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接刘大夫看电梯班的是内科的岑医生，他是哈医大的高才生。他细高的个，白镜子，戴一副眼镜，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医院的内科主任负责四个内科病房。
妓女莲花 中国解放以前,在唐山开滦矿区做过妓女的人很多，但至今还活着的就不多了。如果还有活着的话，恐怕也得八十多岁了。这些三四十年代在煤矿做妓女的人，都是些苦命家庭的孩子。她们有的是被卖到妓院的，有的是顶账给财主后再卖给窑子的。她们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十三四岁。姿色好一点的，卖给小山街、大庙街、桥西街和估衣街有名的醉春楼和暖春阁的妓院里。长的丑一点的女孩就被卖到桃花胡同和神仙胡同当了土窑子里的妓女。 过去，煤矿十天开一次工资，那些没有老婆的井下工人，路过这些小胡同就被站在门口的妓女拦住，经不住诱惑的就和女人钻进昏暗腥臭的土窑子里鬼混一夜。 到了一九四八年，唐山解放了，这些妓女都嫁了人，她们嫁的男人都是有缺陷的、或是岁数大的。这些妓女婚后大多数人不能生育，只有极个别的生育了后代。因为她们进了妓院后老鸨子就给她们吃了一种叫作断后散的中药。据说这种中药是老鸨子自己配的，一是消毒，二是不怀孕。我的邻居马大娘就是吃了这种中药永远不能生育的。马大娘的名字叫马莲花，解放前在暖春阁当妓女。莲花年轻时很漂亮，她是怎么进的妓院的就连上辈人也不清楚。但莲花的一生是苦难而肮脏的。莲花六十岁的时候，她说话，走路，叼烟卷的姿势，还流露出做妓女的功底。她年轻时的美丽漂亮，从她的眉眼、皮肤、身段依然能找到她从前诱惑男人时的美丽俊俏调情的影子。 到了六十年代，莲花的日子又进入窘迫了。当时，煤矿门口，晚上出现换全国粮票的，卖阿尔巴尼亚烟的，卖打火机火石的。莲花知道火石成本小利润大，她就做起了卖火石的生意。她每月跑一趟天津，她用暖水瓶装满一瓶胆火石，回来后分成五粒一包，天一擦黑，莲花打扮得花枝招展，拎着马扎子到矿门口。她把火石打开一包，然后小腿一盘，叼着烟卷卖大块火石。她卖的火石便宜，一毛钱一包，一包五块，每晚都能卖几十包。但是，只要买了她的火石的准上当。她那包火石里最少有两块是家假的。她在火石里放进了和火石一样大的铅丝。 从此，莲花落了个雅号，叫大块火石。后来，矿门口的夜市被取缔了。因此，莲花的生意做不了了，她只能到垃圾池捡破烂。毕竟她也是五十出头的女人了。她的姿色早已被岁月和污渍覆盖了，她完全象一个叫花子。 到了七十年代，莲花已经很少出门了，她只能靠邻居们给一点，街道补助一点来维持活着。那一年的秋天，莲花做了一件最见不得人的勾当。傍晚的时候，胡同里传来叫卖狗肉的的吆喝，这下又勾起了莲花的馋虫子。她用手巾擦了把脸，用梳子拢了拢花白的头发，又用手巾掸了掸身上的灰尘，慌慌悠悠出了屋门，她向卖狗肉的喊了声：卖肉的，过来。她也没问价，对卖狗肉的说：给我约二斤。卖狗肉的从狗腿和肋板处给她剌了二斤，约好后用牛皮纸包好了递给她。莲花说：等着，我给你拿钱去。卖狗肉的在门口点了一锅旱烟，一边喊一边等她送钱来。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卖狗肉的对屋里喊：大妈，快把钱拿来呀？莲花答应着：你进来拿吧。卖狗肉的挑帘进屋，一看，莲花一个布丝不穿躺在炕上。卖狗肉的一看就傻了。他楞了一会，马上就跑出了屋子。他在门口骂莲花老不要脸臭窑子娘们。尽管他在外面骂，莲花就是不出来。胡同里也没有看热闹的。卖狗肉的骂了一会，就认倒霉走了。 为了活着，莲花一生做了许多见不得人事情。为了活着，莲花不干这些，她又能干些什么，她又会干些什么？一个在解放前做妓女的人，一个从小就不知自己身世的女人。