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冬日，父亲和已瞎眼的祖母，一老一小，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沿村乞讨。富人家的狗咬破了他的后腿，那殷红的血伴着那小小的脚印，一步一步的留在莹白的雪地之中。
父亲已经走了十年了！
石门峰山坡上的野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已经十个春秋。
父亲在我们生活中的概念，都是陵园、祭祀、扫墓、清明节一类的词汇。我们和父亲阴阳两隔，联系我们的，也只有每次烧给他的那些黄黄的、薄薄的纸钱。
在天国的父亲，您生活的还好吗？
清明的细雨再次在江南纷纷下起，就像我们对父亲不绝的思念。
天公洒泪，我祭父亲。
一
父亲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在离武汉市不太远的黄陂县一个贫瘠的村庄里。家中是一个由于吸食鸦片而败落的富贾商户，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好像辉煌过，听说其祖上既有进士、秀才之类的文人，也有在如今还被乡邻们津津乐道的黄陂县“西半头，头一家”的巨富。但是到了父亲出生时，肯定是败落了。他的父亲很早就辞世。他的母亲到汉口去帮大户人家做女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母亲就随所帮的人家逃难到上海并失去音讯，父亲的童年是伴随着他年迈且失明的祖母一起度过的。
记得一九六五年，当时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和在黄陂九中读初三的哥哥浩文，都因学校布置要写家史，我们回家要求父亲讲家史，一向寡言的父亲才在油灯下讲述了他的童年。这么久远了，他讲了些什么大体已经淡忘了，但是一个深刻的表象始终留在我脑海里：一个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冬日，他和已經瞎眼的祖母，一老一小，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沿村乞讨。富人家的狗咬破了他的后腿，那殷红的血伴着那小小的脚印，一步一步的留在莹白的雪地之中。
父亲的祖母去世后，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后来被他的舅父收养，舅父姓陈，有些文化，曾经教过私塾，所以父亲才改姓郭为姓陈，并跟随舅父读书识字。
二
对父亲的回忆，第一个符号就是一九五七年。
在父亲的一生，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一九五七年。
一九五七年，虽然那时的我们尚小，但明显的感到父母总是在学习，开会，经常不在家，家中的气氛也比较凝重。我们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九五七年底的某一天，妈妈回家后，突然抱住我们几个孩子放声大哭，反复的说：我的孩子，将来你们怎么办？！将来你们怎么办？！我们犹如一群受惊的小羊，在母亲怀中大哭起来，心中十分害怕，后来才知道，是父亲被划了右派。
右派是什么？当时的我们懵懵懂懂，一无所知，但从母亲巨大的悲情中，我们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情是，听说这些被划了右派的教师，被派到修水库的工地去劳动，主要是扛生石灰，石灰是用草袋包装的，用肩扛到工地去，因为天下大雨，水落在石灰上起化学反应，石灰由生变熟，产生高温，许多人的腿，脖子都被生石灰严重地灼伤。但这些几乎像在劳改的“右派”们没一个敢停下来，还是拼命的在雨中奔跑，这幅图画深深地烙在我幼年的记忆之中。
当年的反右运动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父亲是掉到陷阱里了。父亲在这次大鸣大放中说过什么，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到某某地方查阅一下当年官方的档案，看他究竟为何获罪。据母亲说，他为人诚实，稳重，从不多言，估计也只不过重复别人所说过的话而已。比如批评党政干部进城后都“换老婆”之类。我想也是，像父亲这种“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的人，哪敢去向党“猖狂进攻”？况且他当年二十多岁就担任了校长一职，是新政权的受益者，他更没有必要去向党发动攻击，他不是唐吉珂德。
把父亲划为右派是五七年底，已接近春节。之所以这么晚才划，是因为他一直处于“可划可不划”之间，大概也的确是找不到他什么真凭实据的“右派言论”。但是当时划右派是有比例的，父亲所在学校按上级的要求，必须要划出一名，这样就把他硬是划进去了。如果说右派是“有罪的言者”，那么父亲可以算作一个“有罪的无言者”，显然他是冤枉的。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冤枉也是一种常态。
划右派以后，父亲更加沉默寡言，做事更刻苦，更卖力，学校里的脏活，累活，他都抢在前头，完全放下了当校长的架子，我们似乎看到他的背开始有些佝偻，显然他承受了沉重的精神重压。
右派对于我们子女的影响开始显现，是在一个毫不经意的场合。
一九六六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已经停课，我所就读的黄陂一中要派学生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每个班有三五个名额，我当时在班上也算品学兼优，又是学生干部，赫然在列。候选名单写在黑板上，让全体同学投票。几乎接近尾声时，一个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陈浩武不行！我知道，他的父亲是右派！”这位同学是和我从同一个小学考进黄陂一中的，他也是我父亲的学生，这种身份的发言当然极具杀伤力，全场一时愕然，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我像是被人重击了一棒，被打晕了。只见指导员把我的名字划去，我狼狈的含泪离开教室。
从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黑五类（地，富，反，右，坏）的子女，是二等公民。过去由于学习好，成绩好而累积起来的自信和优越感一夜之间被摧毁得荡然无存，强烈的自卑和身份差别的屈辱笼罩着我，这种自卑感和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才逐渐淡漠下来。
