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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欧双方各自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制约。“新常态”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欧盟所推出的“容克计划”都是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中，产能国际合作是核心，需要从政府对话及企业项目对接两个层面展开，即政府就投资重大事项如市场准入限制、投资审批程序、国家安全审查、项目监管规则、资本流入等达成共识，形成投资合作框架；企业则凭借自身资金、技术、管理等参与其中，形成良性竞争和循环。中国资本结合中国产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引领下，可以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从而转变中国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模式，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融入欧洲市场，带动产业升级并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容克计划；对欧投资；亚投行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响应，形成重大国际影响。旨在落实共建、共荣、共享理念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云集了除美日之外的众多发达国家，五大洲域内外共57个国家和地区（域内37个，域外20个）成为意向创始成员。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首任行长将由中国派任，且中国占据26.06%的最大投票份额。尽管“一票否决权”在现实中仅具象征意义，但由此显示了在全球贸易格局混沌之际，“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中国能量及广阔前景。在亚投行引领下，中国将成为对外净投资国，这对于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及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国对欧投资发展历程和背景
自1975年中欧建交40年以来，拥有28个成员的欧盟与中国在贸易、投资、人文、教育、文化、政治、能源等多个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与交流，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政治互信成为双方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压舱石”，2012年中欧高级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建立更是为双方互联互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对欧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在世界产业链中取得加工装配优势，依靠人口红利及规模经济一举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模式，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持续顺差，同时，和平稳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局面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地，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53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投资净流入国。巨额贸易顺差使世界经济失衡从南北差距转变为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2014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370亿美元，这使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及不确定性。中国同样对于欧盟保持贸易顺差，2008年达到顺差峰值1601.8亿美元，2012年降至1219.4亿美元，2013年为1189亿美元。中欧之间的经济结构矛盾决定了中欧贸易与中美贸易一样存在巨大顺差，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也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而贸易顺差的背后则是资本与金融账户同样存在着中国对外的逆差，意即主要是欧美对中国进行大量投资而中国对欧美投资不足。
对外投资既反映一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强弱，同时也反映一国资本跨境流动及增值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对外投资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及贸易格局中是否作为“大国”而处于贸易利益分配的有利地位。通常而言，能够控制要素、资源、产出流向的国家，不仅能够控制要素、商品价格，更能够通过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贸易规则、技术标准从而获得更大贸易利益。中国自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在对外投资领域则是不折不扣的“小国”，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与中国作为第二个GDP“10万亿美元俱乐部国家”以及拥有最高达3.99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储备严重不相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由此成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地。中国专注于吸引外资、承接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制造业转移，但在跨国经营、对外投资领域并未取得同步发展。联合国发布的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2005年对外投资仅居世界第17位，2006年升至第13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中国产业结构被迫加速转型调整，二者形成了中国对外投资跃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动因。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对外投资来源国，而2012年则跃升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对外投资来源国（当年中国对外投资达840亿美元），这既是中国综合国力、企业实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也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必然选择。
千禧年以来，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已经越来越密切，不仅体现在贸易往来频繁，双方直接投资亦呈现逐年增加之势。彼时的中国尚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更多的是依靠加工贸易和吸引外资，因此，对外投资仅仅充当拾遗补阙的角色。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论是对外投资的意识还是跨国经营的经验，都不具备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的条件。在此期间的十年中，双方互有投资，但欧盟对中国的投资远远超过中国对欧盟的投资，这也符合中国在该阶段的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特点。
