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西方哲学史》这样写到：在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长期衰落之后，那些重新发现了书写的希腊人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他们偏爱非个人的解释，二是他们愿意给出理由。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书中的这一段：当其他民族发现，求助特选的文本或者先知的权威去捍卫特定的权威故事易如反掌的时候，有些希腊人却开始要求，要想支持这种或者那种理论，就应该给出理由，而任何致力于这些理论的人原则上都应该检验这些理论。出来论证的天赋之外，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天赋去揭示这个世界。 有人说，我们只要掌握了逻辑学就可以走出古代非希腊人的古老思维。可是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的经院哲学也用上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但是不管论证多么繁复，多么严谨，都始终走不出《圣经》的权威。说明，我们只要把一种学问定位最高真理、终极真理，我们就会越来越偏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这一原则，我们的思维就会不知不觉中精致地回归非希腊人的古老思维。 拥有了古老思维的民族，要想走向民族复兴、走向科学创新的道路一定是困难重重的。 过去，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走计划经济道路。邓小平发动的那场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却在所谓的宇宙真理的光芒下，陷入古老思维的泥潭。罗素告诉我们，理论照顾现象而不是现象照顾理论。现象照顾理论，就是在宇宙真理设法找到论据和解释，是中国人深陷其中的现代迷信。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这一原则？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托木尔峰健康行。 赞 (散文编辑：滴墨成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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