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景德镇陶录》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是西方了解和认识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重要资料。本文对《景德镇陶录》的三种外译本作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景德镇陶录》 外译本 深度翻译 价值评析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原稿初分六卷，内容史料丰富，但体例略显杂芜，后因蓝浦去世，未能刊印于世。嘉庆初年，蓝浦的学生郑廷桂受师母之托，在浮梁知县刘丙的帮助下，将《景德镇陶录》校订续补出版。郑廷桂曾在该书的跋文中言：“《录》旧六卷，今订为十。惟卷首《图说》、卷尾《陶录余论》，为吾师所未逮；其中八卷，则皆仍吾师之书，分门而附益之，谨阙其所不知，不敢妄有增损。”该书弥补了以往“镇陶无专书”的遗憾，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瓷业史的专著，也是继《陶说》之后的又一部陶瓷史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查阅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
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景德镇陶瓷典籍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 9世纪中期，景德镇陶瓷典籍就被译成外文，其中就包括《景德镇陶录》，如法国汉学家儒莲（M？S？Julien）于1856年将《景德镇陶录》节译成法文，第一次将中国的陶瓷典籍引介到欧洲。进入20世纪后，由于《景德镇陶录》在陶瓷制作方面的重要价值，其外译本开始增多，如英国学者塞义（G？R？Sayer）的英译本，日本学者藤江永孝的日译本等。这些外译本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景德镇陶录》的传播范围和国际影响力，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而且还为当时世界陶瓷的生产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下面对《景德镇陶录》的这三种外译本作以简要评析。
一、《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
19世纪中期，正值西方为中国陶瓷的瑰丽惊叹不已，却苦于无法探寻其制作方法之时，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 8 5 6年编译了《景德镇陶录》，并译其书名曰《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这是中国陶瓷典籍的第一部外译本。由于《景德镇陶录》既是古代文化典籍，又是陶瓷专业论著，蕴含着丰富的知识文化信息，儒莲为了方便本国读者理解其中的内容，便采用了深度翻译的方式对其进行法译。这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第一次尝试，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首先，从编排结构来看，该译本除了将原文中的刘丙序言、郑廷桂后记以及正文中的“古窑考”、“镇器原起”、“镇仿古窑考”、“景德镇历代窑考”、“图说”、“陶务条目”和“陶务方略”七卷内容译成法文外，还增补了很多其他内容。该译本卷首就对原作扉页作了解释，以便欧洲读者能对中国书籍扉页的排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是译者儒莲撰写的长达7 2页的导言，以及受其邀请参与译注的塞夫勒皇家陶瓷工厂化学家、世界展览评委会成员萨尔威达（ S a l vét a t ）撰写的4 2页序言；其后才是原著前言、后记和正文中七卷内容的翻译。此外，该译本还将当时荷兰政府驻印度的日语翻译霍尔曼（Hoffmann）所译的一篇关于日本陶瓷烧制情况的长文、萨尔威达编写的以法语发音翻译并按音译词首字母排序的中法对照重要名词索引、八页的详尽目录、一幅中国陶瓷产区概况图和十四幅精彩的陶瓷制作工艺图等，按照合理的编排方式编入其中。可见，该译本的内容在原作基础上作了较大的扩充，其增补的正文以外的副文本是深度翻译实践的重要表现方式，它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之中，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译文本体的内容，并加深对译文内容的认识。
其次，从注释方法来看，儒莲在法译《景德镇陶录》时，不仅注重在编排结构上添加各种副文本，以丰富读者的语言和文化语境，还强调在正文翻译中通过加入文内隐注、页下评注、引用典籍等方式，来阐释异域文化中的词汇含义。拿文内隐注来说，它主要是指译者插入到正文中而没有显性标明的注释，如儒莲在翻译陶瓷制作工艺“明炉”、“暗炉”时，就没有直译成“明”和“暗”，而是根据两个工艺的具体操作方式，将其译作“开放的窑炉”（les fourneaux o u v e r t s ）和“闭合的窑炉”（ l e s fourneaux clos）。这些没有明显标注的文内隐注，可使那些对中国陶瓷及其制作工序毫不了解、对中国历史文化十分陌生的普通读者，也能迅速准确地明白其中的涵义。而页下评注、引用典籍更是儒莲常用的注释方法，如儒莲在翻译色料“碧”时，就在正文页下注解曰：“S u i v a n t Basil de Glémona， Pi serait une pierre bleue et transparente， mais le dictionnaire de Kang-hi nous a p p r e n d q u’i l y e n a a u s s i d e vertes， Lou-pi，绿碧。”这一详细的页下评注，既阐释了“碧”应为蓝色透明石头的含义，又将《康熙字典》中“绿、碧同义”一说引入，以便读者学习和理解。这些文内隐注、页下评注、典籍引用等正文之外内容的引入，是深度翻译实践的重要体现。儒莲在《景德镇陶录》法译本中作了大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景德镇陶录》藤江永孝日译本