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企业经营实力的增加以及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2010年中国对欧盟投资达到59.5亿美元，超过欧盟当年在华投资的总额（55.7亿美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2012年，中国对欧盟连续三年成为净投资国，这也反映了中国资本在欧盟市场的活跃程度。截至2014年，中国对英国、德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欧盟成员投资总额达447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金融、制造业和采矿业。中国对欧投资已初步具备了在欧盟市场较大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
（二）中国亟须加大对欧投资的背景
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起发达国家金融动荡，其后的欧债危机使得欧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周期下行的艰难调整，消费无亮点、技术无突破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制约。
2014年中国进入“新常态”时段，突出表现为增速下降和结构调整。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及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世界市场收缩的情形下已经难以为继，更兼资源约束、技术限制及环境问题愈发突出，与美欧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导致的货币循环也日渐艰难，因此，中国经济的首要目标便是通过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保持经济战车的稳步前进，从而克服中國经济长期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社会与环境的“双赤字”。近六年来中国GDP增速下行趋势明显，从2010年10.45%的两位数增速下降到2014年的7.3%，2015年预计将跌至7%以下（参见图1），甚至遭到西方少数国家“中国经济拖累世界经济”的无端指责，这其实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低迷态势下，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与期盼，寄望于中国经济能为世界经济注入持续动力。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则一直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8%左右，这对于扩大再生产明显不利。从GDP增速下降到消费者价格指数（CPT）连续48个月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43个月下降、进出口贸易数据下滑等诸多重要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需不旺、国际市场收缩、政策性调整适应、产能过剩等多种矛盾聚合，亟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显而易见，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市场、更大规模地提升对外投资将成为转型调整的必然选择。
从欧盟角度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最深的融合阶段，经济与货币联盟一体化的形势，使得货物、服务、人员和货币实现四大流通，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内部的市场融合、贸易效应不仅促进了该区域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政治关系更加友好与紧密。但2008年的欧债危机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爆发，各国/地区年度财政赤字超过了欧盟稳定公约的标准，对欧盟体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希腊甚至需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留在欧元区，英国作为非欧元区的一员，认为其在欧盟所处的地位及影响力并未达到自身期望值，也一直扬言要退出欧盟，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内乱及克里米亚事件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欧盟东扩的版图。德法之间的事务分歧及以上各种不利因素，迫使欧盟必须很好地兼顾稳定内部环境与协调成员方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欧盟也受到通货紧缩、失业和增长乏力的巨大压力，2014年GDP增速仅为0.9%，仅英国在改变统计口径后的表现差强人意（增速为2.6%）。
欧盟的宗旨除了加强政治联系保障和平之外，主要在于稳定与增长。2014年11月，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卢森堡人容克上任后，致力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推出了“容克计划”，通过设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在2015-2017年吸引来自私营部门总计3150亿欧元的资金，选择关键创新领域促进欧盟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欧均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及“容克计划”均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力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中国对欧投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欧投资从2012年以来进入较为迅速的阶段，突出表现为投资额度的增大及投资领域的拓宽，反映了中国资本开始逐步较为深入地融入欧盟市场。
（一）中国对欧投资现状及特点
1.中国对欧投资额度逐年增加但占比有待提高
鉴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以及出口导向的国际贸易模式，直至2014年才实现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基本平衡。由于世界市场的饱和及中国内需的不足，中国已经逐渐步入对外大规模投资的轨道。从全球范围看，欧盟、发展中经济体、北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东亚及东南亚是全球吸引外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以欧盟为例，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4900亿美元，2012年、2013年分别为2160亿美元和2460亿美元，分别占世界FDI总额的28.8%、16.2%和16.9%。这一方面反映了欧盟作为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看出近年来欧盟经济处于经济下行之势。图2为2012-2013年世界各主要国家FDI流入量，从中可见欧盟各主要吸引FDI东道国。
中国在2014年对欧投资总计达到180亿美元，比2013年约增长了1倍。进入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展开，对欧投资进一步加大，与欧盟各国的多领域合作取得广泛成果。如中国化工集团与意大利倍耐力集团的股权并购额达70亿欧元，海通证券以3.79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圣灵投资银行等。可以预见，今后中国企业在欧盟多国的多个领域将以更多形式参与其经济发展，投资额度在欧盟FDI中的比例也将扩大。
2.中国对欧投资国别及行业分布
欧盟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及对外投资环境存在差别，因此，中国对欧投资“因国而异”。经济合作前景及投资政策是影响FDI的两大重要因素，从历年我国对欧投资实际情况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是吸引中国资本流入的主要国家，这也符合以上国家经济体量在欧盟中所占据的重要程度。
