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王安石散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 王安石，名垂青史的是熙宁变法。 本意是为国理财，结果，国富导致民穷，怨声载道，众叛亲离，终归失败。 做为古代文人，王安石是惟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 《读孟尝君传》： 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的公子，食邑于薛（今山东滕县南）。以好客养士出名的四公子之一。 以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看孟尝君，王安石当然看不上他，——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 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 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世人认为，孟尝君能够得士，士便归附他，他也能够借他们的力量来逃脱秦的追杀。王安石不信这一套，用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来驳他的能够得士，用得到一个真士，便可以让秦臣服来驳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用孟尝君的门下，出入着鸡鸣狗盗之徒，真士不会归附他，来驳士以故归之。用三句话就将世人的说法驳倒。 文笔曲折而严密，颇有气势。 清朝沈德潜评说：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 《同学一首别子固》： 子固，即曾巩。这是王安石向好友曾巩的临别赠言，也是对曾巩《怀友》的回赠。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 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 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子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 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 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 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尝云 尔。夫安趋徐行，辅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 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 相慰云。 孙正之（即孙侔，吴兴人。一生隐逸不仕），曾巩，王安石，穿插而写，反复强调；相互倾服信赖，以期携手共进，情真意切。 《答司马谏议书》： 司马谏议，即时任谏议大夫的司马光。 宋神宗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行新法，以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总机关。总原则为理财、整军、富国、强兵。目的是多征收富人的赋税，富国强兵，抵御辽、夏的侵扰。这必然触动以司马光为首的富人的利益，由此引发新旧两派的党争。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写了长达3000余字的《与王介甫书》，所谓侵官、生事、争利、拒谏等对新法大肆攻击，王安石针对这些指摘，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做以斩钉截铁的答复。 文章逐条进行了申辩，指责司马光不应以一切不事事为善。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无话可答。 笔锋犀利，语势劲健，自己决不引咎，表现作者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和一个政治改革家坚定的立场，以及杰出的辩才。 王安石为人傲岸倔强，果于自用。他深信新法对国家绝对有利，所以对保守派的反对绝不迁就，而且予以鄙视。但最终，在宋神宗死后，新法还是被废除了。 清末吴汝纶评说：故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 《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即华山，在安徽省含山县北。文章是游记体，叙述了游山时所见的景物，记下了同游的人和出游的时间。但是，作者重在据游山的感想引发议论，《游褒禅山记》也就不同于一般的游记了。 其一，自述此游之所得。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必须尽吾志也而不能至，始能于己无悔，不为人讥。游山如此，研求高深的学问，创建宏伟的事业，也如此。 其二，就古书不存，仆碑足以证讹，指出研究学问必须深思而慎取。 锐意，果敢的王安石，认清变法于国家有利，就决心推行新法，遇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也不动摇，不退缩；研究学问，亦能独抒己见。《游褒禅山记》为王安石做了很好注脚，从中可以读出他勇于探索事物真相的宏伟抱负以及锐意进取精神。这篇游记，正是王安石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祭欧阳文中公文》： 祭文对欧阳修的文章、气节和出处之不苟做了盛赞。认为欧阳修于死虽无可悲，然天下之人则无不悲者，况平昔游从而又向慕之者乎？ 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 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盛赞欧阳修的文章富于形象化。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 其谁与归！ 情深深，言切切：临风想望，焉得不悲？ 《泰州海陵县主薄许君墓志铭》： 泰州海陵县，今江苏泰县。主薄，主管诸薄目的小官。 许平是一个终身不得志的小官吏。他善趋时尚，屡次得到当朝显贵的推荐，却有极其不幸的结局，王安石为此感叹君子贵在自己守节。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铭文仅仅22个字，有未尽之意，颇耐人寻味。 《上时政书》： 宋仁宗嘉佑四年，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变法主张，却被昏聩的仁宗搁置。嘉佑六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不久，便再次上书，直言不讳地规谏仁宗。 上书紧紧抓住影响时政的人主的态度展开论述，指出因循守旧必然招致国家危亡，进而提出改革主张，并突出强调实行改革的迫切性。 上书以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玄宗李隆基三君主为例，纵论古今，以古论今，直陈时事，直抒己见。简洁洗练，文气通畅。 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 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 不终于大乱。 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 堪称警世名言。 （待续）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