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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W模式”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传播学理论，它首次用模式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文章所研究的公众考古是一种信息流动的传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5W模式”中的所有要素，因此很适合用这个模式去分析公众考古存在的问题，以期在此基础上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公众考古;传播者;受众
1 理论介绍
“5W模式”是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效果。其称谓来自模式中五个要素同样的首字母“W”。这五个要素又构成了后来传播学研究五个基本内容（图1），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1]。
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负责收集、加工、传递信息，通常被称作是“把关人”，包括个人或者媒介组织，是整个传播活动的出发点。讯息是由一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的信息组合。要实现信息有效的传播，就必须对信息内容的生产以及传播方式等进行研究。媒介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中介或者所借助的物质载体，如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它是传播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受众是信息接受的一个端点，也是信息再传播的起点。效果即信息传递到受众后引起的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
在借鉴国外相关公众考古的理论的基础上，学术界对公众考古的定义是：“公众考古就是考古学的大众化，其核心思想为‘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解释’。”[2]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个定义，公众考古就是将考古学的专业知识以各种符号的形式走出象牙塔为广大的公众所接受，并对广大公众产生影响的一个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应该是双向的，即信息到达公众之后，公众将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反馈，实现有效沟通。而这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公众，公众是核心。
2 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各要素分析
2.1 传播者
传播者首先是信息的接受者，在此基础上决定什么样的信息，以什么样形式，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传递给公众。在公众考古活动中所涉及到的“专业”传播的信息往往由考古行业内人员控制并进行发布。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考古工作者不仅仅是考古发掘者，更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在做好发掘的同时，要有与公众交流沟通的意识，将考古的成果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公众，实现知识信息传播的良性循环，也实现信息的共享[3]，有助于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但是他们掌握的知识艰涩难懂，只有具有一定考古文博基础知识的受众才能读懂相关信息。对此一些学者撰写科普类读物、另类解读考古，如陈星灿的《考古随笔》、许宏的《何以中国》等，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另一部分传播者是媒介组织。新媒体传递考古新发现更加方便快捷，公众可以通过新闻或者直播的形式了解最新的考古动态，如CCTV纪录片《考古中国》《探索发现》。近年来一些考古发掘会联合电视台进行直播，如“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等，报纸杂志如《中国文物报》等。
需要注意的是，媒介组织会对传播的内容、语言、传播过程等进行各种控制和约束，即充当“守门人”的角色。新闻的传播注重时效性，且要有噱头。而考古发掘工作时间漫长，且需要细致严谨，或者出于各种考虑会推迟信息的发布。这种不协调使信息传播有一定的延迟性[4]。
2.2 接受者
接受者即所谓的受众。只有信息传达到受众，为受众所接受，才能产生效果。如果仅仅以到达受众为目标，而不求效果，那公众考古是无用的。公众的需求是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的一个着力点，告诉公众应该知道什么，考古工作如何进行、得出哪些结论和认识，同时又能使公众认识到发掘的价值，也理解考古工作者本身存在的意义[5]。
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并没有将公众的重要性考虑在内，公众只是考古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受众的选择性很小。相比之下，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遗址的公众考古活动着实是一个范本，它的公众考古活动由专门的人员进行设计并负责实施，且活动涉及多个方面，方式多种多样，每年都会举办，并将公众考古活动贯穿到考古工作的每一個细小的环节[6]。
2.3 讯息
讯息是有意义符号的组合。公众考古中所讲的信息是通过载体呈现出来的信息，有时载体本身就是信息。对古代遗存的解读是建立在考古发掘基础上的，通过发掘获取原始的考古材料。研究、展示和传播都是考古资料重要的利用方式，公众对考古学家所做工作的过程、方式、方法具有极大的兴趣，希望进行体验式分享。目前所进行的考古信息的发布以结果发布为主，但也需要考古过程的开放，更需要探索对发掘资料提取、保存、发布的方式[7]。
“施拉姆在《传播是如何进行的》一文中提出了传播的循环模式，指出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只有在其共同的经验范围内才真正有所谓传通，只有在这范围内的信号才能为传受两者所共享。”[8]（图2）考古报告编写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是专业术语，而这种术语并不能为大众所熟知，能看懂考古报告的必须具有专业知识。现在所讲的公众考古，就是需要将这些艰涩难懂的信息运用各种形式进行多级解读，才能使不同知识水平的公众获得其所在层次的知识。也就是说公众与考古之间需要有一个媒介，即需要培养信息的解码者，这些解码者需要将难懂的信息翻译成大众所能理解的信息。
但是针对考古报告是否需要考虑公众，学者意见不一。有学者指出，考古报告是为研究使用的，并不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笔者认为，考古所研究的人类历史有其特殊性，考古报告并不能和理工科的研究报告相提并论。目前在探索面向公众考古报告的道路上，一些报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态度，如《梁带村里的墓葬——公共考古学报告》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公众解读遗址。[9]
