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日子经典句子_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日子

　　回忆过去的日子，总是感慨万千，记下几个小故事，也许能表达这种心绪。

　　这些事都发生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它笼罩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整个青年时代，我很少、也不愿意回顾这一段历史，有些事太令人伤感；从来也没给他人或晚辈诉说，怕因为不理解而遭耻笑；更没有拿起笔来记述这一切，历史己经一去不复矣，再提它还有什么意思呢？

　　可是，历史就是历史。巴金老人晚年写了一本《随想录》，提倡人们说真话，无论美与丑、好与坏，它是过去客观存在的，是这一代人饱含着悲痛与辛酸一步步走过来的------

　　我是扳道员

　　铁路上的扳道员，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不就是火车来了把道岔扳过来，轻松又不费脑筋，非也！

　　我工作在徐州站这个全国第二大路网性编组站上，东西陇海与南北津浦（现在为京沪线）在这里交汇，每天四个方向到达徐州站的客、货列车达百列以上，通过解编作业后再发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开出去又是百列以上。就这样每个列车进站、出站，每个列车重新编、挂，每个火车头的出库、入库，都需要人工扳动道岔。当年的徐州站分六个调车区，每个扳道员负责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个道岔，只要上岗，就得不仃地根据计划指令来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扳道。

　　单调枯燥，又要不仃地来回奔波，要紧的是不能有丝毫疏忽而扳错道岔，否则就是火车掉道、翻车脱轨、车毁人亡而造成事故。我工作的十余年见过无数可怕的事故。记得有一年，我所在班组的一位老班长，五十多岁快到退休年龄了，一时疏忽抡扳道岔，造成前车脱轨，后车相撞，哗哗啦啦七八节车厢侧翻，钢轨拧成了麻花，硕大的火车车厢东倒西歪，连敞车里装的元木、煤炭翻倒在铁道上满地都是。当时这个老工人吓得脸色煞白，话也说不出来，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以后大会小会事故分析，一次又一次检讨，最后给了个行政降薪、降职处分才算完事。更要命的是，扳道员要在这些南来北往飞快行驶的机车车辆中来回穿梭，既要不耽误扳道，又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记得有一位比我还年轻的郑姓同伙，就因为抢越线路，被飞快溜放的车辆轧在车底，等车辆从他身上过去以后，同伴想把他从铁道中抬出来，可怜他被无情的车轮轧掉两条腿一只胳膊，血淋淋地躺在铁道中嚎淘大哭，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每个白班早上六点以前起床，老娘照顾我急匆匆吃完早点，六点半准时从家中出发，七点之前赶到点名窒，班前点名之后，八点接班，一直干到晚八点下一个接班。若是冬季天短，两头都不见阳光。白班还好说，夜班这十几个小时实在难熬。年轻人本来就嗜睡，在加上那时候居住条件极差，白天很难睡个安稳觉，夜班就更加难熬了。每当下半夜，站在铁道旁手提着信号灯就睡着了，直到信号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才一下子惊醒，这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人跟本睡不着觉，就这样照样一熬一整夜，下了夜班家中还是热的睡不着，我曾经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一直这样硬挺着。对于熬夜的艰难，常期睡眠不足的痛楚，恐怕没有多少人能比我体会的更深切。

　　少年不更事，到老来才知道，熬夜、常年的睡眠不足，违反人体生物钟的正常规律，对人体是极大的损害。这种日子我一干就是十几年，白班、夜班周而复始，而且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像磨道的驴一样，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不仃地拉磨，转呵，转呵------可是劳动报酬少得可怜！更何谈劳动保护，何谈人权！

　　这种扳道员的生活，我过了十三四年。艰难的十几年呵，正是我的青春时代都被它耗尽了。那个时代的老工人莫不如此，受尽苦难。

　　那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散文《信号机礼赞》，把铁道旁的信号机比喻成铁路工人-------是的，你看它多么普通而又平凡，仅仅是一根白色铁柱而已，但它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竞竞业业，正确地指挥着南来北往的列车，春夏秋冬是这样，白天黑夜还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火辣辣的太阳晒着它，倾盆大雨淋着它，轰响的电闪雷鸣，漫天飞舞的大雪，还有尖声怪叫的寒风-------这一切一切都没能使它动摇，反而更显示了它坚定不移的钢铁性格。它高高地矗立在铁道旁，一直朝着正前方！-------