“右派”像一个紧箍咒，紧紧的箍住了父亲的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人一念咒语，他就会痛的满地打滚。所以他必须永远是老老实实、含悲忍辱的生活。
右派也像一片笼罩在我们家庭上空永远也不散的乌云，给我们的每个家庭成员带来无尽的灾难。哥哥浩文一九六六年离开初中，只能回到家中，不能上高中。六九年下放农村以后，所有的入党、入团、参军、提干，招工等等一切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都对他关上了大门，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这样他竟然在农村呆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七年被招到公社所办的企业当工人。两个妹妹也同样如此，她们都只能到社队企业（现在叫乡镇企业）当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付出最辛苦的劳动，收获最微薄的工资。
那时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张家榨屋的小村子，现在行政上属于黄陂县的王家河镇。那个村子许多人都到汉口去学徒弟，主要是做螺丝，在老虎钳的台子上用人工分别在螺帽和螺杆上拧出丝纹，是一个很艰苦的力气活。父亲无奈，只好让浩文也去学这个手艺，可怜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每天站在那里拧螺丝，酷暑的武汉，高温难耐，汗水顺着脚往下流，把脚下的地都打湿了。累死累活一年，一分钱也没拿到，原来那个包工头是个骗子，他拿到工钱就跑了。前几年春节，我和母亲还特意开车去看了这个村子，所见景象，和几十年前相差无几，看起来依然十分破败，荒凉。
父亲内心的屈辱和焦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自己当了右派，影响了自己的妻子，殃及了自己的子女和亲人。但他无力改变这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按照党的意志去“改造”，去“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帽。可是事实又总是无情的击碎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积极改造，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后来发现这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改变任何现状，他的政治身份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一切依然故我。我们这些子女只是从“右派子女”变成了“摘帽右派的子女”，依然受到压制和歧视。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事就是填表，但那个年代做什么事都要填表。入团，入党，招工，提干，等等。之所以怕填表，是因为我们必须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填上摘帽右派，在母亲的出身一栏中填写地主，这些令我们无地自容！就像二战中的犹太人被戴上了“大卫盾”的徽章，就像古代的犯人被烙上字迹，永远也无法洗刷一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就在这个“右派”的魔咒下煎熬。
好多年后，我才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政治生活有个特点：一旦某人被这种制度逐出正常的生活范围，他本人是无法为自己解脱的，哪怕强加于他身上的是真正的不实之词。如果要想改变，只有等待将他擒获的那只手将他解救出来。这本来是一个悖论，但是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直到一九七八年，那些具有远见的，开明的政治领导人，如邓小平，胡耀邦等，开始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也对当年的右派平反。一九七九年的某一天，有几个干部被派往父亲工作的学校，向他宣布彻底平反，向他承认当年划他右派是错误的。当这些人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时，他平静的说，只要你们认为当初是错误的，就行了。
三
对父亲的缅怀，离不开一九五九年，一个饥饿的年代。
一九五九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黑暗的记忆；
一九五九年，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黑暗的记忆。
此前一年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一片狂热，到处都在放卫星，说一亩地可以产粮食一万斤！还有说能产十万斤！流风所至，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开始担心中国粮食吃不完怎么办？他老人家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把全世界的人弄到中国来，我们的粮食也吃不完！
我记得一九五八年时我们家已不允许开伙，把粮票和钱交给村里，全家去村里大食堂吃饭。大食堂由一个旧祠堂改造而成，每到开饭时，乱哄哄一片。农民对“教书先生”总是尊重的，记得开始时每天都把饭菜单独放一个桌子，供我们一家人吃，而农民大多习惯蹲在地上吃饭。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开始“抢”饭吃了。父母亲在学校教书，作息时间和农民不一致，我们肯定抢不过人家，有时只有挨饿。很快，食堂垮台关门了。我的印象中，从我们住的地方到学校大约一华里路，但经常饿得没有力气走完上学的路，要坐在田埂上喘气。那年我六岁，浩文九岁，应该是蹦蹦跳跳的年纪。
