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工作。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出了很多非常精辟的论断，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成果，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积极作用。在笔者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体现在：不能对知识分子搞“一刀切”，要对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策略；平衡思想与业务的关系；融洽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采用多种方式发展知识分子队伍。在今天重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对动员知识精英投身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 周恩来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03（2017）05-0073-04
[收稿日期]2017-06-06
[作者简介]王子骄（1993—），男，山西太谷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如何定位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地位，到如何引导知识分子与新中国相适应，再到如何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与指示。目前，国内学界对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已有部分成果，但这些成果还不够完善。笔者通过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若干讲话与实践，认为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不能对知识分子搞“一刀切”，要对不同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的策略
周恩来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认为应当先掌握知识分子的真实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的知识分子，他主张采用不同的策略，不赞同对所有的知识分子使用相同方法。例如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周恩来把高级知识分子分为落后分子、中间分子、进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四类。周恩来非常清晰地划分了四者的区别。落后分子是指“ 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中间分子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积极分子是“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除此之外，还有极少部分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1]（P163）为了消除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周恩来认为“我们不但应当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整体来看，周恩来认为在知识分子改造期间，要“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1]（P176）。这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纲领。在这样的纲领下，他进而认为“我们既然已经看到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政治的分野，就应该大体上按照这种情况，分别地定出教育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计划，采取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以实施”[1]（P176）。由此可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没有强求知识分子按照相同的方式改造自己，而是根据不同的划分运用不同的方法落实党的政策。
除了改造，周恩来依据知识分子不同的专业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引导他们发挥作用。例如对于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就鼓励他们积极进行艺术创作，欢迎他们发展多样的文艺形式为人民服务，支持他们创作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努力为他们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他还批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和打棍子”的现象。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利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他还提出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观点。对于如何进行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主张领导干部一要负责，二要少干涉，“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1]（P337） 。可见他对文艺工作者的态度是非常开明宽容的。而对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周恩来则是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他认为要集中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制定科学工作长期发展规划，组织他们进行专项技术攻关，坚持协作原则，尽快追上世界先进水平。他认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请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定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發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2]（P159）他坚持指出：“反对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使科学事业陷入无政府状态中，这对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本身都是不利的。”[2]（P160）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发展自然科学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相比于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对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明显要更加积极主动。对不同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平衡思想与业务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思想政治学习是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知识分子改造的进行，出现了过分强调思想学习而忽视业务钻研的倾向。周恩来批评了这个现象，认为“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1]（P343） 。周恩来论述这个问题时，认为思想与业务一定要均衡发展。知识分子不能放松思想学习，但同样不能忽视本身业务的研究。他在和文艺工作者交流时认为，如果艺术家的业务能力不足，那思想的表现能力也会大打折扣。他就打了个比方，一个人政治上了解的不多，但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搞出了导弹；另一个人谈起政治头头是道，但用了五年时间也没搞出导弹。在这两种人中周恩来明确表示他赞成前者。这清晰地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主动投身业务研究的殷切期望。周恩来并不是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不用政治思想学习，而是批评过分去强调思想政治学习而使知识分子分散精力的现象。在周恩来看来，只要知识分子能够通过自身业务成果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那知识分子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政治学习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学习得少，不能算‘白’。”[1]（P342）不难看出，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发挥自己才干的心情是非常急切的。
对青年学生，周恩来也希望他们正确看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1965年3月2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在和中国留学生交流时就提及了“红”与“专”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周恩来一方面要求青年学生“学好罗语，学好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学好政治，做到又红又专”。他对学生们说：“红，一定要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这就是说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要同时进行，不能将二者区别对待。他在批评 “红而不专”时说，“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出国留学的，首先要學好它。掌握了它，才能学好专业，才能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不然，就如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这说明了他反对空谈政治而轻视业务的思想。不过他也不同意“专而不红”。他讲到：“毛主席说政治是灵魂，你们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站稳立场。” [2]（P229）整体来看，周恩来对政治与业务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他充分看到了学习政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他同样坚决反对空谈政治，忽视业务研究的观点。他主张二者要协调发展，知识分子不能放松政治思想学习，他们的业务研究也不能受影响。