　　可笑吗？幼稚吗？上层建筑和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滑稽，那时的文学艺术就像是一把金粉，任何严酷的现实经金粉一抹，都是灿烂辉煌的。

　　现在，扳道员己经不存在了，铁路运输技术也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号、道岔操纵都由电脑替代了。

　　生产技术的进步，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我是批斗对象

　　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早有定论，这是一场错误发动的民族浩劫，无需我来述说。然而，我曾经是文化大革命的被批斗对象，这是连我自己也万万想不到的。

　　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发起的，北京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的。所谓三家村就是北京文化界的三个文人邓柘、吴晗、廖沫沙，他们共用一个笔名三家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谈文章，避免不了有喻古讽今，批判现实的言论。于是从批判三家村反动言论开始，大人物推波，小人物助澜，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革命风暴迅速扑来，我当年经常在企业和地方报刊上发表点通讯报导、散文杂谈类小文章，在单位也算是个小文人，必然就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批判我什么呢？我的文章都是歌功颂德的正面阳文，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喻古讽今，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姓张，带领几个骨干分子，到人事档案中挖掘对我的批判资料：先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当时南京的中央政府挂名少校秘书，为的是能领到一份相应的薪水，养家糊口，这段历史挡案中有记载；还有长兄1948年随蒋家王朝逃往台弯。于是，先父的这个少校头衔，加上我的海外关系使我背上了黑五类出身的罪名，成了他们批判我的绝佳材料。

　　一夜之间，扑天盖地都是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点名窒的四壁。那一张张大字报，仿佛一张张狞面目正怒目而视，指着我的脑门在骂：xx是反动分子孝子贤孙！，------是三家村在徐州站的走狗！，------不老实就砸烂它的狗头！说实在话，工友们不会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只要领导（党支部书记）说了，大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跟风就是了，反正专拣那些最恶毒、最难听的话写，尽管都是无理的漫骂，甚至于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可是这种气势凶凶扑天盖地地声浪，在你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像一缸污水一样向你泼来，令我立即感到恐惧、怒恕、不知所措，无论如何也不会平静地接受这种责难。

　　我一下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任人谴责的阶下囚。在众人批斗会上，照例都是张书记先讲话，气势凶凶地满嘴喷唾沫星，极尽煽动之言，欲治其罪，何患无词？工友们只有跟党走他们声撕力竭地喊口号，什么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什么样的大帽子都敢给你扣上。你反驳吗？令你浑身是口也难说清，你个人的声音如何能对付得了这几十人、一百多人的声讨？你沉默吗？想想这是上一代人几十年前的事，为什么今天让我承担罪名？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不反党，二没做坏事，你们凭什么围攻、批斗、漫骂我！-----我曾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悲愤填膺、窝囊之极又无处发泄！当时曾产生一个念头，引火自焚，我要用死来抗议！

　　这里还需赘言几句，在这场无人性的闹剧中，老爸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字报围攻、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关黑屋、抄家、甚而体罚，种种恶毒手段都尝到过。这样一个曾经享受过政府特殊待遇的老知识分子，找谁申诉？找谁讲理！只好咬掉牙齿自己吞进肚里。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像不会是我等小人物，所以对我这一段闹剧很快就过去了。紧接着是全市、全国范围的抄家、破四旧、革命大串联、批斗走资派、两派武斗、学生不上学、工人不上班------整个社会进入了无政府、无秩序、无良知、无仁爱的时代，一切一切都乱了章法，乱了套路。这种对人心、人的思想意识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没能纠正过来。

　　对我的围攻和批斗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和影响是深远的，它甚至影响了我大半生。对书记的话，我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抵触情绪，不愿意做唯唯诺诺地追随者，反倒喜欢抗上，因此，我不会是一个好工人。用现代人的观点，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会跳出这个环境，从而脱离他的阴影呢？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因此，想这想那类似跳槽的事，对黑五类出身的人，是不可能的。

　　多年以后，我偶尔还能见到这位张书记。人也老了，掬搂着腰，常常背个大编织袋，到处检废纸和饮料瓶。听说儿子只会啃老，把他每月几千元的养老金当成了自己的正常收入。老爹只好靠检废品，每月也有二三百元收入用于零花。

