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上海知青网》里看到林嗣丰写的题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不能忽略返城三十年的后知青时期》的文章，文章对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提出一个很有嚼劲的话题。文章写道：只有将前十年知青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经历与返城后三十年的艰难奋斗历程结合起来，才能给予知青这一产生于特殊时期的群体有一个正确、全面、辩证的结论，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才能更加准确地贴近生活的真实，还知青一个公道。
文章说：有如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对他母亲说的那句著名台词：‘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老三届’有了十年农村（农场）生涯这碗‘酒’垫底，才有了‘老三届’在面对返城后三十年来的种种艰难困境表现出不屈不挠，成为生活的强者，形成了知青这一代独特的文化。 还知青一个公道的话我们就不好去说，用《红灯记》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的例子来做比方，也不能说不好，但总感到不够贴切，我想，如果现在让大家来举个例子打比方，已经很少有人会想到用这么革命化的例子了，我倒觉得有个更贴切的例子，不妨献上，不过，如有感到此例子有些刺眼的，敬请跳过就是： 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故事名称已经忘了，但有个情节我始终没忘：故事说，有一个女间谍，她接受了最正规的间谍训练，在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一位50多岁的老师在她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对她进行上床培训，完事之后，当她还处于极度恐慌和委屈时，她的老师很认真地对她说：你接受了我这个糟老头子,以后你什么样的男人都能够接受。 悲催吧，然而，我不想去辨明老三届知青下乡与女间谍的上床这两件事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不管李玉和也好，女间谍也罢，他们的行动目的都还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是为了革命事业，一个是为了国家机器；而老三届知青下乡的目的又是什么？只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句话？真的是很有必要吗？行为目的极不明确，说实在的，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也没真正搞明白过。 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说的是各不同时期人民因生活所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人们都是奔向比较富饶的地方,如关东、西口、南洋等地，犹如现在大批的农民工涌入比较富裕的沿海城市打工一样，而我们老三届知青正相反，去的地方却是一个连恶梦都想像不到的饥饿贫穷的地方。 记得还在上杭下乡的时候，我会做一些美梦，好几次梦见自己已经很高兴地调回厦门工作了，在梦中，会一次又一次地追问自己：这一次不会又是在做梦吧？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梦醒之后回到现实的那种沮丧是可想而知，一整天都无精打采。 相反，刚调回厦门工作的头几年里，我会做一些恶梦，好几次梦见自己还在上杭农村插队，好几次在梦中追问自己：我不是已经调回厦门工作了吗？回答是，还没有。这时，想到自己还得返回上杭农村时，会立刻惊醒，醒来后虽然庆幸自己是躺在家中的床上，然而只觉后背一片冰凉，冷汗已湿透了内衣。 不可否认，当年有一部分红卫兵是上山下乡狂热者，但大部分知青都不是那么积极，然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是属老三届或社会青年的范围（除非规定可以留城的）都得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非去不可，否则你在厦门将永远找不到工作。 说‘老三届’有了十年农村生涯垫底，才有了‘老三届’在面对返城后三十年来的种种艰难困境表现出不屈不挠，成为生活的强者。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说的还不够透彻，我们换句更明了、更简单的话说：你吃过了‘上山下乡’的苦，以后你碰到什么样的苦都能吃。 厦门老三届知青下乡的地方是在永定、上杭、武平三个县，这几乎是福建省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其实，农村的苦还不只是体现在其高强度的劳动上，而是在其困苦的生活上；在山区里，农民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农民有这样一种说法，累，是累不死人的，但是，饿，是会饿死人的。在农村，政策规定每个月生产队要分配给我们每个知青45斤谷子（可碾成33斤大米），当时物质十分匮乏，生产队两三个月才杀一次猪，供应每人半斤猪肉；而每月33斤大米对我们这些还在长身体又要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知青来说，根本就不够吃，月头还好，一到月尾几天有一顿没一顿的，当然，山区的农民就更不待说了，遇到青黄不接的时期要吃南瓜叶、野菜充饥。