她没有亲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她不干这些，又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些她怎么活着？ 一九八九年的冬天，莲花死在了她那间黑暗的小平房里。她被人从屋抬出来的时候，她脸上的皮肤早已腐烂了，紫黑的皮肤，眼睛塌陷成两个窟窿，她的头完全就是一个骷髅了。她那缺齿牙紧紧地咬着。她的面部显得非常恐惧，真象一个魔鬼。但看莲花穿的衣服，还是非常干净非常庄重的。人们能想象到她在临死前，把一生中最喜欢穿的那身紫色大绒的旗袍穿在了身上，脚下穿一双绣花的绿色布鞋，她把这些穿在了身上，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给她带来痛苦的不幸的世界。 二丫 二丫小酒馆，老板娘叫二丫，在家可能是排行老二，所以她爸给取名叫二丫。二丫的人样子长得说不上俊，但挺受看。她白白的胖胖的，尤其是那高高挺起的前胸特别招人，井下的哥们喝完酒后都爱摸一把。习惯了，她也不以为然，特别是到了夏天，二丫穿着跨栏背心，两个雪白的乳房在背心里乱动，好象有挑逗哥们的感觉。哥们们喝到兴致的时候，喜欢叫二丫过来陪着喝两杯，二丫顺手拿个杯子就坐在他们的身边，白酒啤酒随便喝。她陪每人喝一杯一点事也没有。当人们都喝到一定程度时候。二丫很温顺地劝大伙别喝了，剩下的酒留着明天再喝。有人说：那不行，二丫你要是不让我喝了，那你叫我亲一口，然后再叫每个人亲一口。行二丫说只要大伙别喝醉，甭说你亲我，就是让我亲你也行。喝多了又吐又沁的多难受。来，兄弟让姐亲一口，别喝了。她这一亲，把其他几个哥们都吓跑了。 二丫是工亡家属，她结婚第二年丈夫就在井下出事故死了。当时矿上给她安排了工作。二丫不去。她向矿上提出就要一间矿门前的小酒馆。矿上就答应了。并减免了她的水电费。 二丫开这小酒馆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从前丈夫活着的时候，特别好喝口，经常有一群井下的哥们到她家喝酒。二丫是个爽快人，也喜欢井下哥们的性格，丈夫死了之后，她就把小酒馆承包起来，请了两个厨师，两个服务员，二十四小时营业。二丫想，丈夫的那群哥们，对她都很照顾，为了报答他们，她每天泡在小酒馆，陪这群井下的哥们。她知道这群哥们都很辛苦，在井下累了一班，上井后又不能回家，想吃点顺口饭，喝点酒解解乏，又没地方去，就让小酒馆当成他们自己的家。 在二丫小酒馆吃饭喝酒自己算帐，吃完了给也行，记帐也行，有钱给，没钱不给也行。二丫从不计较。工人们赶开支前兜里没钱了，在二丫这借个百八十也行，这几年，井下这群哥们跟二丫借钱特别多，有的实在还不起了，二丫开口说不要了。二丫常说：钱不值钱，人值钱。钱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没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 二丫小酒馆在煤矿门前是最红火的小酒馆，天天是人满着。去五月份她免费请井下这群哥们吃了一个星期。因为二丫和另一个井下的哥们结了婚。那哥们和二丫结婚后，就办了买断工龄手续，到二丫小酒馆当了厨师。从此，二丫的小酒馆更红火了。但是，随着城市的改造，煤矿门前的小平房拆除盖楼房，所有的小酒馆全部搬迁道了别的地方，所以，一条百年的饮食老街就消失了。二丫的小酒馆也被轰轰隆隆的铲车吞噬了。后来，二丫在城里卖了楼办起了酒楼，取名还叫二丫酒馆。 斜眼女人 《麻衣神相》中说：身有小疾，心有小毒。意思是说，身有残疾的人，心里有险恶的阴影。地摊算卦相面的先生也说：眼斜、嘴歪、心不正，腰里别着勾子秤。 我小时候听一群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们说，矬子杀人不用刀，罗锅子杀人有绝招，最狠不过斜勒眼，斜勒眼狠不过水蛇腰。这些顺口溜和相面先生、书上说的，多少有些偏激。