　　照顾老娘度晚年

　　我结婚成家以后，1972年搬入铁路宿舍，工作也调至北站孟家沟编组场，而父母家一直在市中心区的解放路上，虽在同城但相距甚远，照顾二老的生活成了我无法推却的大问题。

　　父母住的老民居大杂院无自来水，而吃水、用水又是每日生活最起码的消耗，所以，给老人挑水成了我的硬任务。每个星期日上午，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都得抛弃一切大小事务，准时回到二老家中，打扫卫生、买米买面、挑满水缸、洗衣晒被。每年冬季烧煤取暖，我还得每周最少一次清烟筒，各处找引火柴，劈好一堆准备留用------反正一切一切的家务我都得干，二老七十多岁了，爸又是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老知识分子，你不干谁干？

　　（在这里还必需交待几句，兄弟姊妹七八个，怎么会你不干谁干？。除去在外地工作、养家，在本市的四姐弟，各有各的难处，怎么可以攀比？）

　　可是，每周日挑满一缸水也不够一周吃用，所以每周三的下午，我还必须从北郊孟家沟骑自行车再来给补两挑水，这样才能保障二老起码的消耗。孟家沟到解放路，少说也有十几里路，骑车也得四五十分钟。那几年我在车间负责工人计件工资的计工核算，有时没事了就想早走一会儿，一来二去就有人反映到车间主任那里。车间老主任不能不管，就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早退？------这是违犯劳动纪律的行为知道吗！我只好如实相告，说出我的难处。老主任听了以后没言语，沉默半晌才说以后再有人问起，你就直接告诉他：给我请过假了。

　　几十年后，老主任已经过世了，可是，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由衷地感激这位老主任。

　　说到家务，我必然想到每月最困难的一件事——买煤球。当时烧煤有计划，每家、每月110块煤球，而买煤球又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我必须一早去炭店卖牌的小窗口排队，一个小时后交了煤球票和钱以后，再等待租用炭店的推煤小车，好不容易等来小车，自己再一块一块地搬上车（卖煤人只负责收牌、监督），更繁重的劳动是下一步，炭店距我家近一公里，呼哧呼哧好不容易推到大门口，再一摞一摞的搬进家中更是十分不易，因为大门口距家门还有几十米，而且还有台阶。好在我还年轻，能出得了力，为自家干活也不惜力。每月就为了买这110块煤球，我都得耽误半天功夫，一个人还累得要死。说什么呢？苍天在上！

　　每周日的上午是我值班，陪老娘吃顿饭、说说话，午饭后三哥来接班。尤其是1984年秋父亲病逝以后，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虽然请了一个全职保姆，总归不是亲人，我更是不能松懈。有时遇到母亲身体不适，我还要在家住上一夜。

　　都说床前百日无孝子，后来想，这也是双方面的。一则儿子侍候老娘天长日久，难免有耐心不够而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二则老娘久病卧床也会产生厌世情绪，摔东西、骂孩子也很正常。老娘就曾骂我：你这没出息的熊孩子！------面对老人的责骂，我能说什么呢？无言接受是了。多年以后想起来，我感到冤屈和无奈。中国自古就有老话：家贫出孝子，想想真是千真万确，假若儿子有出息当大官了，挣大钱了，还能每周风雨无阻地来到身边侍候你吗？恐怕难了！

　　孝子都是无能之人，孝顺乃是封建传统留给现代人的优良品德。

　　我和声兄二人多年来坚持周日值班制度，这种坚持直到1988年老娘去世。

　　做这些事难免顾此失彼。每个星期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个人放松休闲就别想了，就是责无旁贷的对小家庭照顾也时常不足。那时候女儿还小，我不记得何时周日带她们去过风景区游玩，想想也心存愧意。一天到晚干不完的家务，顾了这头，丢掉那头，没有表扬，没有感谢，只有埋怨。这些琐碎的家务看不到成绩，可是当你没做好时却能受到周围所有人的责难，自己只好暗暗感叹：命运苦呵！

　　几年以后每每想到这些，我心中常感五味杂陈在心头，更多是力所不能的无奈。扪心而论，我上对得起苍天、二老，下对得起自己良心；远经得起历史评说，近无憾于家庭成员，实实地应感足矣！

　　这几年吾亦老矣，每遇清明时节如若身体不适，不能去公墓为二老祭奠时，都十分宽心：神明在天，看到老人在世时我尽到了孝心，会谅解我的；二老在天，想到他们老年时儿子尽心尽力地照顾，也会含笑默许的。

