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田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摘要：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政治性斗争，以进化论为首的自然科学的激流涌进，浪漫主义所宣扬的理性王国的破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分析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出现的这些社会条件极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暴露性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题材、内容以及思想性的遮蔽性上的认识。
关键词：时代； 法国； 比较； 中国； 现实主义文学
中图分类号：J209.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政治性、政治与经济的磨合更替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时代根源。批判现实主义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的不满，批判由此而生。现有社会制度或是现有社会存在与现存人们的某种价值观、期待相抵触由此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某种不满。这在政统与金钱制度交替的敏感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当资本主义制度以绝对优势压倒政统制度，抑或说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宗教这种统摄人们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越加淡化，人们对金钱这种物质形式在无形中所给世人设置的牢笼倍感压抑，对自己的灰色生存更加明显地感到压抑沮丧。
法国之所以是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与19世纪法国复杂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剧烈的社会革命、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拖拉式斗争以及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社会条件的综合，现实主义文学这一继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之后的第二次世界文学潮流在法国异军突起，并且在19世纪中期迅速蔓延到英俄北欧乃至世界各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过，“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的合理，却决不是绝对符合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性的生存条件。发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失，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的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利的第一杠杆……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的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1]
十九世纪的法国其政治制度一直处于动摆的边缘，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进行较量，1830年法国最终爆发了“七月革命”，自此，资产阶级以绝对优势压倒法国封建贵族，在社会各个领域确立起‘金钱’的正统地位。王统最终退出社会舞台，必然影响到与之异卵同胞的天主教的正统地位，这对法国各个阶层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冲击，人们在迎合金钱所带来的新生的社会制度的同时，也不必可避免的也看到了这一新生制度的先天性弊病：金钱至上，物欲横流。
特定的社会现实必然影响到特定的文学，在这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轮回巡演的拖拉式较量中，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诞生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在诞生之初主要立足于反映两大时代和两大阶层的交替与斗争，所以其政治性尤为突出，司汤达的《红与黑》是这一时期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作。随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资本主义时代所固有的金钱气息愈加浓烈，‘金钱’取代两大阶级的斗争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新主题，这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风俗描写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王政的复辟给19世纪初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原先拿破仑时代单靠个人才智奋斗即可建功立业的社会风气随着封建贵族的回归泯灭无遗，从1816年到1830年之间的法国社会似乎整个被囊括在一枚世袭的勋章里，无论世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有如何的才能都不可能被垄断的上层社会所接受。反应法国这一时期这一制度的代表作就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一具有强烈现实性的政论性小说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司汤达是法国最早出现的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完整经历了法国变动的政治斗争史，跟随拿破仑东征，经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也见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在法国确立的标志——七月革命，这些丰富的社会阅历在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尤为清晰，政治性气息表现的尤为突出。《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于连·索绪尔几乎代表了王政复辟时期几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有着王政时期强烈的自尊与进取心，仅仅想凭借着自己的才能与‘拿破仑式’的胆识建功立业入军上流社会。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如实的反应了王权与金权抗衡对峙时期上至巴黎贵权中心的政治黑幕，下至维里埃尔小城市侩的金钱风气。及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司汤达式的政治气息已经淹没到了谷底，充斥全篇的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罪恶发家史，如《老姑娘》、《图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特》、《阿尔西的议员》《夏娃的女儿》等；封建贵族的没落史，如《幽谷百合》、《古物陈列室》、《老姑娘》、《朗热公爵夫人》等；以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金钱的罪恶，如《幻灭》、《泽·马尔卡斯》、《高布赛克》、《烟花女荣枯记》等等。至此，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进入自由竞争阶段，法国的历史也跟随着进入了‘金统’时期。马克思说，人在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此时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游走于各种关系以获取更大的金钱利益的社会性的存在。这在巴尔扎克的作品的许多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拉斯蒂涅成功史，大金融家纽沁根的个人发家史……巴尔扎克在《烟花女荣枯记》里如实描述道“今日，金钱已经成了社会通行的证书了。”
福楼拜生活的年代较之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相比更加突出的一点在于自然科学的突然勃兴。所以他的作品无论是《情感教育》还是《包法利夫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科学那种纯粹科学、冷漠的思维的影响。但是纵观福楼拜的几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不仅继承了巴尔扎克描写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秉之以更加高度的真实性、写实性、准确性。乔治·桑说过“一个想要了解政变之前那个时代的历史家，不能忽略《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布瓦尔和佩居谢》虽然分别以小镇、巴黎和农村为背景，但写的都是作家生活的时代，即七月王朝时期和第二帝国时期外省和巴黎的生活。“福楼拜甚至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中心去展开情节，1848年革命在他的几部小说中都成了影响人物思想的决定性事件。” [2]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司汤达、巴尔扎克还是福楼拜，19世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家们在选题和内容上都受到19世纪法国复杂的历史现实的影响。
注释：
[1]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297页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