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王安忆以文学书写的形式积极参与线性化的文学潮流。进入90年代商业化大潮中，王安忆以更加从容的姿态，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致力于审美写作空间的开拓。《长恨歌》《香港的情与爱》以怀旧情调追寻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的精神源头；《富萍》以朴素的笔调书写新时代背景下城乡间移民者的心灵史诗；“淮河系列”小说则精心为淮河农村小儿女画像。本文通过对这些小说进行个案分析，从时空范畴的角度，勾勒出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都市——城乡间——农村的写作演变轨迹。
关键词：王安忆 90年代 写作空间
20世纪90年代，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文革”时期以政治话语为中心的权威意识形态已经难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在新一轮的角逐中遭遇边缘化，以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笼罩在社会上空，最终打破了官方和民间二元对立的壁垒，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启蒙传统、民间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而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所谓的“无名”时代，没有统一的主题来涵盖这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因为各种思想和风格相互共存。在此种思潮的熏染下，王安忆努力突破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藩篱，捕捉流行的文化心理因素，开拓出新的写作空间，丰富了小说反映生活的容量和方式。在《长恨歌》《香港的情与爱》中，王安忆以怀旧的笔调书写都市时空下的沪港传奇，在普通的人事哀乐中寻找城市的精神源头。《富萍》里王安忆为一群新时代背景下游弋于城乡间的移民者画像，挖掘小人物身上朴素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最终她以一系列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来追觅“精神的原乡”，抒发淮河农村小儿女的生命情怀。都市——城乡间——农村的过渡，不仅意味着空间的位移、时空的交错、人物的变换，更表明作家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开拓广阔美学空间的愿望。
一、都市时空下的沪港传奇
在20世纪90年代怀旧之风风靡上海时，王安忆用《长恨歌》来缅怀那段流落在民间的海上传奇，为以上海为表征的都市文化寻根。在都市时空下重新叙述海上传奇这一意义上，“《长恨歌》填补了《传奇》《半生缘》以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1}。王安忆以怀旧的心理聚焦于上海、香港这两个具有浓重殖民地色彩的现代化都市，面对传统诗意在现代商品化大潮中饱受冲击的命运，人们无疑会生出怅惘体验和挽歌情怀。王安忆在以王琦瑶为代表的上海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上海城市的文化精神，在荣辱兴衰的时代变迁中书写普通人的人生传奇。她笔下的都市由弄堂、闺阁、流言等构成，是女性视域下的城市。她要发现在男性主流话语之外，与女性生活轨迹息息相关的场景和话题——舞会、下午茶、牌友，追求稳定真实的生活方式，从而追回城市在现代化浪潮中正在渐行渐远的记忆。从普通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苦难的承受力中开掘出永恒的意义与价值，这或许更能代表时代的重量，这也是王安忆眼中城市的根基和依托。
王安忆始终在思考都市时空下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微弱的个体生命在漫长的历史洪流中感到的漂泊感和孤独感是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不倦书写的主题。《长恨歌》中王安忆承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开创的文学传统，重新聚焦于三四十年代的沪上传奇，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精细刻画来把握沧桑巨变中个体生命的漂泊感和孤独感。这主要体现在王琦瑶在每一次的历史变迁中都饱受摧残，在与李主任、康明逊等不同男子的婚恋经历中都伤痕累累，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香港的情与爱》作为一部新版世俗传奇，逢佳和魏先生穿梭于沪港洋场社会，在长久的钱色交易中获得情爱的良知，演绎双城传奇。同样聚焦于沪港十里洋场的传奇故事，相比《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用一座城的倾覆和突如其来的战争来成全一对并无多少真心的平凡夫妻，王安忆笔下的沪港传奇更具世俗性和普遍性，她要开拓出城市历史的另一个维度——日常生活背后的诗意。“《长恨歌》蕴含着‘上海的芯子’的内涵——日常生活的恒久性。”{2}王安忆笔下的沪港传奇具有个人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她以人文主义态度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这显示出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背后更高的精神向度——在轻风细雨的言语中流露出对时代裹挟下个体“无根”命运悲天悯人的同情。
二、城乡间移民者的心灵史诗