　　饥饿的日子

　　1959年至1962年中华大地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我在互联网上查询，三年间全国饿死两三千万人（没有官方准确数字，只有坊间的估算），远大于抗日战争八年全国军民的死亡人数。最严重的四川省621万人，安徽省439万人，河南省238万人，山东省234万人。河南省凤阳县饿死5100人，迫害致死2802人------新华社一位资深老记者，经过几年调查、采访后，写了一本《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描述了这一段瞩目惊心的史实。

　　我是这场大饥荒的亲历者，也经历过许多真实的故事。

　　我的一位师兄姓罗，老家在安徽省宿县农村，1958年上级号召大炼钢铁，全村农民都去起高炉、炼钢铁去了，没有人种地、收粮食，加上社队干部强收公粮，使家家结余的一点余粮荡然无存，从第二年春天开始无粮可吃。开始时瓜菜代、吃野果，渐渐的树叶、树皮、树根------一切能填充肚子的动物、植物都吃完了。师兄的老娘在家，眼看着老伴饿死了，女儿和小儿子饿死了。老人哭乾了眼泪，在毫无生计的情况下，扒火车来到徐州，想找大儿子寻条生路。罗师兄自己每月计划定量36斤，住宿舍、吃食堂，平均每顿饭是两个馒头，这对于一个不满二十岁，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己是不足，可是每顿饭还得分给老娘一个，这显然无法保证起码的营养。他整日浑身无力，不久全身浮肿，工作上也常出错受到批评，师兄自是有苦难言。

　　老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不愿意拖累儿子，借口回家看看又走了。不久传来噩耗，老娘也饿死了。罗师兄回老家处理丧事，为父母弟妹一家人，在爷爷、奶奶的坟墓旁又合葬了一个大墓，自己找来一个木扳，含着眼泪颤抖双手写下罗氏阖家升天之地，并搬来大大小小山石堆积起来，对着坟墓磕了三个响头，才一步一回大地离开了他的亲人。

　　师兄回来以后痛哭流涕地向我叙说这几天的经历，他眼见村民把死人煮熟了撕着吃，看到村民像饿疯了的野狼一样残忍，他感到万分地震惊。

　　处在这样一个大饥饿的年代，除极少数的特权外，人人都难免这段吃不饱，无东西可吃而挨饿的历史经历。

　　在城市，那时候粮食按人、按月配给，正常情况下，计划配给的粮食能够20天吃就很不错了。余下三分之一的不足怎么办呢？树叶、野菜、饲料豆饼------我都吃过。记得有一次上班，老娘用手提饭盒给我装了两个杂粮面掺野菜蒸的窝窝头，又粗糙又难看，实在难以下咽。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用饭盒在取暖炉上热了热，因为又热又滑，有一个不小心掉到煤堆上去了，我一把拾了起来，上面沾满了煤灰，又黑又脏还能吃吗？按照当年我的食量，这种窝窝头起码要六个才能填饱肚子，可是这仅有的两个还能再少一个吗？自己想了几秒钟，毫不犹豫地用热水冲了冲，就狼吞虎咽地吃到肚里。不吃怎么能行？不吃将意味着我整个半天将要饿肚子，没有任何一粒粮食可食；不吃还意味着我暴殄天物，糟蹋粮食，这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允许的事。

　　还记得有一次咽喉部突然疼痛，吃饭喝水、甚至咽口吐沫都很痛。实在难忍，到医院口腔科检查，大夫说，咽喉部有划伤，肯定吃什么东西不注意落下的。吃的什么呢？无非是树叶中有杂草，我狼吞虎咽不注意把咽喉划破了。

　　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难忘老娘》。感谢老娘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千方百计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使我还能吃上几顿饱饭。也正是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生活，使我患上了胃病，以致于后来发展成胃溃疡、穿孔，直至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这是后话。

　　对于这段史实，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和评说。

　　没有粮食吃，不能买个烧鸡吃吗？-------

　　当时为什么没有反抗？太老实了，这是国人的奴性------

　　天灾是假，人祸是真。极个别当权者对于饿死的同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莫衷一是。今天的人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环境难以理解和想象。

　　201411(6720)

　　作者赘言：吾不善文，自己心里也拿不准，这些陈谷烂豆之类的往事，是否可以写成文章，呈现给读者。欢迎中老年朋友、各位有识之士指教！

　　请致QQ1795360194　 赞 　　　　　　　　　　　　　　　　　　　　　　　　　(散文编辑：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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