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公共服务最重要的内容，不仅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而且还承担着缩小未来收入差距的职能，与未来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休戚相关。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受教育人群是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但是，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并不理想，而这又很大得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据研究，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0.09，这是因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教育扩展的结构效应与工资压缩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结构效应。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用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款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款者的借款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对于一个国民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国家，随着教育的扩展、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
当前，我国的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教育水平较低，高学历人才匮乏，2003年《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报告》显示，2000年我国2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7.97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为5％，远低于同期美国的12.74年和35％，日本的12.55年和31％，英国的12.46年和25％，德国的12.34年和23％，韩国的11.48年和23％。教育扩展的结构效应也就表现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
（二）工资压缩效应。随着教育的扩展，劳动力队伍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更加技能化。通过竞争性市场，技能工人供给的增加必将相对降低技能较好、报酬较高工人的工资；同时，低技能工人供给的下降必将提高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人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压缩效应，其作用在于减少教育收益率，降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在人口众多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有技能的劳动力稀缺；另一方面低技能劳动力又由于低学历人口基数庞大而呈现无限供给的态势。再加上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高级人才市场缺位等，结果随着教育的扩展，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都呈现一定的“刚性”。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工资压缩效应，即教育的扩展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平等化效应表现不明显。
综上所述，在我国，教育的结构效应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而工资压缩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当前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正相关。教育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收入分配不公平对教育的影响
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社会公平被破坏，意味着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在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里，无论教育收费与否，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因为个人对财富的占有量决定了知识、信息、社会联系等教育背景。具体表现：
（一）在教育的起点公平方面。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教育作用的认知水平是不同的。低收入家庭现行的直接教育成本所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将比高收入家庭对应的比重大得多，再加上低收入家庭为教育所支付的间接成本，即子女不用受教育参加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将比高收入家庭对应的比重大，这两个因素导致低收入家庭对子女现行教育成本的高估，因而降低了对教育投资的积极性。
（二）在教育的过程公平方面。高收入家庭由于对教育未来的乐观估计和现行教育成本的能力可行，对于教育投资具有较高积极性。据调查，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家庭，教育花费是年收入为5000元以下家庭教育花费的8倍。另一方面一般高收入家庭会选择在有能力提供较好公共设施的经济发达区域定居，相应地，这些区域提供的公共品，包括教育资源将比一般区域更丰富。教育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不均等现象将进一步加重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化。
（三）在进一步获取高等教育方面。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比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进一步良好的教育，一方面经过前两个教育阶段，不同收入家庭的子女受教育的质量已经拉开了差距。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受益部分将越来越多，为此也要承担更多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便成为富有阶层的专业消费品，以及通向劳动力市场的“学历识别”，同时又为维护其对社会资源的更多占有提供了便利。
三、结论与启示
在我国，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因而，在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不重视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以及收入分配对教育的影响。
此外，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前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后一阶段，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目前，整体教育水平落后的中国正处于前一阶段，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就更显著地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基于正确判断的决策才可能避免效率下降和公平失衡，才会有利于教育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教育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趋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只要在不同的阶段采取适宜的政策，就能发挥教育在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上的重要作用。第二，当前，政府应当提高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增加教育投入；应当调整教育投入流向，把有限的投入更多地用于基础教育，特别是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应当对低收入群体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和改善教育条件，通过平民化教育提高他们的选择能力，进而改变命运，摆脱贫困；应当发展高级人才市场，打破地区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效应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预期目的。第三，现阶段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并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将来平均受教育年限越过临界点之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必将起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作用。第四，改革深化必须缩小人民收入的不合理差距，扼制权力资本扩张，大力扶植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早日脱贫，而扶贫的关键又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