身有残疾的人，不一定都那么险恶歹毒。身体健康的也是不一定都干好事。 斜眼女人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她高高的个子，枣核体型，灰白的头发，左眼是大眼睛双眼皮，右眼小而斜，几乎看不到黑眼仁。她的五官除了眼睛有毛病外，其他四个部位长的都是地方，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斜眼女人四十岁就守寡，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大都娶上了媳妇。儿子结婚后，她一直自己过。她的生活来源，一部分是丈夫的劳保，剩下的是捡破烂和卖鸭蛋挣的钱。 我小的时候，斜眼女人就养鸭子，她从农村嫁到城里，每年春天南方人来卖鸭子，她都买几十只小鸭子。当年，卖鸭子的当时不要钱，等秋后鸭子长大了再来收钱。鸭子死的不管，鸭子是公的不要钱。斜眼女人挑的鸭子基本上都是母的，没死一只，个个又肥又大。连卖鸭子的都说斜眼女人不仅会挑鸭子，也会养鸭子。斜眼女人的老家在农村，她家门口有一条河，她家养了好多的鸭子，伺候鸭子她有一手绝活。 她家住胡同里面，每天早晨，她拿着一根小竹杆把鸭子向胡同外的草坑哄。几十只鸭子嘎嘎地从胡同乱叫，鸭子一摆一摆的从我家门前经过后，地上全是鸭子的排泄物。斜眼女人不管打扫，我们还得替她打扫鸭子屎。人们在恨鸭子的时候，更恨斜眼的女人了。 斜眼女人二十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井下矿工，她的男人是一个瘦小而且患有矽肺的病人。她和这个男人生活了二十年，她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富贵，小的叫富有。在她三十九的那年，她的男人吐了一盆血就死了。从此，她一手拉扯着两个没成年的孩子，一手拉扯着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她靠男人给她留下的劳保和捡破烂、卖鸭蛋挣的钱维持生活。她把两个儿子拉扯得个个小肚子吃得滚圆，挺起肚子就象一个大鸭蛋。 斜眼女人有个毛病，就是爱看别人打架，只要街道有打架的，她就挤着看热闹。如果她要是没看到，一夜也睡不着。 有一次，邻居的小两口吵架，听说是女的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了，被男的知道了。可她的耳朵比谁都长，为了弄清真相，她把耳朵紧贴在人家的门上，由于她太聚精会神了，人家用力一拉门，她一个前趴栽到人家的院子里，弄得她差点出不了人家的大门。为这事，她的男人狠狠地抽了她两个嘴巴。第二天一大早，她跟没事一样，照常赶着她的鸭子到草坑去了。我和几个同学看到她的鸭子嘴就馋。 那年放暑假，我和春有、宝顺、春来去河里洗澡，下午回来的时候，斜眼女人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鸭子在草坑吃食。我们每人逮了一只就钻进了玉米地里。我们把鸭子的脑袋使劲一拧，鸭子连一声也没吭就蹬腿了。我们用草把鸭子裹起来顺玉米地绕着到春有姥姥家，我们把鸭子退了毛、扒了膛，用刀剁成块放进大锅里，撒上盐，放点花椒、大料、葱姜，用大锅炖。炖了有半个多小时，鸭子的香味就在小院里弥漫开来，我们把鸭子肉从锅里捞出来，一人手里拿着一大块啃。吃得我们满嘴直流油。我们把鸭子吃完了，剩下的骨头扔到了男茅房里，叫斜眼的女人找都没处找。 快到天黑的时候，斜眼女人往家里赶鸭子，她怎么数怎么少了四只。到了胡同里她就破口大骂，但看热闹的一个也没有。 天黑的时候，我们放学回家，见她嘴角都骂出了白沫。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歇凉了，她还再骂。街道主任来了，她骂得更欢了。