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
〔摘要〕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有其纵向历时态的历史性、过程性、阶段性、过渡性；有其横向共时态的区域性、领域性、层次性、多质性。社会转型问题是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与政治及政治生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联系。在对待人类的社会转型与具体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上，应当遵循普遍与特殊的规律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如果处理不好社会转型的普遍与特殊、共同但有区别的关系，具体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就会面临重重陷阱。如何解读社会转型陷阱？人类社会现处在何种历史方位？我国社会有哪些特色？向何处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主要侧重于广义政治的宏观视角对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普遍性、特殊性与政治生态作初步的探析。认为基于大历史观，避免各种教条主义，从传统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未来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轨迹。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陷阱；政治生态；后新民主主义社会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6-0040-09 一、“社会转型陷阱”解读 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它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然而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通过无数“试错”才能得以开辟。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是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孕育着国家、政府、政党，国家、政府、政党也能动地反作用（正向、负向）于社会。社会也产生着“主义”，主义也能动地反作用或反哺社会。“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为核心内容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形式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社会存在形式会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存在、变化、发展而存在、变化和发展，由此形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诸种社会形态。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因为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精确预言的东西，而主要是由于人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增强并发挥其正向作用的缘故。据考证，古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是带有祭祀意义的聚会，是“里社集会”的简称，又指群众结社组成的地方团体之意。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最早出现在民治年间，由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后被引进到中国。当“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1〕概念被引进或传送到中国以后，各路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开始运用“问题”与“主义”来解释社会，重构国家 。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接受、运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现代中国国家，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转型之使命。
转型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属于质的螺旋式上升的进步状态，表现为多种样态或情形。如果某事物已处于定型化的“成熟”或“物极”状态，那么，该事物面临的“转型”、“必反”就为期不远了，否则，该事物就不会转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关于“社会转型”一词现已成为使用频度很高的词汇，我国大陆学界现已发表和出版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转型”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类型，尤其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指西方早发型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广义性。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这些研究比较集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及其标志方面，主要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等等。〔2〕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不无裨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些“拿来主义”的理论研究或探讨，把西方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当着普遍性的社会转型经验，硬套到我国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实践中来，这就势必在客观上造成我国某种程度的“社会转型陷阱”。
“社会转型陷阱”关涉到社会转型是否适度、适当、成败、复辟、倒退等问题。“陷阱”本指狩猎者为捕捉猎物而人为设置的伪装物，也比喻设陷、害人的阴谋。同样道理，“社会转型陷阱”不是自然的而是与人为有关，如果不是设计者有心有意所为，就是执行者乏力无为驾驭或被外力牵引，随从者无意识盲从的结果。笔者坚持认为，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陷阱，能否避免这种种陷阱，则要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智慧。30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三个比较大的陷阱：其一，是“现代化的陷阱”；其二，是“中等收入陷阱”；其三，就是“社会转型陷阱”。其中，所谓“现代化的陷阱”，是因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原名《十字路口的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一书而得名。正当不少人正陶醉、酣睡在改革的甜梦中时，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繁荣的社会后果，较强有力地证明：在中国，少数人的暴富并不必然会改善社会状况，也未必引导中国走向民主。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从特定意义上，与其说是“现代化的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如果改革在实际上走向预先设计的反面，就尤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先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根据世行的定义和标准，我国人民论坛杂志曾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此种陷阱的特征也困扰着我们国家，只是其性质有所不同罢了。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一个创新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其主笔的清华大学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有别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是指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改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与其说是“社会转型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更为确切。由此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自设的”还是“他设的”抑或是某种“合谋”？这就关涉到非常复杂的政治生态问题。
推荐访问:政治生态 陷阱 生成 生态 社会转型陷阱生成政治生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