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认为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是经历了数千年的同化过程，其中汉字在同化当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认为近年来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由民族分裂者所制造的暴力事件，尽管都与背后的国际幕后黑手有关，但却也同时表明我国当前的民族文化结构存在着软肋，给了敌方缝隙把手伸进来搅局。认为这些软肋的形成又是建国初期受到前苏联当时的不明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错误的语言文字措施影响的结果。因此认为有必要对当前我国的一些民族政策，特别是有关语言文化的政策进行及时的调整。
关键词： 民族同化；文字统一；分裂楔子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035（2014）05-0331-02
新中国成立后，十分关注民族的团结，制订了诸多优惠少数民族的政策。但近年来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由民族分裂者所制造的暴力事件，却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尽管事件背后都有国际幕后黑手，但也表明内部民族结构存在软肋，给了敌方缝隙把手伸进来搅局。这却是糊涂不得，回避不得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的民族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客观的检讨。
1 鞭子与绳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五千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各族群率先进入农业文明，这便天然地成为周边各凶猛游牧族群的猎取对象。只有大范围的联合，以数量对质量，才能抵挡游牧彪焊骑士的侵袭，过上安定的生活。华夏大地的大联合；形成了以“天子”所在部落为中心的“恒星”，其余部落为追随的“行星”、各部落中的血缘族群为“卫星”的“星体式”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由夏朝起，经历商朝、周朝逐步的完善。因此可以说，文明的华夏民族及其所建立的庞大王朝是在周边游牧民族的马鞭子的抽打逼迫之下而逐步地形成的。
西周末年，经过不断的兼并组合而强盛起来的西北游牧部落对周王朝频繁地侵袭，周王朝抵挡不住被迫向南迁都。从此中央候国势力大减，周天子也丧失了华夏统帅的资格。中原地区群龙无首，华夏社会的星体式结构面临解体。经过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争斗磨合，最终由集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优点于一身的秦国建立了更利于对抗外敌的中央集权制。秦统一中国后得以集全国之力来对付西北戎狄：派遣三十万大军征伐匈奴，举国之力修筑长城。但由于急于求成，防范过度，耗费过大，反而成了秦王朝过早崩溃的一个原因。秦以后的历朝国防基本上仍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为主，只是在战略上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的不同。汉唐盛世时曾主动地挺进匈奴腹地设立军事要塞，阻止其联合、遏制其发展，有效地确保中原地区的安全。但中国的体制历来以内斗为主，因此对外的积极防御难以长久维持，多数时候都以边境设防为主。面对机动性极强，来去自如的游牧骑兵却又防不胜防。在向北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而南面的中原地区，由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对于经济单一、日用品短缺的游牧民族来说极具吸引力，这就注定成了游牧骑兵们马鞭指向的目标。通过侵抢、逼贡或通商等方式来获得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又逐渐形成依赖。事实证明，那些与中原地区密切接触的族群逐渐地强盛而并吞了其它族群，而那些远离中原地带的族群或者被并吞，或者自行灭亡。游牧经济在军事上又是最利于进攻的，因为它可以进行“食用于敌”的“无后方作战”。因此强大起来的族群，一俟中原地区有事，便又乘机挺进。
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逐渐接受农耕方式，并因此而采用中原的规章制度，自觉或不自觉地日益地融入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原文化之中。特殊的象形“汉字”具有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深度是它没有拼音字易“走音”的缺陷，能把年代久远的事物和思想精确地记录下来，形成浩瀚的书海、精深的文化；广度是它不受方言语音的限制，对“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各个族群都可通用。精深和博大的结合使汉字具有极大的能量，足以排斥和吞噬其它族群的文字。原先没有文字的族群一旦接触到这种可以利用的文字，自然不必另立；原先已有文字的族群在接触汉字后，其原有的文字亦会被矮化甚至消失。因为在内向形封闭的东亚地区，当时只有汉字承载着大量的迅息。接受汉字就接受汉文化。于是进入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的精英阶层读《诸子百家》等书，普通民众观看《柳毅传书》等大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原文化之后，便逐渐产生对中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就是说，有形的汉字象一条无形的绳子将外来的民族与中华各族捆绑起来。自觉地接受中原文纯的典型是北魏时期的鲜卑族，孝文帝时实行了“断语”“改姓氏”。即废掉鲜卑原来的语言改用汉语，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 不自觉或半自觉接受汉字文化的两个典型是蒙古族和满族。