很快，供应的大米被红薯，玉米、荞麦等杂粮替代了。父亲去粮站买回来的大部分是已经发霉的红薯干，野菜成了主要充饥之物。活着的人的主要任务是找可食之物，枕头中的谷壳和荞麦壳都倒了出来，磨碎后掺在野菜中吃。每天放学后，我和浩文就抬着一个小箩筐四处找野菜。毛蒿，桑树叶、榆树皮、地衣、蚊子楂、泥鳅嘴、野韭菜、野芹菜等。父亲教我们如何辨认野菜，哪些有毒、哪些没有毒。外婆将这些野菜加工，甚至先尝试是否能吃，会不会有毒。
野毛蒿子是当时吃的最多的野菜之一，但它极为难吃，不仅苦，而且它的叶片上有一层白色毛刺，极难下咽。我一吃毛蒿子就吐，但吐了还要吃，因为你别无选择，除非饿死。父母总是鼓励我吃下去，吃完了才有力气去上学。
从春天各种野菜蓬勃生长开始，到秋天初冬各种植物枯死为止，我和浩文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采野菜，去剥树皮。深秋，刺骨的寒风吹在单薄的衣服上，饥饿之中的人瑟瑟发抖。路上不断有去修水库的人饿死在途中，我长大后知道了“饿殍遍野”这个成语，读到这个成语在我脑海中生成的表象就是一九五九年的状况。但报纸上整天仍然在报道“大跃进”的成果，学校门口的白墙上画的大幅宣传画突出表现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成绩。
我印象极深的是，我们兄弟在未成熟的麦田里发现一种黑色的麦穗，焦黑的，别人说是“燕麦”，可以生吃，我们信以为真，找了很多这种燕麦吃了，结果中毒了，兄弟二人躺在田埂上，口吐白沫，肠胃里翻江倒海。原来这是一种患有黑色炭疽病的毒麦穗，直接入口肯定中毒。还有一种是桑树叶，村里人说能吃，去采来一煮，满锅都是类似肥皂泡的泡沫，估计含碱量太高，非常难吃。六十年代生活好转以后，浩文曾经做过统计，我们家吃过的野菜有四十九种。
记得有一天，父亲突然兴冲冲的回来，带回一大筐不知道哪里弄来的牛骨头，对于一两年未闻见肉味的饥饿之人，这无疑是天降福音！全家人都极为兴奋，把牛骨头洗干净，加上很多水，放到铁锅里去熬汤。我们都满怀兴奋的守在灶边，熬啊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令人期待的牛骨头汤的香味并未出现，锅里出现的是一层厚厚的骨胶。不甘心，再烧火，再熬！结果越来越干，最后只剩下一层硬硬的如同橡皮的骨胶，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全家人极度失望，大人们还要为烧掉那么多的柴禾痛心不已！
一九六○年，饥荒依旧甚至更为严重，很多人开始吃观音土，这种土吃进去无法排便，人会活活胀死。父亲看上去很瘦弱，形势确实严峻，他身上扛着另外六个生命，四个孩子，母亲和外婆。这种沉重的负担让父亲心力憔悴。
但是此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确定了一些在后来‘文革’中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三自一包’，即允许农民拥有少量的自留地，可以自己种点瓜菜之类的东西充饥，而不必上交集体。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什么，更加无从知道什么西楼会议，东楼会议，但一个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有自留地，可以自己种粮食救命！
估计父母和生产队关系较好，或者是由于农民对文化人的尊重，父亲得到在山坡上开几小片荒地的允许，尽管这里都是乱石岗，土层很薄。生产队甚至还派来了一头牛和犁，帮忙在树丛之中犁了几圈，大体形成一块土地的模样，我们全家都上阵，那时我七八岁，也拿起了锄头，到地里去捡石块，要把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刨出来，平整成一块可以种植的土地。这些土地里很快种上了荞麦，萝卜，以后又种了小麦和红薯。种红薯是要打土埂子的。我们做梦都盼着红薯早日长大，红薯的藤，叶都被当作食物吃了，我们每天都用自己小小的手指去量那个被里边成长的红薯在一点点撑开的土埂的裂缝，因为大人说，要有一指宽，红薯就长大了。后来地里的红薯真的长大了，撑破了土埂，我们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正是这些自己种的小麦，红薯，蔬菜，救了我们全家七口人的命。
父母花了很大力气在自留地里劳动，挖地，施肥、灌水、拔草、收割。有一天，父亲发现自己种的瓜菜总有人偷，三年自然灾害时，农村偷盗成风，当然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种偷盗不能容忍在于，对他人食物的偷盗就是对他人生命的威胁，所有人都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父亲连续几个晚上隐蔽在树林里，看究竟是谁偷他的劳动成果。终于在一天傍晚逮到了那个人，一个叫白大娘的邻居，她是一个惯偷，父亲把她带到全村人面前，大声斥责她，要她认错并表示悔改。在我的记忆中，一生谦和的父亲从来没有过这么严厉的声音。现在我能理解，因为在他的肩上，承担着那些幼小的、嗷嗷待哺的生命！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8年4月，因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遂平嵖岈山成立，信阳一夜成名。地委书记路宪文竟然下令开枪射击那些沿铁路线外出讨饭逃荒的农民，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直至1961年初，中央派了三万名军人接管信阳，逮捕路宪文，灾难才告一段落。据资料记载，在军队开仓赈粮时，许多农民是爬过去的，他们已经饿得没有走路的力气了。甚至许多人在爬向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
在这场灾难中，我们一家七口都艰难的活下来了。这真是一个奇迹，这完全是靠我的父母亲，如果他们的意志不是如此的坚韧，不是起早贪黑的去地里劳作，这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谢父母亲那坚强的双肩，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勇敢的承担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七条生命的价值。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那瘦弱的身材在我们心中无比高大而坚定，就是来自于幼年我们对父亲的印象：只要有父亲在，我们就有希望！
（编辑 饶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