2.4 媒介
公众是通过各种媒介才能够接触到考古知识，如书籍、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等途径。这些媒介是大众传播主要运用的手段，也给公众考古的实践提供了便利手段。
各类媒体组织各显神通吸引观众。网站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如考古汇、中国考古、中国公众考古网等;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公众可以利用手机App畅游博物馆，其他知识类App如紫禁城祥瑞、胤禛美人图;使用微信关注公众号，如上下探访五千年、弘博网、考古中国等，就可以轻松地获取这方面的知识等。
除此之外，非大众传播媒介的手段也应该受到重视。如博物馆、考古工地等，这些是揭示考古工作原貌的最好的场所。博物馆是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集中展示地，博物馆展览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公众信息的接受。考古工地的开放，可以让公众近距离接触遗存，同时有考古工作者在现场讲解最原始的考古素材，可以实现与公众进行互动 [10]。
还有一个特殊的媒介是博物馆的志愿者等具备考古知识的大众，这些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在与人的交流过程中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传递给其他人。
2.5 效果
效果即效用。在公众考古过程中，各种考古信息传播到公众以后，对公众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信息是否到达公众，是否对公众起作用是关键。据调查显示，很多参加过考古活动的公众表示收获颇多，同时表现出再次参与的强烈愿望[11]。这就达到了传播和教育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传播活动的信息交流的环节，即公众在接受到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信息的反馈（图3），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传播者会吸收来自不同领域中的新知识和见解，从而重新构建自己原来的知识系统[12]。曹操墓认定就是一个公众参与考古的例子，社科院考古所更是举办了“聚焦曹操高陵”公众考古论坛。[13]
3 综合分析
公众考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活动，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者薄弱，整体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就目前的公众考古活动的主导者来说，基本都是考古领域的工作者，很难有外领域跨界搞公众考古。而考古工作者并不具备传媒方面的知识，不了解大众传播的特性，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各种问题。如果考古工作者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掌握发布的主动权，确保信息的严谨准确性，这类问题则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公众考古从业者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如历史、考古、新闻传播、心理、经济等[14]。在大众传媒时代，考古要想走近公众，就必须加强宣传与交流，必须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培养复合型人才。一方面，热衷于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学者或者学生等，要探索将学术语言向通俗语言转化的方法，与媒体联合寻求更有效的传播手段。另一方面，各类媒体负责考古文博新闻信息的采集部门，要重视记者编辑的考古知识的培训，做好储备，以便深入理解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增强报道考古类新闻的准确性[15]。懂需求、会沟通、善分享，这些复合型人才是一座架在考古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可以實现考古信息的多级传播。
公众考古活动的开展首先要建立在公众特点与需求的调查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公众设计不同的公众考古活动，使活动从“小众”走向“大众”。如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建立网页“挖掘维京，正在进行的考古”，每天更新发掘工作的细节及教育信息等[16]。
在这里引入一个“意见领袖”概念。“意见领袖”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者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17]。因此，也需要注意在民间的“意见领袖”的培养。他们身处大众之间，在危机事件发生时，通过“意见领袖”来引导舆论，对于解决危机十分重要。“意见领袖”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将上级传播来的信息运用自己的知识进行解读与转化，也会使考古、文博知识的传播更接近大众。
参考文献
[1][8][17]邵培仁.传播学（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学[J]东南文化，2006（4）：54-60.
[3][4]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论略[J].浙江学刊2011（1）.
[5][10]蒂姆·科普兰.将考古学展示给公众——建构遗址现场的深入了解[J].黄洋 译.陈淳 校.南方文物，2013（1）.
[6][12]王涛.土耳其恰塔胡由克遗址考古记 [J].大公考古，2014（9）.
[7]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J].南方文物，2011（2）.
[9]陈燮君，王炜林.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J].文物世界，2010（4）.
[13]邵鸿.当代史学的公共面向和大众参与——对曹操墓认定风波的初步分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
[14]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N].中国文物报2012-08-31.
[15]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N].中国文物报2011-09-02.
[16]尼克·梅里曼.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J].黄洋，高洋 译.陈淳校.南方文物，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