主任叫她别骂了，她不听，主任说：你的鸭子早就不该养了，弄得街道整天臭气烘烘，要不是看你寡妇失业的，街道早就把你的鸭子处理了。 街道主任这么一训斥，斜眼女人真就不骂了。 这事过去了有三十年多了，斜眼女人也不知是谁偷吃了她的鸭子。 如今，斜眼女人已经七十多的人了，但她的身体很好，每天早晨起来照常放鸭子，放了鸭子就到垃圾池捡破烂。捡破烂回来，就站在胡同里，把耳朵伸起来听动静，哪有热闹就凑到哪。斜眼女人爱看热闹的毛病，恐怕到死也改不过来了，她是非把这个毛病带进棺材里不可。 养狗的老太太 丁老太太究竟养活着多少只狗，连她自己也数不过来。她只知道，狗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了。过去一天有两块钱的鸡肝，五块钱的馒头就够狗们吃一天的了。而现在，一天十块钱的鸡肝，五块钱的馒头，到了晚上，狗们还围着狗食盆子嗷嗷地乱叫。叫得她直心慌。最后她只好从冰霜里拿出预备好的鸡骨头，全给狗们拿出来吃了。吃饱了的狗，有的卧在一边睡觉了，有的跑到外面玩去了。 丁老太太快八十岁了，她个子不高，有点驼背，一年四季穿一身农村织的黑线布衣服，她胖胖的身子就象一截肥得流油的腊肠。我认识她有三十多年了，我没见过她把脸洗得透亮过。她那张肉直往下耷拉的脸，整天是黑得冒油。 丁老太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养狗，可以说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狗的身上。丈夫过去在傅作义手下的连长。解放后，分配到工厂当了科长，每天吃住在办公室，只有每月开工资的时候，给丁老太太来送生活费。 丁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五十出头了，一个人住职工宿舍。在工厂早已成了大龄青年。过去也搞过几次对象，但是对象一进他的家，见到满屋的狗和脏乱的屋子就吹了。为了不让她养狗，大儿子说：只要家里有狗，我就不搞对象，不进这个家。儿子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她每天照样伺候她的狗。 二儿子今年也已经快四十岁了，也没搞上对象。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每年很少回来。家里只剩下她和数不过来的一群狗了。 对于丈夫她早已不再惦记，对于两个儿子她也不挂在心上，她的心思全在了狗的身上。好象狗就是她的一群儿子。 有一年秋天，她养了十几年的老狗死了。她把狗埋在房后的一片空地里。而且堆起了一个小坟头。她在坟前摆上了供果，点上纸钱，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引来一群看热闹的人们。人们打听才知道是她的一只老狗死了。弄得人们哭笑不得，又不知怎么劝才好。 丁老太太门前有一片小树林，树林里长满一米深的杂草。狗们从她家门下的狗洞里爬出来就到小树林里的草丛中玩耍。成群结队的狗，从狗洞窜出钻进草丛，然后再从草丛出来钻进狗洞。她坐在门口的石凳上看着狗们玩耍，她的表情显得很平静很详和。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把狗食盆子往外一端，狗们一窝蜂地把盆围起来。狗们见盆里什么也没有，都仰起脑袋，嗷嗷地冲她叫。这时，她把鸡肝和馒头揉碎拌在一起，放在盆里。狗们都围上来抢食，她坐在一旁看狗们吃食，她的表情仍然显得很平静。等狗们吃饱了，钻进草丛玩耍的时候，她才开始吃饭。她吃的饭和狗们吃的食是一样的。 丁老太太家附近有个集贸市场，星期天就是狗市。狗市上各品种的狗都有。小狗一只能五十元，卖得特别快。有很多狗贩子到她家买狗，丁老太太说给多少钱也不卖。邻居有人也劝她卖了狗可以再换回点狗食钱，再说狗还可以再下小狗。