蒙古人建立的帝国牌图远超出传统中国的范围，达到伊朗高原和欧洲东部，横跨欧亚，并不把中原看作是天下的中心。因此在入主中原后，迫于需要，元世祖不得不使用汉字。但在整体上，尤其是在中原以外地区仍然较完整地保留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满族就不同。满清入关后，尽管对被“汉化”亦心存顾忌，因此刻意保留满文，又阻止满汉通婚。但随后却主动地担当起中华文化承传者的责任，不但组织人员修《明史》，而且积极地弘扬历代中华文化。在“康乾盛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所编修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集汉字最多最完善的字典，《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汉文化丛书。满清已经把其所缔造的中华帝国看作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中心，把境外的民族都看作是不开化的夷蛮，因而骄傲自满，闭关自守。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壮大的过程其实是少数民族被汉人同化的过程，是鞭子与绳子的关系。具体地说，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到中原地区后被中原汉人同化，而中原地区的汉人又通过扩张和移民把南蛮地区同化。
2 联盟与自治，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帝国的铁门被英军炮舰轰开，于是依托着先进技术的入侵，夹杂着文明文化的掠夺随即涌了进来。面对另一个文明世界的出现，朝野上下乱了方寸。此时的中华大地，出现了精神上的傲慢与屈辱、文化上的东方传统与西方当化、体制上的封建帝制与欧式民主等各种冲突。但这些冲突所造就的是中华民族危机感的形成以及朝野之间阶级矛盾的加深，并没有造成满汉之间民族矛盾的激化。“反清复明”的举动仍时有发生，但大体上不成气候。其间出现的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起义及义和团运动，目标也不是反满。这些都是由于满清此时已经融入汉文化与中华连成了一体。但尽管满族大体已经汉化，却又留下条“尾巴”，即保留满人文字、，姓氏以及特权。于是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侵夺的加重，随着满清政府的腐败日渐显露，各种冲突最终导向为满汉冲突。因此当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口号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汉人军阀的混战却随即出现，列强的欺压变本加利，中华民族的危机步步加深。这表明，内有数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外有列强的逼迫，企图在中国仓促地建立西方民主型的“民国”是不现实的。正当中国人彷徨之时，我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指示了另一个方向——走俄国人的路。由于顺应了当时的世界潮流，由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共产党人最终掌握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受苏俄的影响，新政权成立后把民族区域自治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先后成立了内蒙、新疆、广西、宁夏和西藏自治区，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达65%以上。
但“十月革命”后，苏俄之所以建立社会主义联邦制，却是依据当时的俄国形势而定的。俄罗斯帝国的民族结构相当松散，是由历代沙皇通过武力扩张而形成的横跨欧亚的民族大杂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突发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紧接又暴发“十月革命”。政局的变幻使得俄帝国处于无序的状态，这就成了长期受到压迫的诸多被征服的民族脱离俄国实现独立的绝佳时机。布尔什维克人之所以仓促地设计联邦制，就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帝国疆界内各民族所发起的一系列挑战，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稳定局势，正如列宁所说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当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地限制各自治体的地位。通过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共同向往，苏维埃民族联盟的政体在维持了70年后却又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颗定时炸弹。因此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中国是否有必要“以俄为师”就值得裣讨了。与俄罗斯民族的大杂绘不同，中华民族经过了上千年的磨合已经趋于一体化。而尽管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联邦性质不同，即使仅是形式上的，但它也和联邦制一样终究会产生有碍于国家认同和民族和谐的砂子和楔子！
