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广大学者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逐步深化，他们从产生背景、形成发展、概念内涵、理论渊源、时代意义、现实构建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当前及今后的学者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8）01-0054-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全球视野，在认清时代形势的基础之上，本着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索，对世界发展大势的考量，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这一时代课题，同时更为新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梳理总结学术界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不断将“人类命运共同體”思想研究引向深入。
一、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
国际背景层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从整体出发，将当前国际形势基本特点概括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1]53与曲星整体视角不同，黄德明教授、卢卫彬博士聚焦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国际政治背景、国际经济背景。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自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在美国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同时，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断兴起，一超多强的多极化世界逐步形成，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更是蓬勃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际经济方面，一个几乎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国家间“互嵌”式结构特征愈加明显，人类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整体。[2]除此之外，谢文娟博士还将研究视角投放于国际安全领域和国际文化价值领域。她认为，在国际安全领域，环境污染、粮食安全、毒品泛滥、贫富分化等传统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核扩散、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全球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些传统问题与非传统问题相互交织，使得全球问题具有鲜明的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严重性，极大地挑战着新世纪的全球治理；在国际文化价值领域，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价值秩序过于强调自我中心，而忽视文明的多样性，使其越来越不适应二十一世纪各国的发展需求，进而加剧世界秩序的失衡。[3] 43-45
相对于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层面在研究中则相对着墨较少，但仍有部分学者聚焦于此。山东省委党校李海龙博士提出：“提倡‘命运共同体’同中国梦的实现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有着密切联系。”[4]101他认为，“中国梦”不仅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更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命运共同体”内涵具有一致性。与此同时，不断崛起的中国要重塑话语权，塑造并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也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持。[4]101对此，谢文娟博士也撰文表示赞同，她指出，面对我国在国际社会中被曲解、误解，甚至被“妖魔化”的困境，我们必须要改变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失声”状态，敢于“发声”，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3]45学者们认为，正是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才应运而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已有着较为清晰的把握。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如下：在国际背景方面，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世界趋于多极；二是全球经济深入发展，世界交往频繁；三是西方价值体系失序，文化趋于多元；四是全球挑战日趋凸显，人类命运趋于统一。而在国内背景方面，一是“中国梦”的实现要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重塑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形象要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纵观上述时代背景，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均体现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未来的正确选择。
二、关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发展的研究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渐进性与阶段性。
其中，谢文娟博士重点梳理了十八大之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她以“共同体”为研究起点，力图从根源上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经历了由“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即：首先，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共同体”理念；其次，在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命运共同体”被提出；最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3] 39-40呈现出一定的渐进性。对此，许多学者也撰文表示支持，学术界观点较为统一。
十八大以后，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提出之后，学术界关于该思想形成演变的研究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学者以时间先后为逻辑脉络，详细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各类舞台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阐述，试图以此来说明其产生、发展、完善过程。[5]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则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予以归纳总结，他们认为这一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他以十八大为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十八大之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萌芽时期，十八大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并实现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把“共赢”提升到外交旗帜层面，并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第二次飞跃，以构建区域共同体为依托，深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然”、“应然”问题，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是什么样和应该怎样；第三次飞跃，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讲话为标志，将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与打造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提出了“五位一体”总布局和总路径，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其体系化。[6]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