丁老太太的一句话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把你们的孩子也卖了，以后你再生吗，那不是一个道理吗？丁老太太对狗的感情比她对两个儿子的感情还深。 有一年秋天，丁老太太两天没有出门，狗们在门前嗷嗷乱叫。叫得邻居们直纳闷，这两天她怎么没出来，是不是她病了。社区主任敲她家的门，也没有回声。社区主任派人到工厂宿舍把她丈夫找来了。打开门一看，屋里漆黑，开开灯，见丁老太太躺在炕上发着高烧。一群狗卧在她的身边，她的枕边有很多狗食，有骨头，有肉，有香肠，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狗们叼来的。 丁老太太没有去医院，只是请社区诊所的医生，在家输了两天液就康复了。她说，我那也不去，我就是死也和狗死在一起。 丁老太太在家里输了两天液就退烧了，到第三天中午，人们又看到她在门前喂狗时的情景。不过，丁老太太显得瘦了很多。她坐在板凳上看狗吃食的表情，依然是那么平静，那么祥和。 刘若兰大夫 刘若兰大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她的死一下把人们弄胡涂了。 我当时想，刘阿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于是，她的死，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各种传言、诽闻顿时丰满了人们想象的翅膀在人们的嘴上飞翔。 地震那天早上，刘阿姨一丝不挂地从岑医生的被窝里扒出来，她的丈夫和儿子要不是在大伙和解放军的劝说下，刘阿姨的尸体可能就暴尸在废墟之上。太丢人了！她的丈夫是带着愤怒和耻辱把她草率地掩埋了。 刘大夫的丈夫是铁路火车司机，文革时期是天津铁路分局赫赫有名的红旗号列车车长。他长得浓眉大眼高大魁梧，就象于洋演的《英雄虎胆》里的副司令，很有气质。就是当初跟形势太紧了。文革后成了三种人。那时他经常和刘阿姨吵嘴，有时还动手打刘阿姨。我家的窗户对着她家的门，他们打架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每次刘阿姨被打后就去医院。她的丈夫冲着她的背后狠狠地说：你死在外面，永远别回来！ 后来，刘阿姨在医院不看病了，她的听诊器也被没收了。她成了一名看电梯的改造人员。刘阿姨是六十年代上海医大临床外科系毕业的大学生，她长得是典型的江南美女。那年代我还没看过潘虹演的《人到中年》，后来看了以后，再回想起刘阿姨的模样，她长得真象潘虹。她那气质，她的漂亮，让人看了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再说她也会打扮，那时我去她家找她的儿子玩时，经常见她用铁钳子在炉子里烧一会，就夹自己的秀发。一会她的秀发就出现几个波浪型的大弯。她在家还经常穿腰下开气的长袍，后来我知道那叫旗袍。那时刘阿姨刚刚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最成熟最美丽最性感的时候。她的丈夫是天天下班追她，整整接送她一年才打动了她的心，把她娶到了手。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地曾经传为佳话。他们婚后的生活，也有过一段很浪漫的美好时光。 夏天的时候，刘阿姨抱着一把枣红色的六弦琴，现在知道那叫吉他了。在家门口弹，门前围着很多人。我那时还小，只觉得那声音好，就打开后窗户听刘阿姨弹琴。刘阿姨的儿子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和我玩。那时刘阿姨对我说，你比我们宁宁大，是大哥哥，阿姨上班没时间，你替阿姨照看点。从那以后，宁宁下学就和我在一起写作业。他家有一副网球拍，是牛劲的网线。框和把是藤子的。