生活上的艰苦还不算什么，更主要的是来自精神上的折磨，没有工作，没有工资，前途渺茫，这才是最让人揪心的。 说要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人不是受革命理想的影响太深就是疯子，而疯子跑得比谁都快。 争取调动、早日离开农村才是知青们的主攻方向，知青们经过了各自的争取表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们少则一、两年，多则八年、十年，绝大部分的厦门老三届知青也都离开了农村，有了自己的工作单位：他们有的调回厦门，有的调到龙岩、武平、上杭、永定等地工作。而过了十几年后，也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放宽，规定只要厦门有接收单位的就可以申请调回厦门，就这样，绝大部分在外地工作的知青们也都陆陆续续调回厦门了。 厦门老三届返城后有些人进了大集体，有些进了国营企业，有些进了事业单位，但不论他们在什么单位，这些人都是单位里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最能吃苦的，在那些脏活、累活的工作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77年恢复高考后，一些有志向的老三届知青尽管文化程度只有初一、二的水平，但他们还是夜以继日、日夜苦读争取考上大学；而为了适应厦门改革开放的步伐，在80年代初，有更多的老三届知青报考了电大、业大、夜大，他们每天要上班，要做家务照顾孩子，还要挤出时间上课做作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跟插队受过的苦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学完了大学课程，毕业后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力量。 随着厦门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改革，很多国营、大集体的企业关、停、并、转，这使在这些企业的知青们陷入了困境。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因为文革的原因，没读多少书，没有文凭；更由于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成为了下岗对象。虽然他们也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他们以知青坎坷经历磨练出的特有的意志与毅力，再一次挑起为国家分忧解难的重担。 下岗的知青们自谋出路：有些人干起了临时工；有些人重新学习新的一门技能，应聘私人企业；有些人干起了个体，从摆地摊开始，把家业一点一点做大；极个别的知青在改革浪潮中成了弄潮儿，成为了著名的企业家。现在，如果要问他们是如何战胜困难并取得成功的？那他们一定会很认真地告诉你：知青的坎坷经历是他们的精神财富，是他们勇往向前的力量源泉！ 如今，当年的老三届知青都已退休，许多人的退休工资并不高，平均也就在2500元左右。然而，对待晚年生活，他们却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相当一部分知青自觉地选择了投身组织知青的活动中去，他们自觉地为昔日的插友做点事：为有困难的知青送上一份关爱；参加组织知青的远足旅游，不断丰富快乐的退休晚年生活。 在厦门，有一些知青热心于知青文化研究与建设，并为此而奔忙。几乎每个中学都有知青组建的老知青同学联谊会，厦门知青编辑出版了一些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的书籍：如《告诉后代》、《震撼与反响》等在厦门知青中很有影响的书籍：厦门知青还举办知青文学沙龙、书法沙龙、摄影沙龙等等，每个月定期出版《厦门知青文学报》、《厦门知青读书报》、《厦门知青艺术报》、《老三届通讯》等四种刊物；为丰富知青的文化生活，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每年都有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而等等这些，这在别的城市还少有耳闻。 一些事业有成的知青一直在关心和支持着第二故乡（永定、上杭、武平）的建设和发展，在他们当中：有捐资捐物的、有牵线搭桥的、有在第二故乡投资办厂的，他们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建设投入大量的财物和心血。 种种这些都表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并不能局限于他们下乡插队的那几年，而是要延续到他们返城、直至他们退休进入晚年生活的这一整段历史（也不止在返城三十年的后知青时期），这样才能全面反映出老三届知青的精神面貌，反映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独特的历史文化。 自四十多年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知青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无法抹去的印记，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留下知青的踪影。特殊的年代造就了我们特殊的这一代人，知青这个名称将伴随着我们走完我们的人生。 2013年8月28日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推荐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