从投资行业分布看，中国资本早期集中于非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型行业，如租赁、批发零售、酒店业等，但随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力的增强，投资领域逐步扩展到电力通信、制造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轨道交通、能源、金融、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3.中国对欧投资主体多元化
2013年以前，中国对欧投资主体多为国企，数量占到近八成左右，这与中国经济结构中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有很大关系。欧债危机之后，欧盟多国面临资金流动性短缺，这为资本雄厚的中国国企创造了投资条件，促进了中国资本与欧盟市场的融合以及东西方文化和管理经验的交融，从而也加快了近期中国民营企业进军欧盟市场的步伐。如弘毅资本收购英国连锁店比萨快递（Pizza Express）、万达集团以3亿英镑收购豪华游艇制造商圣汐国际有限公司（Sunseeker International）等，彰显了中国民营资本在投资领域更为充分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少部分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个人也开始投资，对欧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
4.中国对欧投资主要形式
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形式多样，既有绿地投资，也有并购投资。对于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多以股权合作为主，通过对一些欧洲领先的技术品牌进行并购，中国企业能够迅速获得技术转让、品牌效应及管理经验，从而将中国资金优势与欧洲技术优势相结合，产生更为良好的市场效应。
（二）中国对欧投资存在的问题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扩大对欧投资仍然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及客观障碍。
1.投資政策及制度约束
欧盟多国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并不一致。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面临各国不同的制度约束，需要妥善应对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及国家安全审查，显然这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成本、效率及风险评估。
中国目前已同欧盟成员（除爱尔兰之外）达成双边投资协定，但这些协定都在欧盟的约束框架之下，欧盟有权对该协定进行审查并确定是否有效。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协议之前，缺乏统一的投资市场准入标准及审查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资本在欧盟市场的扩大化。目前中欧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双边投资的重要性，并决定加快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议程，进一步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会对中方投资主体未来投资提供更大便利。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从2013年6月就已启动谈判。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及利益需要推动的TTIP（另一个项目为重返亚太战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旦达成，其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外构建的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及市场准入制度，对于非协议国家或地区将构建一道无形的市场屏障。目前由于协议尚未达成或未进入实施阶段，其对中国的贸易及投资影响尚有待于观察及评估，但很显然，美欧将借助此协议形成新的贸易圈，在世界贸易规则及秩序构建中继续掌握话语权。由此对中国将造成不利影响，在很大层面上加大了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及贸易竞争难度。
2.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负面影响
中欧建交以来，双方贸易及投资均获得快速发展，互为第一及第二贸易伙伴，双边投资不断增加。但中国并未获得欧盟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因而在对欧投资中，容易形成非市场化的行为，诸如人权、政治因素等容易成为对方限制中国企业进入各行业领域的限制条件。
事实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37年以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国民经济总量、整体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都已经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此点。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和主导作用，并且明确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并未消除政治对立，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向并未形成准确认识。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及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心，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出习惯性质疑，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此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在投资及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
3.欧盟经济通缩造成的不利宏观经济环境
欧债危机带给欧盟的不利影响至今尚未消除，经济通缩压力巨大，2014年GDP增速仅为0.9%，部分国家财政赤字严重，失业高企。2015年第三季度欧盟失业率约为11.2%，部分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则高达20%以上。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欧盟稳定与增长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宏观经济下行对投资及经济增长带来的风险及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希望借助新的措施改变自身所面临的不利形势，这也是欧盟推出“容克计划”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需要对欧盟各国具体经济发展做出正确判断。从投资风险、投资领域、项目确定、投资预期收益、各国投资政策等多方面进行审慎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从而在经济周期低谷中把握投资良机。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的融合及策略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欧双方各自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制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倡导的“一带一路”与欧盟所推出的“容克计划”都是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的内涵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将无法维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要素及投资驱动的模式也将转变为创新驱动，从而由粗放式发展转为集约式发展。长期以来，依靠“世界工厂”地位，虽然中国经济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但依靠规模经济及要素投入使得中国仍然可以取得大量利润份额，并进而形成世界对中国制造一定程度的依赖。此种情形在世界市场收缩之下，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工贸易模式迅即受到世界市场制约及各国贸易保护的限制，同时中国投资驱动带来的产能过剩日渐凸显，转型调整势在必行。