那时我还不认识网球拍，以为那是羽毛球拍呢。我们就用它打羽毛球。结果累得我和宁宁的胳膊都疼了。第二天，刘阿姨下班就给我俩买了一副羽毛球拍。 我上中学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牙，我发现刘阿姨在电梯里看电梯。刘阿姨问：牙又疼了？我咧着嘴说是。是她把我送到了牙科门诊。那时我听说她在医院里经常挨斗，不让看病了。医院里有四个造反派成了主治大夫。一个叫锅炉方，一个叫痰盂李，一个叫地板张，一个叫死尸蒋。这四个人成了内科、外科，儿科和妇产科的大拿。有一次，井下一名工人肚子疼，找到痰盂李。这位在医院倒痰盂的大夫，给病人开了点颠茄片，就把病人打发走了。那位病人走到电梯口就再也走不动了。他拉住刘阿姨的手说：刘大夫你给我看看吧，我疼得要死了。我已经找李大夫看了三回了。她总说没事，吃点药就好了，可我......刘阿姨用手摸了摸病人肚子说：你再回去找她，就说我刘若兰说的，得马上做手术，不然就危险了。你的阑尾已经烂了。那个病人又回去痰盂李，到了门诊就休克了。抢救过来后，他把刘大夫的话一说，痰盂李傻了，马上找到院长，最后，院长又把刘大夫叫来，给那位病人做了阑尾切除手术，结果保住了那位病人的生命。而刘阿姨做完手术又回去看电梯了。 接刘大夫看电梯班的是内科的岑医生，他是哈医大的高才生。他细高的个，白镜子，戴一副眼镜，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医院的内科主任负责四个内科病房。他被打成黑听诊器后，就和刘阿姨一块看电梯了。他的妻子看他被打成黑人物后，就带着孩子和自己的东西回了哈尔滨. 从此，岑医生就一人住在离我家几十米外的一间小平房里，过着独身生活。后来他妻子和他离婚了。刘大夫有事不来上班的时候，岑大夫就替她。他俩一个是医院的黑手术刀，一个是黑听诊器。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遭遇。他俩就象两只受伤的猫，相互为对方舔舐着伤口。刘阿姨被丈夫打后，就去医院值班不回家了，岑医生看到刘阿姨被打得遍体是伤，找来酒精药水为她擦拭伤口，尽管刘阿姨的外伤很快愈合了，但她心灵的伤口无法愈合。那天夜里，岑医生把电梯开到了楼的顶层，他关闭了电梯门和灯，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地震那天，刘阿姨一丝不挂地死在了岑医生的怀里。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把她的尸体简单地埋在了桃山的万人墓地。他们连碑也没给刘阿姨立，而且坟头堆得很小。第二年的春天就被杂草淹没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刘阿姨得到了平反并补发了工资，清明节的那天早晨，天空下着霏霏下雨，刘阿姨的丈夫和宁宁带着铁锹和烧纸贡品给刘阿姨填坟，她的丈夫流着眼泪把刘阿姨的坟堆得很高很高，远远地看去就象一座小山。宁宁给母亲立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碑上写：慈母刘若兰之墓，左边写：生于公元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右边写：殁于公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叫大辫儿的女人 叫大辫儿的女人和我大姐是中学最好的朋友，大辫儿个子高高的，人长得不俊，就是那两条垂到臀部下面的大辫子最招人。大辫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夸她的辫子好，因此，那两条又粗又能黑的大辫子给她增添了几分美丽。