 佐贺市中心的人口回归
在市中心街道及其周边地域，随着新建公寓的落成，人口流入现象也在发生。佐贺市对22栋公寓的居民实施了实态调查。
其中，一直居住在佐贺县内的占79.7%,从市郊移居市内的占全体的50.2%。另外，从年龄构成来看，30岁至40岁的占20.6%，40岁至50岁之间的占18.7%，65岁以上的高龄者仅为9.0%。
5 总结
我们不能将目光只停留在市中心商业街的救助问题上，应该它作为地域全体的问题，将市中心街道的整备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中。还要对业务机能向福冈的流出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城市中枢的市中心街道再生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随着少子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基础设施的整备也是必不可少的。面对新型生活方式，对生活空间的创造的研究，这是今后放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课题。
社会转型中的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
（提纲）
吴志华（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1、政府（代表政治国家）、市场（代表经济领域）、市民社会（代表社会空间）是考察与研究现代化及其发展规律的三位一体的大视角。而历史沉淀形成的文化隐化于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及其关系中。
2、实现现代化国家或具备现代性国家，有限政府、规范市场、理性市民社会三者形成一种制度化均衡。现代化过程中即社会转型期，早期现代化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政府、市场、市民社会相对平衡的发展；后现代化国家可能表现出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之间非平衡演变轨迹。
3、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期过程中，明显反映出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之间非平衡发展的实践逻辑，具有强政府、弱市场、弱市民社会的特征，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发育滞后。
4、东亚地区现代化或社会转型期中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之间非平衡发展，既存在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一定时期的效用性，也存在的制约后续发展的缺陷。
5、存在的合理性在于。（1）从普遍意义上分析，由于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期望值高、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发展中矛盾迸发，需要政府推动发展、培育市场及市民社会、化解矛盾；（2）从特殊意义上分析，东亚的历史及文化传统的部分特征，如官僚型结构、国家认同、信赖权威、轻商主义、非多样性等，形成民众对强政府的心理认同。
6、一定时期的效用性。现代化初期、甚至中期，借助于国家的动员力和集中配置紧缺资源的效能，有利于推行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20世纪60-90年中期的“东亚经济奇迹”很大程度归功于此。
7、制约后续发展的缺陷。现代化后期，市场与市民社会发育成熟，强政府如不退居为与市场、市民社会并行的有限政府，强政府可能由推动发展的力量变成制约发展的瓶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可以部分归因于此。
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合法空间
于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3年3月，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收容，羁留期间被殴打致死，此事一经报道，激起全国舆论和民众关注，网络评论如潮。三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发出建议，要求对国务院的收容遣送条例启动违宪审查。贺卫方等五位著名法学家再以中国公民名义，支持调查程序。结果是国务院主动废止了实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条例，并未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民的倡议作出任何回应时。这个结果极富中国特色。运用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置疑现行的法律，是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日常方式，但在中国，这样的诉求最容易被视为挑战国家权威，从而极少可能发生，更不必说成功。普通公民不熟悉公民合法的政治权利的细节，即使有所了解，也不容易掌握运用合法权利挑战现行法律的分寸。同时因少有成熟而合法的公民团体，在最有可能由团体发动的公共事务倡议运动中，团体是付诸阙如的。但一项十足公民社会参与性的公共倡议仍然被提出了，是由精通法律的法学家们提出的，知识分子个人以公民名义行使的权利，在一个尚称不上是公民社会中被容许了或容忍了，这是公民社会行为获得合法性的行动空间，它已经为未来的公民社会行动作了示范。另一方面，这项倡议并未得到直接的回应，国家并未回应公民的法律诉求，这本是公民社会有效运作的程序保证。但在中国的情况下，即使审查国务院法规的合法性的请求完全符合成文法律，也不可能获得人大的许可，人大是不可能将国务院放在被审查的地位的。所以公民社会的合法要求实质也是无效的。国务院主动废除旧法规，其结果与公民要求一致，但这与若真通过人大审查来废除意义大不相同。后者是公民社会推动政府改革；前者是政府既采纳民意代表民意更体现国家主导改革主动改革的意志，最终的合法性在国家不在公民（社会）。