“一带一路”既是写意，又是写实。写意在于通过倡议，向沿线国家和地区表明中国“共建、共荣、共享”的和平发展理念，从而使得各国各地区之间能够将国际经济关系纳入包容互利的合作发展轨道，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中国将悠久的商业古道赋予了新的内容，希冀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写实则在于通过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贸易投资、文化交融等，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结合中国优势产能及丰裕资本，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际合作，构建亚欧共荣圈并进而辐射非洲。
欧盟虽然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联合体，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很突出。除德国依靠工业技术优势保持较为良好的发展局面外，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可谓步履维艰，希腊全民公决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东欧、南欧及中欧多数国家和地区因历史原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其中传统发达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也处于经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态。“容克计划"iE是在此背景下，欧盟新任领导人为振兴欧盟经济所推出的重大经济举措，寄望于总额达3150亿欧元的重点领域投资计划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从而形成更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其实施以设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为平台，画定消除投资壁垒路线图，据此采取非歧视的市场化行为进行相关项目的建设。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的对接可行性分析
欧盟市场的资金与建设需求使得“一带一路”倡议与“容克计划”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二者相得益彰，这也符合彼此双方的利益诉求。
1.“容克计划”实施关键领域及要求
“容克计划”确定的重点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如泛欧交通网络、跨境电力与输电、光缆通信等，设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目的在于释放私营部门的投资活力。欧盟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备，同时也并未有效整合，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物联网等也具有很大发展空间。这一方面需要有前期资金启动，另一方面也涉及相应的技术、装备、物资、管理等要求，并且需要欧盟多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才能使相应项目得以开展。
2.“一帶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制造及资金优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依靠比较优势奠定了制造业的重要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部分产业的绝对优势，这也是今后中国在全球市场竞争合作的基础。在联合国的工业分类中，中国是唯一一个门类齐全的国家，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工业体系，这使得我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钢铁、水泥、核电、高铁、平板玻璃、太阳能、风电等多个行业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产能丰裕，还具备了低成本领先优势。以高铁为例，350公里时速高铁我国成本约为1.29亿元，公里，而发达国家则高达3亿元，公里；隧道施工成本则为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1/3到1/4左右。结合“容克计划”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国的制造能力与装配能力可以在项目建设中发挥作用。
此外，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一度高达3.99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6月末），以美债为主、黄金占比仅1.2%（美欧等主要国家黄金在国际储备中多为65%以上）并非最佳选择。囿于投资渠道的缺乏，中国囤积大量美债实际上缺乏良好的增值性，同时易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一旦美元输出通货膨胀，则极易遭受铸币税损失。
（三）中国对欧投资契合“容克计划”策略
产能国际合作是中国资本契合“容克计划”的核心及要旨。需要从政府对话及企业项目对接两个层面展开。
1.政府间形成投资合作框架
中欧双方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双边投资对于各方均存在重大价值，欧盟已经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加入到欧洲投资战略计划中。因此，在政府层面就投资重大事项如市场准入限制、投资审批程序、国家安全审查、项目监管规则、资本流入等达成共识，形成条文以便投资方有据可依，将成为中方资本能否进入欧盟市场的关键。一个市场化、无壁垒的投资环境，不仅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也对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是否能成功运行进而顺利推动“容克计划”的实施发挥决定性作用。
2.企业市场化运作机制
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遵循了經济规律，以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实现科学发展。对于中欧双方而言，项目建设需要依靠企业的市场化行为进行对接及开展，因此，企业在此过程中将起到主体作用。政府通过建立和维护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企业凭借自身资金、技术、管理等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从而形成良性竞争和循环。
3.发挥亚投行引领作用
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均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挥重要作用，但亚投行在实现跨国资本流动与配置中，鉴于57个原始成员方的背景，起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作用将无可替代。众多参与国中包含德、英、法、意等西方主要国家，一方面可以整合多国金融管理经验及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这对于中国企业投资欧盟市场将起到保障作用。
四、结论
中国对欧投资处于良好发展态势且已具备多年基础，“容克计划”体现了欧盟市场的投资需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资本结合中国产能在亚投行的引领作用下可以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从而转变中国简单的加工贸易出口模式，通过对外投资进一步融入欧洲市场，带动产业升级并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林英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