她的真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大姐的同学们都叫她大辫儿。 那时候，大辫儿放学后就长在我家，有时和我大姐一起写作业，有时帮着我大姐干点家务活。大辫儿人老实，不爱说。大辫儿她们家离我家不远，只隔着一条马路，从我家门口就能看到她家的烟囱冒烟。大辫姐六个，她上面有一个大姐，底下有四个妹妹，母亲不上班，父亲在食堂当厨师。她姐六六年下了乡.地震的时候，她们一家七口人被压在了倒塌的房子下，她被邻居一个叫大生的小伙子扒出来时，连衣服都没穿。是大生把她们全家人扒出来的。她父母被扒出来时，脑袋都被砸碎了，她们姐五个谁也没受伤。是大生帮着她们掩埋了父母的尸体，又帮着她盖起了简易房。 大生小伙子长得非常精神，他大眼睛，浓眉毛，就是脖子有点歪。有人说大生长得非常象电影演员朱时茂。就是比朱时茂个矮了点。我看了朱时茂演的《牧马人》之后，我觉得大生还真象朱时茂，而且大生的脖子也有点歪，朱时茂的脖子也不正。 煤矿恢复生产以后，大生回矿上了班，七七年的春天，大辫儿顶替父亲也上了班。大辫儿二十四岁的时候，大生的母亲托人来说媒，大辫儿一听就答应了。大辫儿心里想，反正自己的身子也让大生都看了，嫁给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七七年的春节前，大辫儿被二生用一辆凤凰自行车驮走了。七八年的秋后，大辫儿生了一个胖丫头。三口人的小日子过得有说有笑的。 煤矿工人有两个爱好，一是喝酒，二是打牌。这两种生活在煤矿延续了近百年，因此，这两种生活也就成了矿工的生活习惯。他们下了班就喝酒，喝了酒，就找哥几个打牌，打完牌回家搂着老婆睡觉。大生也不例外，大辫儿也不管。后来，大生的牌瘾越来越大了，而且是一打就是一宿，有时几天不回家，班也不上了。为这事大辫儿也和大生吵过架。再后来，就经常有上家要账的了。一开始，大辫儿给，后来要账的人越来越多了，大辫儿就还不起了。 大生赌钱输得太多了，欠的债已经还不上了，他由于不上班，被矿上除了名。大辫儿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大生知道对不起大辫儿和女儿，家里的东西也没要，一个人又搬回了父母家。 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说家不象个家，大辫儿整天象丢了魂似的。家里有了问题，他姐夫就来帮忙。姐夫为她拉煤拉劈柴干完活后，大辫儿就留姐夫在家里吃饭，还给姐夫预备好酒。 姐夫在桌上喝酒，大辫儿在一旁看着，她看姐夫是个好人，她真羡慕姐嫁了这样一个好男人。要是自己嫁给这样的男人该多好哇。 不到三十岁的大辫儿第一次做了对不起姐姐的事，那天晚上，她和姐夫一起喝了酒。借着酒劲她向姐夫敞开了衣襟。 从那以后，姐夫经常到她家来，而且大辫儿每次都是依依不舍地放走了姐夫。大辫儿想，要是姐俩可以嫁给一个男人多好呀。 大辫儿和姐夫的事，被姐姐发现了，姐姐狠狠地抽了大辫儿几个嘴巴。而且提出了和她断绝姐妹关系。大辫儿的四个妹妹也痛骂了她一阵。因为大辫儿已经怀上了姐夫的孩子。大辫儿顶着姐妹的痛骂，和姐夫办了结婚手续。 从此，大辫儿和姐夫搬到了工厂的宿舍去住了。 后来，我在街上经常看到大辫儿领着刚会跑的小女儿玩耍，不过大辫儿早已剪掉了那两条迷人的大辫子。她剪得发型，就象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 如今，大辫儿已经退休了，每天就是领着和姐夫生的小女儿玩耍了。姐妹的亲情早已断了。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女儿拉扯大，别的她什么也不想。[责任编辑：田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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