上述例子提供了思考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合法空间问题的角度。
“水俣病”的公害问题及其市民运动
——从Service Learning观点审视
仓本哲男（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系教育实践综合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学校教育学）
前言
本研究报告是根据 主题为“东亚：市民社会立场”为中心，包含我国（日本）典型的环境破坏·人权侵害等课题的“水俣病”而展开的。本研究是就这一问题的市民性展开的报告。环境问题不仅是国际社会上的课题，而且环境破坏还包含人权问题。在此，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在各国对待此问题还有具有一定的差距。
在我国的熊本县水俣市，曾经发生过类似这类问题的“水俣病”。这虽是由工厂废料中所含的溶质性水银所导致的污染问题，但在当时的我国，因正处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所以在环境保护·人权问题等领域都起步较晚，这也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已和行政融为一体的环境再生的“市民运动”在水俣市呈现出气氛高涨的景象，水俣湾也差不多已恢复到能够渔业再开的环境状态。但是转睛世界，“水银污染区域”`以下地图所示散布各地，且中国也不例外。
因而，在本报告中，我国的“水俣病”问题是怎样的状况呢？让我们从历史的研究观点来阐明，整理关于现代水俣再生的“市民运动”的计划。这个在水俣市开展的“市民运动”是以“水俣病”患者以及其支援团体为中心的市民们，和地方行政齐心协力，以环境样板城市为目标而被命名为“MOYAI NAOSI”（为共同改善之意）的运动。
本报告中，参照借鉴上述水俣市的社会状况，从水俣病得到的教训中来研究明确这一“市民运动”形态。
第1章 水俣病的概要
水俣病是从工厂中排出的溶质性水银化合物流入自然环境中，从而积存在鱼类的体内。这些被污染的鱼类被人类食用，所以引起中毒性神经系统的疾病。另外，由于孕妇食用这些鱼类后经由胎盘吸收，致使胎儿也导致水银中毒，出生后的婴儿有类似脑瘫小儿麻痹症的障碍，称之为“胎儿性水俣病”。因此，这类疾病并不是通过食物和空气传染的传染病，也更不是遗传病。
“水俣病”的症状为，手脚的感觉障碍（麻痹，运动失调，手脚运动的秩序紊乱），求心性视野狭窄，听力障碍，平衡机能障碍（身体不能保持平衡状态），语言障碍（口齿不清），眼球运动障碍（眼球无法顺畅的运动）等。重症患者更有导致癫狂状态，神志不清，甚至死亡。
（1）“水俣病”的发生
在熊本八代海的水俣湾一带是鱼类的产卵地，而且曾经还是有着得天独厚的鱼礁的美丽的海域。但是就在这样的水俣湾一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贝类死亡，鱼类浮头，海草不再生长等现象。其周边沿岸频繁出现猫儿发狂而死等异变。
到了1956年，熊本县水俣市的月浦地区的幼儿出现不能言语，无法行走，无法正常进食等重度症状。因而进入新日至肥料株式会社水俣工厂附属医院，经诊断后住院。在这之后，出现同样症状的3名患者也陆续入院，同年5月1日，细川院长向水俣保健所报告了这一情况，所以本日就成为“
(2)水俣病的原因查明
水俣病的发生在1956年被正式确认之后，更多的患者被不断发现确认。就在当地被称为“奇病”的水俣病，因大量的集团性的发生，从而水俣市设立了“水俣市奇病对策委员会”（其中由水俣保健所，水俣市政府，市医师会，市立医院等机构组成），由这一机构来负责对患者的妥善安排和原因的查明。最初，患者多为水俣湾周边地区在住，因此，被认为有传染的可能性，对患者的住所等地进行了消毒，但根本无效。
但是，直至1959年，由熊本大学医学部研究班发表了一项报告，他们认为“水俣病”有可能是人们食用了被水银污染的鱼贝类而引发的疾病。另外，1965年在新泻阿贺野川流域也发现了同样症状的疾病（新泻水俣病）。
（3）病名“水俣病”
在此，从有关水俣病“市民运动”的观点出发，水俣病是曾被误认为水俣地方特有的风土病（地方病），传染病，遗传病，因此水俣病这一名称给水俣市带来不良的负面影响。不光是给产业和观光带来损失，而且牵涉到结婚就职等方面。所以，1973年在水俣市，以市政府，商工会议所，观光协会为带头，开展了病名变更的署名运动，并向环境厅等机关作出请愿。
但是，这项运动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至今还是被称为“水俣病”。
第二章 水俣病患者的差别性状况
在水俣病的重症实例中，以“胎儿性水俣病”为例。这是怀孕中的妇女大量食用了受污染的鱼贝类后，从中大量的水银成分被吸收于胎盘，通过胎盘被胎儿吸收。随之，出生的新生儿就成为“胎儿性水俣病患者”，所以在这样家庭中，他们承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而且，水俣病问题也成为水俣市民心中的阴影。特别是患者的大部分，都是靠水俣湾近郊的渔业来维持生计的。随着原因的查明，渔民的生活就变得更窘迫了。另外，水俣病被认为是传染病，那些有患者的家庭使用公用井户都得不到允许，甚至出现地域互不往来的现象。对患者不加以充分理解，而且还对那些求援的患者进行攻击，歧视等事例也频繁发生过。就这样因歧视而使水俣病患者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达到放任自流的地步。
第三章 关于水俣病的社会性斗争
随着水俣病原因调查的进展，开始对“日至社”进行责任追究。水俣病患者和渔民们向“日至社”提出以下所列要求，但交涉并没有如此顺利。
A 渔业补偿 生活补偿
B 将淤泥彻底清除 停止排污
C 设置净化装置等
国家正式将水俣病认定为公害病的是1969年，患者及其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日至社”提出要求赔偿。1973年熊本地方法院要求该公司向原告赔偿9亿3730万日元，这就成为了水俣病的第一起诉讼案。