20世纪初，日本学者藤江永孝编译了和汉对照版《景德镇陶录》，于1907年由京东细川开益堂印制出版。藤江永孝是京都陶磁器试验厂厂长，翻译《景德镇陶录》，有其明确的实用目的。但就其翻译方法来说，它也属于深度翻译实践的范畴，只是运用的不如儒莲法译本那样完善。首先，从编排结构来看，该译本在原版文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篇序言，叙述了藤江永孝译注《景德镇陶录》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这本身就是正文以外的副文本内容，属于深度翻译的重要表现方式。其次，从注释方式来看，该译本对原版正文中的部分文句用日文作了注解，尽管注释内容不是很多，描述也不太完善，甚至還有个别地方注解有误的，但是它毕竟是日本学者较早翻译中国陶瓷典籍的实践之作，且已具备深度翻译实践的特征，这对于《景德镇陶录》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
2 0世纪5 0年代初，英国学者塞义英译了《景德镇陶录》，该译本并不是简单地翻译《景德镇陶录》的原文内容，而是大量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改变了以往多以“照本译文”的翻译方式。首先，从编排结构来看，该译本有目录、前言、引言、索引、序言、正文、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处处可见深度翻译理论在其中的运用。就拿该译本的目录来说，其内容要比《景德镇陶录》原文内容充实得多，译者塞义从每一卷中都提炼出大量的关键词，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一览目录，便可对其内容大致有所了解。就此而言，塞义英译本的目录编排明显优于《景德镇陶录》原文。另外，该译本“前言”和“引言”的增入，也使读者了解到塞义翻译《景德镇陶录》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塞义在翻译时处理中西文化差异的方法等。其次，从注释方式来看，塞义在译本正文中增加了许多“脚注”，以解释正文中出现的一些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最后，塞义在正文译本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和一个索引。其中，附录一是该译本脚注中所提及的中国典籍，如《江西通志》《陶说》《天工开物》等；还有外国典籍，如《Oriental Ceramic Art》《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The Ceramic Art of China》等。附录二是译本正文中主要参考的文献，计有89本之多，可见塞义在英译《景德镇陶录》时，查阅参考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可作为研读者查核和使用该译本内容的重要线索，同時亦可看出塞义为此译本用功之勤，用力之深。而在该译本末尾的索引中，塞义将《景德镇陶录》中出现的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标明了每个名词在译本正文中出现的页码，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原文内容。这些都是深度翻译理论在该译本中运用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景德镇陶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景德镇陶瓷业的专著，对于了解和认识景德镇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 8 5 6年将该书翻译成法文版本，并译其书名曰《中国陶瓷历史及其制作方法》，这是对中国陶瓷典籍的第一部外译本，也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首次尝试。由于《景德镇陶录》在中国陶瓷制作方面的重要价值，随后外译本开始增多，如英国学者塞义的英译本，日本学者藤江永孝的日译本等。这三种外译本都属于深度翻译的范畴，其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尤其是中国陶瓷古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发展，更扩大了《景德镇陶录》一书的传播范围，强化了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促进了国际陶瓷工艺及其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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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度景德镇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名称：景德镇陶瓷典籍的外译及其对外传播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