三、融洽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主动和知识分子交流，给予他们适当的工作安排，动员他们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支持他们开展研究工作，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还把自己的意见在党内推广。他提醒干部们正视知识分子的正面作用，尊重知识分子的意见，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业务工作，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这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融洽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恩来讲到：“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求得进步，党的领导者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有重要的意义。”[2]（P126）针对有些干部对知识分子分配工作时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观点，周恩来认为这会“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周恩来认为，为了更好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关部门和干部要把知识分子分配到合适的岗位。干部们要让知识分子从事自己擅长的研究工作，而不要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要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支持和信任。要让知识分子看他们能看的资料，尽快摸清高级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干部们要习惯和知识分子商量问题，重视他们的专业意见，支持他们开展研究工作和成果推广；要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周恩来批评了部分行政管理人员只重视行政负责人的生活，却忽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除了生活待遇，周恩来还特意强调改善知识分子政治待遇的重要性。单位和干部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教育工作人员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可以说，为了融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关系，周恩来可谓煞费苦心。
作为融洽干部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重要方式，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发展党员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提倡。在周恩来看来，“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实现以上的规划，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政治状况就将有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将有可能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2]（P128）。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既可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可以解决部分干部对知识分子不够信任的问题。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效果，周恩来鼓励各单位和干部在知识分子中按照党员要求发展党员，纠正之前的关门主义倾向。周恩来还身体力行，亲自动员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例如他就担任了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的入党介绍人。这对当时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关系融洽。大部分知识分子得到了合理的工作分配，他们的专业意见得到了尊重，生活得到了有效的物质保障，这让他们能够心情愉悦地开展业务工作。
四、采取多种方式壮大知识分子队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进行，周恩来越来越感到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他曾说：“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与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1]（P180）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他集思广益，采取各种方式壮大知识分子队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壮大知识分子队伍的过程中，周恩来非常反感“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他认为完全依赖苏联援助，忽视本国学习的做法是非常不妥的。周恩来承认中国科学落后需要苏联援助的客观事实，但他认为这不等于中国的科研工作就要完全依赖苏联。他严肃指出这种观念的危害，“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 [1]（P182）。他呼吁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科研人员不要养成“等靠要”的错误观念，而是要有针对性地选派合适的人员去苏联学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达到苏联的水平，让科研人员在国内就能够进行继续研究和干部培养的工作。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派遣了若干专家和人员前往苏联和东欧作为实习生或者研究生学习，他们回国后迅速建立相关学科并培养新的人才；聘请了外国专家在中国组建某些学科的研究机构；组织技术人员向在国内的苏联专家学习。除了向外国的专家学习，周恩来还通过外交途径积极动员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建设新中国。在国外参加外交活动时，周恩来多次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参加建设。为了促成导弹专家钱学森回国，他以11名美国战俘与美国交换，要求美国取消对钱学森回国的限制；为了推动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周恩来委托郭沫若借着出国的机会，带信给李四光，说服他回国参加建设。周恩来的种种努力得到了这些爱国科学家的积极响应。仅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西方国家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1536人。[3]（P1077）这些优秀的研究人员回国后迅速投身科学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诞生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为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壮大知识分子队伍的根本途径，发展高等教育得到了周恩来充分的重视和关心。周恩来非常重视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举措。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座谈会上就讲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2]（P2）。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开展。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开始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科学的理论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传统的民族文化形式得到了保留和发展。周恩来还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方法要遵守“理论和实际一致”的原则，干部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教育工作者参加院校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周恩来还为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采取了不少制度性措施。例如，他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由教育部统一管理，有关业务部门配合；而其他的教学单位则分别由其他部门或单位管理；在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他认为要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主张院系调整要在“根据需要与可能来定出进度，强调有重点地稳步前进，不要齐头并进”[2]（P78-79）。他主张发展高等师范教育要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逐步推行教学改革，制定培养研究生和助教的计划等。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周恩来壮大知识分子队伍的措施是非常全面的。
知识分子掌握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钥匙，他们对繁荣社会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和探索尖端科技等等起着引领作用。在今天，知识分子的价值已经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习近平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4]重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对理解当下知识分子的新诉求，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恩来教育文选[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8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4]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N].人民日报，2017-03-05（001）.
责任编辑：肖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