第四章 水俣再生的研究——市民和形式的配合
1992年6月25日水俣市议会，接受水俣病的教训，以此为方针通过了“以环境·健康·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城市建设宣言”
在这基础上，1996年1月以“环境·健康·福祉的产业文化都市”为目标，作为将来的城市发展前景，制定了第一次水俣市综合计划，整理出“建设起环境典型城市”的框架，迈出了水俣再生的重大的一步。
以下是关于水俣环境再生“市民运动”的具体事例：
1． 垃圾分类运动
2． 对“地区环境协定”缔结的支援
3． 从市政府的认证取得走向自我宣言（ISO14001）
4． 家庭版·学校版环境制度的实施
5． 环境名人认定制度
6． 第13届水银国际会议的召开
7． 环境创造·水俣问题的推进事业
总结 （从水俣病总结出的教训）
根据以上论点，我国在经历水俣病后，从中得出的教训，已向人类敲响警钟。这不仅仅限定于国内，而且面对全世界，让我们在此祈祷水俣病这样的公害病以及其惨痛的教训不再发生。在此认为，我们还有必须负担起将这一教训告知下一代的责任。
现在，在现代充裕的物质生活中，自然环境正在受着不断的污染。，在这一事实的状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公害问题。我们认为，将水俣病的负面影响转化成正面效应，在这种生活和环境中，望牢记的是“人权尊重”这一正确态度。
海派言情文化与西方超情感剧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文学史家杨义在他对“海派”小说的论述中把海派文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民初徐枕亚、包天笑等所谓的鸳鸯蝴蝶派、到１９３０年代邵徇美、穆时英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流派，再到１９４０年代张爱玲、苏青的新海派，并指出海派文学的特点是言情，继承了明清时期“十部传奇九言情”的传统。“言情是海派文学里的大宗，似乎不言情就不足以称海派。” 杨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也强
杨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也强Yeqiang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３３５。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言情剧在民国上海的盛行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近现代西方社会中也出现过相似的文化现象。美国文化史家皮科威茨在讨论西方超情感剧(melodrama，也译做“情节剧”)在工业化欧洲产生时指出：“正如彼得·布鲁科和其它人所说，超情感剧的特征是夸大无当的语言，豪华的场面，和激烈的道德立场。超情感剧所代表的是一种把黑暗与光明、拯救与遭谴‘高度戏剧化’的美学风格。超情感剧首先产生于革命后的法兰西舞台上，当时后革命时代的文化民主化运动正在展开。虽然超情感剧是一种独特的现代体裁(genre)，它在一开始时的政治倾向却是保守的。超情感剧的观众包涵所有社会阶级中对社会的现代转型感到威胁和困惑的人们。这一新的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对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小说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为二十世纪影视创作者所继承和运用。” Paul G. Pickowicz, 1993: p. 301. The reference to Peter Brooks in the quote is from Peter Brooks,
Paul G. Pickowicz, 1993: p. 301. The reference to Peter Brooks in the quote is from Peter Brooks,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Balzac, Henry James, Melodrama, and the Mode of Exc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西方超情感剧对民国上海的电影业和娱乐演艺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好莱坞电影传播的。皮科威茨指出，超情感剧统治了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电影业。虽然１９３０年代的左翼电影人如孙瑜、蔡楚生、吴永刚、沈西苓、夏衍等试图将五四新文化的信息注入电影中去，他们自己却成了强有力的超情感剧体裁的俘虏。虽然夏衍等新中国的电影人和研究者声称１９３０年代的左翼电影是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在事实上，这些电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超情感剧的统治，因此而丧失了将复杂而丰富的五四思想介绍给观众的机会。” Paul G. Pickowicz,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Paul G. Pickowicz,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另一位研究民国通俗小说的美国学者林百瑞在他的开创性研究中对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类似的阐述，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许多方面及其历史背景与其它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通俗文学极其相似。