《富萍》中王安忆将镜头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摩登现代的舞厅、爱丽丝公寓拉到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由乱世男女的爱恨情仇到凡夫俗子的艰难度日，由精细繁复的故事编织到自然素朴的生命自白，她要为行走于城乡间的一群小人物画像，记录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图景，剖析他们悲喜交织的心灵隐秘。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长恨歌》《香港的情与爱》还带有一些浮华雕琢的痕迹，那么新世纪初的《富萍》完全是一幅自然平淡的生活之图，淡去肝肠寸断的情感炼狱，环环相扣的故事演进、含蓄典雅的文字任由一段段往事在弄堂的上空铺展开来。从《长恨歌》到《富萍》，王安忆在十里洋场的遗风和社会主义的时尚外发现另一个生活空间——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乡下人的生活情境。
《富萍》以1964与1965年为故事背景，以乡下女子富萍到上海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中间穿插众多小人物的生活片段，仿佛作者要带领我们进行一场生活之旅，一起领略上海的人生百态。王安忆用文字构筑了一个由亲戚、邻里、熟人构成的人情社会，有意淡化尖锐的戏剧冲突，以民间的视角透视隐藏在角落的历史，挖掘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百味人生，以平等的姿态表达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这里的小人物毫无怨言地主动承担命运给予的所有不公和委屈，又自强不息地改变自身的生存处境。例如，富萍最终冲破乡情民俗的规约，在与“无物之阵”的抗争中破茧而出，走进贫寒母子生活的小屋，终于她在偌大的城市找到家的归属感。
《富萍》道出外乡人融入城市生活的迫切和艰难，写出一座城市遥远的记忆和一群移民者的心灵史诗。在商业化大潮肆无忌惮地侵入以弄堂、里巷为代表的上海传统文化时，王安忆以疏淡的笔墨书写一群移民者的世俗生活。生活是苦涩的，但底层的生活砥砺了他们坚韧的品质，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对生活所做的唯一注脚就是坚强。正是对生活的那份坚韧、顽强和乐观，使他们黯淡的生活中散发着诗意的光芒，温暖着像他们一样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小人物的心扉。
三、淮河农村小儿女的生命自白
20世纪90年代末，生活环境变迁形成的时空距离使王安忆以审美的眼光再次追忆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发现农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的审美意义。此时，王安忆对渐行渐远的乡土诗意心生怅惘意绪，再次将笔触伸入古老的乡村，书写淮河之滨小儿女的生命自白，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乡土遗迹。在20世纪90年代末“淮河系列”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王安忆有意与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一定距离，挖掘琐碎庸常的生活中那不起眼的诗意，与强大的政治话语相疏离，以闲话家常的絮语笔调娓娓道来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她不刻意追求感时忧国的宏大主题，真诚地为挣扎在生活边缘的芸芸众生画像。
王安忆用清新质朴的笔调刻绘乡间儿女的生活图景，探讨普通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汲取时代前进的勇气和动力，开拓出永恒的“民间世界”，“彰显一种勤苦、朴素、不卑不亢的‘生活’诗意”{3}。《喜宴》是当地风俗的展览和各色人物的剪影。旖旎的江南风光、繁复的婚俗礼节仿佛将我们带入遥远的“知青”年代。《文工团》叙述作者插队时在文工团的一段生活插曲。《姊妹们》以王安忆下乡插队的皖北平原为原型，其中生态环境、地理风物、儿女情长相互交织，勾画出淮河儿女的群像图。姊妹们（未出阁的女子）纯真的生活情趣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为滞重古朴的乡村生活增添了一点生气。结婚后姊妹们由少女变为妇人，儿时的小名逐渐被人们淡忘，农耕社会世代流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和宗法乡约束缚了往日小儿女自然活泼的生命力，处处隐含着生命难于言表的隐痛和创伤。《天仙配》讲述一个悲惨的乡间故事，外乡女子李玉书阴差阳错地逃到夏家窑，最终客死他乡，在阴间与孙惠家的独苗孙喜喜结为姻亲。没想到这个外乡女子竟然是革命烈士，多年后，在重重压力之下，村长答应了迁坟的要求。夏家窑的民众望着女烈士的尸骨被运往外乡，留给孙家老两口淡淡的忧伤。王安忆笔下的淮河乡村具有农耕文明的诸多特点，是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诗意美。王安忆用自己的五彩画笔雕刻着温情的乡间生活，淳朴的民风、优美的人性、浓郁的水乡风情将永恒地定格在读者的记忆中。
{1}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2} 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富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王安忆.长恨歌[M].上海：南海出版社，2003.
[3] 王安忆.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 唐长华.王安忆90年代小说研究述评[J].当代文坛，2002（4）.
[5] 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J].文学报，2000（10）.
[6] 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1）.
[7] 李庆西.卑微人生的破茧之旅——王安忆小说《富萍》阅读笔记[J].读书，2008（2）.
[8] 罗岗.寻找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J].当代作家评论，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