3 砂子与楔子，民族同化与国土分裂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配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为了“结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族体民族成份和族称混乱不清的局面”，政府组织了大批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分赴民族地区，对各个族体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这一工作从1950年开始实施，至1987年才基本完成。“民族识别”之所以如此地耗时费力，是由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都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从而造成支系纷繁、族称众多，混淆难辨。不少所谓的少数民族其实也只是汉族的大小宗支。也就是说，传统上的中国百姓只知道其姓氏宗族及祖先的承传概况，知道其所说的方言及风俗与别的地方不同，并没有在意自己该属什么族体民族。至于后来把全国的居民划分为56个族体民族，则是民族工作者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正因为这个民族识别工作及其成果，使得中国居民本来模糊的族体意识和界限逐渐地显现起来。
为了促进民族团结，新的民族政策给予少数民族诸多的优惠。于是公民民族成份的认定和更改，就涉及到民族干部培养、高考成绩加分、计划生育指标放宽、民族地区经济补助享受等，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这就使原先不被看重的民族成份倍受珍视。为了缩小地区差别，对落后地区实行政策倾斜是应该的，但对某地区的优惠不能等同于对某民族的优惠。每个地区都有不同民族成份的人，由于成份不同而待遇不同，违背了一切民族一律平等，任何民族不能享受任何特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也正是由于民族成份的阻隔，妨碍了对人才公平的、合理的提拔和使用，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因此民族成份的划分不但没有增强国民凝聚力，反而造成了不同地区各群体间的隔阂，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融洽，实际上起到了“掺砂子”的作用。
同样受苏联的影响，1954年所颁布的《宪法》又规定：“各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于是对一些已经不大流通的民族文字进行重新发掘，并给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共有20个少数民族使用30种民族文字”。这无形中把汉字也等同于某一族体文字。这是违背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的。实质上中国独特的象形字应该称为 “华字”而不是“汉字”。因为它是由华夏地区诸多族群共同创造，经历夏、商、周数千年到秦始皇时进行规范统一，汉朝后才正式使用。“汉族”其实就是中华大地上接受“汉字”的各族群的总称。因此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壮大，其实质就是接受“华字”的族群的扩大，与其说是“汉化”不如说是“华化”。中华大地上有上百种方言，正是通过汉字（华字），以及汉字的通用发音“官话”（普通话）来进行交流的。既然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语（华语）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母语。而各种方言一旦具有自己的文字就成为“民族语言”，也就成了说该种方言的群体的母语。当一个国家同时出现多个母语时，就等于在其身上被打下多个楔子。因此汉字之外再使用其它族体文字，不但不利于国民交流，还将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造成严重的破坏。历史上，罗马帝国就因为文字的原因便分裂成使用希腊文的东罗马和使用拉丁文的西罗马，而最终衰败。而罗马人从腓尼基字母和希腊字母演变而来的24个拉丁字母，廉价地为欧洲各民族创造了各种民族文字，又形成了欧洲的分裂和不统一。前苏联搞“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化”，推行了50种书面语，并为此而自豪。可是到198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了语言问题的矛盾，甚至为此而引起暴力冲突，成为导致使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的一个内部张力。中国的内蒙、新疆和西藏地区是推行民族文字和双语教学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成为民族分裂者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可见文字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人们进行思想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但一旦成为一种民族识别和独立性的标志，就会成了钉在民族间的楔子，从而变为民族分裂者手中的武器。再与宗教相连，这武器更具杀伤力。转而被国际敌对势力利用，从中找茬，扩展为“文化歧视”、“民族摧毁”和“种族绝灭”等，借以给予包括武装在内的各种干涉。
民族问题一向是世界性难题。世上古老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得以存留至今，是因其独特的通用文字所形成的包容文化能起着民族同化的作用。忽视这个因素而崇拜西方的民族理论，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成分划分、民族文字应用等方面人为地掺入有碍于民族融洽的砂子和楔子，从而给予了对中国心存忌惮，企图把中国大卸八块的国际反华势力可乘之机。当今世界是资源争夺的世界，民族问题事关资源问题，对于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划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占了大半国土，民族冲突一旦被挑动起来并形成国土分裂，中华民族从此将走上不归之路！对此攸关存亡之事，确实是糊涂不得，浪漫不得，作秀不得，妥协不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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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瓦列里 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