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然有一介布衣，可与蒋“平起平坐”；如椽巨笔，先后把孔、宋赶下行政院长大位；主持学术、唯才是举，不徇私情；抗战胜利代理北大，辞退日伪时期数十位教员，言称这些人若不受谴责，就对不起跋山涉水到大后方传承学术的师生!这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就是我们的傅斯年先生。
“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希。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这阙词名唤《南歌子》，乃是易安居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凉夜怀旧，一番女儿家情丝百转千回，跃然纸上。易安词本色当行，笔法极尽曲直，其无尽心事因悠悠尘世而生，但落落尘世叉顾得上谁的爱恨情愁。莫说是一弱女子的哀叹，即使枭雄英豪，百年之后，又有谁人记得。
台湾，1949年，麦克阿瑟专机抵达。国民党在退守台湾之际，极度需求与美国的庇护，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司令迎接这位“太上皇”。贵宾室内，鸦雀无声，蒋介石与麦克阿瑟分宾主落座，各方政要在其后垂首而立。此时只有一个人，口叼烟斗、翘腿而坐，潇洒自若间，流露的是顾盼自雄之气。他就是“天下英雄独使君”(陈寅恪语)的傅斯年先生。
爱在国难当头日
山东聊城“状元及第”的傅氏家风，六年北京大学的刻苦攻读，七年海外留学的丰富经验，傅斯年先生的学术庞博，常人只能望洋兴叹。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曾是国学大师黄侃，意图传授衣钵的学术托命人；在西南联大演讲时，为批判汪精卫的变态心理，熟练运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与人论学时，他的医学基础数学理论，令专业教授惊叹钦佩；后来成为大家的弟子们回忆，他随身携带、枕边摆放的书目内容，不是厚厚的地质学，就是艰深的《资本论》；可又怎能想到他初到德国时，悉心钻研的还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傅斯年先生如此广博而精湛的学养，使得胡适先生也要由衷赞叹他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兼有“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和“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最能“做学问”，又最能“办事”，还“最有组织才干”，其是胡适先生眼中天生的领袖人物。然而北大治学之时，他已然领袖群伦；却定要在外国求学。啃着面包省钱购书；更以全副精力用以读书，乃至与陈寅恪被比作宁国府前的一对石狮子……
这到底是胸中何等志愿，能支撑得起傅斯年先生，十年如一日的苦读不辍。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贫寒，花花世界，与己无关，难道他已脱离人间哀乐?可在抗战胜利之时，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先生，却“欣喜若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原来身担盛名的傅斯年先生，却不失一颗赤子之心。国难当头，尽心向学；乾坤有失，忠魂作补。勤学苦读，只为爱得深沉；十年一日，愿成国士无双。
恨也痴痴文化身
傅斯年先生再次踏入故土，即受聘于中山大学，随后开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使其大展才华。在任所长的二十三年中，傅斯年先生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培育了大量专业人才；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启殷墟前后十五次的发掘，将中国考古学与殷商断代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同时还为史语所争取到明清大库档案加以整理，官方修史讳忌颇多，私人揣测往往失真，这大量的大库档案使得明清史研究有突破进展。
在傅氏之后曾担任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先生，回忆傅斯年先生的学养，称他能够背诵大量典籍，其中“群经固不必说”，《史记》《汉书》等正史外的《国语》《国策》，先秦诸子乃至三都两京的汉赋，历代名家诗文和掌故，都一一化入胸中。傅斯年先生进而以个人学识的非凡识见，引领整个学科空前进步，可谓堂堂正正的文化之人。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1927年，王国维先生沉湖。陈寅恪先生有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深”。傅斯年先生身逢乱世，半生治学，于中国文化之精华，学之甚深；于中国文化之衰落，感之至深。游历西方学术世界，他深刻印证到其文化特色与长处。回到中国之后。他强调史料运用，注意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源于他心中对国故文化衰落之恨。先生所欲正是要在西方学科的检验下，构建中华文化的合理存在。
情深悠悠无限意
在英国、德国受到世界学术前沿洗练的傅斯年先生，清楚地知道中国文化欲图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留美博士胡适先生归国，为中国认知自身带来了新的方法；那么傅斯年先生毕生努力，即在于将中华文化之真谛，以西方学术体系进行表述，让世界实在地看到东方之美。正是这种志向。让他平生所学不会囿于传统经史；也正是此种胸怀。使他平生精力不离于国故往史。回想那位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山东少年，身承孔孟遗教，远祖系清朝第一位状元；流淌豪杰血气，生长在梁山英雄尚武扬威的地方；意气自雄而顾盼英发。
然而从少年结识胡适先生开始，傅斯年平生即待以师礼、持节甚恭。若论旧学功底。傅斯年先生又尚在胡适之上，可知贯穿傅斯年生命始终的，是植根传统重道尊师的士人情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为文化学术耗尽心力的傅斯年先生。曾对妻子余大彩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只是夫妻间近似闲谈的一语，没想到竟成了天人永隔的遗言。第二天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先生与世长辞。
在19日的深夜，窗外寒风阵阵，室内炭火已尽，而透骨的寒冷袭来，对坐相望的傅斯年夫妇轻轻地以话语互相安慰。学术上的巨人，却不是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教育儿子的好父亲。旷世无两的大才与惠及后世的成就，无法冲淡他对妻儿的歉疚。这句无心的真心告白，也只能化作余大彩女士脸上的两行清泪。母子的沉痛至亲的离去，同时学坛政界五千人为先生致祭。追恩先生行谊，警策文化大义，同为神州惜大儒!
愁待江山后来人
如今海峡两岸，大江南北，受教于傅斯年先生的门人高棣，多数亦不在人世；然而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傅斯年先生的再传弟子却不在少数。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名言依然在耳，“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对于熟读经史、西学扎实的他来说，提出如此响亮的“学术口号”，是为寄望学界不要闭门造车。以历史资料、重要史实来证明观念由来、国故源流，即使在西方语境下。同样可以认知、欣赏东方价值的珍贵。先生的离去也过了一个甲子，中华史学在几代人的奉献之下，规模与百年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再次回望傅斯年先生以生命、心血奠基的中国历史学，在生之人，扪心自问、是否心安?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向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信仰的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寓居广州，依然撰著新作，彰显士人气节、印证文化真意；为中华文化存薪火的钱宾四先生，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一生为中国文化正名，为中国历史挺立自身价值；牟宗三先生租住港台。穷晚年数十年之功力治学，意在今日纵使以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华文明依然高高在上。犹如傅斯年先生的凌云壮志，“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老一辈大家学者的共同心愿。更是寄望下一代能够发心立志、刻苦向学。若我们不忘于前辈先生之辛劳与成就。感动于往圣先贤之风神与生命，必要使学术授受精神永在，文化脊梁有所托命，而“吾道不孤”!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就是傅斯年先生的亲传弟子。何先生在为岳南先生《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作序时，写下傅斯年先生的文章，“都是有原创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适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如今大师虽然远去，而大师的音容笑貌，在弟子们的记忆中依旧栩栩如生；大师们的学术精神，必将“共三光而永光”；只是大师们的身影，后生小子再难一睹。这种遗憾，今生今世，也难弥补，可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