他写到：“我们不一定说得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现代生活模式是工业化的内在逻辑使然，但是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现代娱乐性的小说（或近年来的电视）总是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这种小说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开始向西欧和美国扩展，往往通过超越国界的重印或翻译直接被他国引进。” Perry Link,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这种流行于工业化国家中的通俗小说，在二十世纪早期通过在大阪大批量生产的日文译本传入了中国。
Perry Link, 1981: p. 9.大阪和上海这两个早期工业化中心之成为日本和中国通俗小说的生产中心，似乎也证实了通俗小说与工业化之间的相关。民国时期的中国通俗小说也因此而具有了与欧、美、日本通俗小说相似的成分，包涵了四种次体裁：(1)爱情，(2)武侠，(3)黑幕，(4)侦探。
Perry Link, 1981: p. 9. 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香港：中华书局，1990:页１－２１。
Perry Link, 1981: p. 9.
Perry Link, 1981: p. 9. 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香港：中华书局，1990:页１－２１。
Perry Link, 1981: p. 9.
虽然超情感剧和通俗小说在欧、美、日本、和中国的出现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有关，各国的工业化以及国人对本国这一过程的观感却不竟相同，而中国版的通俗文化中比较突出的是爱情主题。民国上海的通俗文化虽有其国际渊源，同时也从明清以来的江南通俗文化中汲取了养料，是传统言情文化与西方通俗文化在上海都市空间合流的一个结果。“传奇”和“言情”这两个词很好地传达了民国上海通俗文化的特征及其本土渊源。
中国的情况与皮科威茨所说的西欧的情况不同，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除了“对社会的现代转型感到威胁和困惑”，或因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不安的同时，也对现代化这一西方泊来品充满了新奇感。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现代”与“西方”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现代化既是必然的，又是令人神往的。必然是因为中国需要自强以避免亡国的命运；令人神往是因为现代化生活所带来的新鲜感和异国风情。蒸汽船，火车，电报，摩天大楼，甚至外国人用以威胁中国生存的炮舰和火枪，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真心地、怀着好奇和兴奋欢迎这现代化时代的到来，而“传奇”这个词正抓住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这份兴奋、好奇、和着迷。
李欧梵亦对“传奇”这个词有相似的理解。参见
李欧梵亦对“传奇”这个词有相似的理解。参见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言情”这个词也许是与英文“melodrama”意思最为接近的，也是对民国上海通俗文化的内容、体裁、及风格最好的描述。言情故事是一种以曲折的情节和夸张的情感为特色的美学模式来演绎情爱关系的文学、演艺体裁。言情故事关注的是一个“情”字；即使故事的发展涉及到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言情作者也必然将其处理成必要的背景，来衬托情爱的主题。虽然情爱是言情剧的第一主题，悲欢离合，世情冷暖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言情故事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是传奇中专讲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一类。传奇类和言情小说的出现与唐代长安这一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有密切关系，许多传奇故事都以长安为中心展开的。但言情体裁只是在十七世纪才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艺类型，以《金瓶梅》、三言两拍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牡丹亭》、《长生殿》为代表的传奇剧，以及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构成了一个以“情”为中心的文化现象。
参见高彦颐对明清情文化的讨论。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参见高彦颐对明清情文化的讨论。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参见笔者有关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文章。
Jin Jiang, “Heresy and its Persecution: Reinterpreting the Case of Li Zhi.”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2, No. 2 (December 2001): pp 1-34.
从中国历史来看，言情体裁的兴起与其说与工业化有关，不如说与都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相关，是一种市民文化的表现；而近代工业化条件下空前规模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促进了言情文化的现代发展。民国海派以言情为基调的通俗文化是在近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背景下，将江南地区传统情文化元素与西方现代通俗小说和超情感剧的技巧和形式相揉和而产生的一种现代都市文化，是普通中国人在上海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反映。
从民间组织发育看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
文 军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发言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的讨论也变得愈来愈频繁。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兴起促使了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国家、权力、民声这些传统的概念及其功能。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主要包括学术性、行业性、专业性和联合性团体四种类型。1996年全国性民间组织中，这四类组织分别为680(38%)、410(23%)、520(29%)和180(10%)。2000年以后，各类民间组织又有了新的增长与发展。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首先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大力发展。
与西方好战并且要求“民主”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平民不同，中国“市民”沃生于农耕文明异常发达的农业社会,本身安平乐道,安分守己,有着极强的忍耐性,追求安居乐业,不愿招惹是非,害怕分裂,稳定是一切的前提,宁愿有个专制力极强的大一统王朝来统治自己,也不愿像四分五裂的西方的平民那样渴求分享政治的权力。这一特征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传统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同构，而且也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影响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
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市民社会仍然缺少较大的合法性，其主要实行的仍然是一种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使市民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民众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民众。民间组织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市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市民社会也成了1980年代以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和促进中国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当然，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和明显的“官民”二重性。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也非常不平衡，不同的组织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的差距很大，这一切无疑也阻碍了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东亚地区主义之特征评析》
杨 烨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关于本文展开论述的设定前提：东亚存在地区主义和地区意识。抑或：东亚地区主义和地区意识正在形成之中。（关于东亚是否存在地区主义或是已经形成地区意识，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争议）
二、东亚地区主义的若干特征评述（对照欧洲地区主义）
1、地区主义的文化根基之比较：
欧洲：宗教与文化的同源性。
东亚：对二元文化互动的认同。
(1)东亚文化的共同性或类似性。东亚是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交会之地。
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三大文化互相影响，各自的面貌 都有改变，各自的文化中都包含了其他文化的因子，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超过了它们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同 点。
(2)对于现代化的热情追求和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是东亚地区认同的基础。东亚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它们的基本行为准则都采纳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国际规范，如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互相尊重等，为自利和他利的结合提供了前提。对现代化的热情追求——〉对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接受——〉对西方先进技术和西方文明的认同。东亚国家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存在一种双重认同，即一种对二元文化互动的认同。
2、对本地区认同的历史渊源之比较：
欧洲：欧洲联合的思想自近代以来绵延几百年
东亚：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推动地区认同的形成
(1)冷战结束后，东亚不仅出现了地区主义的理论，而且出现了地区主义的实践。
(2)东亚的地区主义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三大危机的推动力：金融危机、公共健康危机和安全危机。首先，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是地区货币合作的兴起。其次，公共健康危机孕育着一种潜力巨大的地区社会合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地区，东亚的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多种多样，这些问题早已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范围，而越来越具有地区性。若东亚能在地区范围内为这些社会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将促进它们在贸易、金融领域的合作。第三，朝鲜核问题和台湾趋向“事实独立”随时可引发东亚地区陷入安全危机。解决这类属于“冷战遗产”的安全问题需要新思维，完全可以采用地区主义的方式。
3、泛洲意义上的地区主义还是国家背景的地区主义
欧洲：泛洲意义上的地区主义
东亚：国家背景的地区主义
在东亚竞争性地区化的背后是各种竞争性的、国家背景的地区主义。东亚不仅存在多种地区化，而且存在多种地区主义。作为国家领导的地区计划，东亚地区主义至少存在四个种类。它们是：（1）日本地区主义。（2）中国地区主义。（3）东盟地区主义。（4）韩国地区主义。这些民族国家型号的地区主义加在一起并非如同许多学者理想的那样而等于所谓“东亚地区主义”。因为它们都是东亚各国的地区战略、地区政策、地区意识形态、地区观念的延伸。这种地区主义从其诞生起，其性质就是竞争性的（当然并不排除竞争中的合作）。因此，东亚各种地区主义毋宁说是名副其实的各种“放大的民族主义”。
体面就业，体面生存，构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新模式
——基于上海市闵行区的调研
丁金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口研究所教授）
流动人口已成为闵行区人口的半壁江山，从发展意义上说，闵行区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流动人口问题。从国家层面上说，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答案都落在了城市化、大城市化的战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都很难独立地实施和实现流动人口的总量调控。闵行区是上海的制造业基地之一，区内的制造业对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依赖，而郊区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与流动人口达成了租住房屋的利益同盟，因此，闵行区流动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短期内难以改变。
流动人口的规模巨大对本区的资源、环境及服务设施的容量形成了巨大压力，也带来了社会融合和社会治安问题；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健康的城市发展要求适度调控流动人口的增长。原有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调控机制有待建立。
新的调控模式必须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生存需要，要以让流动人口“体面就业”、“体面生存”为目标，抓紧建立流动人口间接调控和系统管理的新模式。
建设“近自然”生态型城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达良俊（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创建生态型城市已成为中国城市近年来进行生态建设的主要目标，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广受关注的近自然型生态恢复是实践已证实的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有效方法。近自然型生态恢复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重要生态学理念为基本指导思想，遵循生态学原理，应用恢复生态学的理论及技术，快速恢复城市中一些小型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和结构；本文主要从近自然森林和近自然水系建设两方面介绍近自然型生态恢复的理论、手法和应用。上海已进行了近自然森林建设的尝试，我们对样板试验地种植后植物生长以及群落动态变化进行了跟踪调查，情况良好，可大规模推广种植。近自然水系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可用于河流、湖泊等大型水体的环境恢复和改善外，也适合于近期引人注目的以景观效果为主的大型绿地及住宅区内小水体的水质管理方面，它将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因此近自然型生态恢复应成为中国建设生态城市的主要途径。
市民社会和第三部门（sector)的兴起
田中丰治（佐贺大学文化教育学部长）
近代市民社会，从18世纪到20世纪，随着在欧洲的近代国家的确立，美国的社会也正走向成熟期。“欧洲型市民社会”的特质是，可以概括的说，以“个人原理”（自由 平等 博爱 人格权 基本的人权 幸福追求权等）为前提，应该将“个人的内部世界”扩大深化到怎样的区域这一问题作为最大限度的尊重。这也曾标榜封建闭锁权势的中世社会中的“人类解放”。于是，有着中产阶级意识的一般市民，通过直接平等民主的选举的制度，从中国家权力来得到管理运行。也就是这样的近代市民社会，也可以说这样的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实质上是存在过的。
今日在此，举出2个“欧洲型市民社会”的问题点。
1．“个人原理”“自我责任”“利己主义”等自我本位主义的价值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由竞争社会的法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差距的扩大（比如：能力 实绩 收入 经济 教育 愿望等）。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今日地域社会的衰退 失业者的增加，自杀的增多，还有的是莫名的不安，或是说剥夺了那些担负着将来重任的年轻人的希望（Free arbiter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增加）。总之，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如何解决个人主义的限度和弱者救济对策的这些重要问题。在讴歌高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让我们来一瞥其社会的贫富差距等现状，就便会感受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了。
2．另外，还有超越个人水准的地域共同体性质的工程。也就是说，就公共事业而言，个人和企业被 “私有企业”“企业联合”所委托，于是在很长时间里就保持着“民间企业”的形式。
或是说，“国家”一直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这样，国家一直充分行使着作为国家权力的强制力（立法权 课税权 军事权 公共事业权等），以及一直实施着国家至上主义政策（帝国主义 殖民地竞争 世界大战等）。但是，这样的国家主义随着欧盟的出现也随之产生巨大的动摇。欧盟是“欧洲一体”这一口号下，以25个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共生社会的实现为目标的国家联合体。以象征性的概念来说，“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super-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ism”等这些大潮流呈明显趋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怎样应对国家主义的限度和全球化（拓国家，脱国境）等这些重要问题。
向这样的“欧洲型市民社会”抵抗而作为另一条对立轴，能以抗衡的是“亚洲型农耕共同体”。这里说的“亚洲性”是，对欧洲的“自由原理”而言，确立在“自然原理”位置上的。
总括“自然原理”，是亚洲人在农耕社会和自然环境中，致力于自然共存。“亚洲型农耕共同体”是以农业中心的村落共同体，构成成员们互相协助 连带责任·共同责任而共同处理的社会体制。
但是，问题是土地是共同所有。共同体的所有者大多为“专制君主”，或是，王朝·皇帝·帝王，然后才是国家。庶民和国家 君主的关系是支配和服从等关系。
这样的原理，从世界思想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这是数千年来原始共同体的遗留制度。也就是，土地是共同体单位所有，个人所有是得不到承认的。比如：天皇的土地 王道乐土等。就在这样的支配共同体下，庶民使用支配者的土地，不断的偿还地代，纳付税金，不得不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是，庶民在这种关系之下，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活问题，自己和家庭以及邻人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这就是“亚洲型村落共同体”存立的基盘所在，这可能也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理想的雏形。但是，这种“亚洲型共同体”也正在经过欧美型的惊涛骇浪的洗礼不得不瓦解，各种矛盾也随之喷涌而出。
但在日本，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