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社会是自然采集经济,有闲没钱;奴隶社会是掠夺性经济,有钱没闲;只有进入了商业社会,一部分人有钱了,同时社会制度能够让另一部分人有闲了,有钱的出钱、有才的出闲,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就到来了。
现在没有人怀疑,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个艺术繁荣时期。全世界的娱乐市场热火朝天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大多已经被逼进了学院和博物馆享受寂寞。还有一些艺术“小毛虫”蜗居在城市边缘,在自由艺术家的理想像肥皂泡上的七色光一样破碎后,如等待中彩票一样,等待娱乐大军的征召令和拍卖行的慧眼识珠,以期化蝶升天。倒是那些披着艺术家羊皮的娱乐家维持着这一行业“高雅”的社会地位,就像人们对那些号称“紫砂”的小泥壶趋之若鹜的时候,真正的宜兴紫砂矿早已几乎绝产了。
不是商业化毁了艺术,正相反,历史上商业的发达和艺术的繁荣是同步的。尼德兰画派、威尼斯画派都是商业繁荣直接催生出来的,甚至整个文艺复兴都和欧洲的商业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艺术繁荣的时期都是商业发达的时期,清贫的成长环境有可能出艺术家,但那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中的清贫。清贫的社会土壤是长不出艺术奇葩来的。
大批量成规模诞生好的艺术作品先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有闲。有钱,指的是艺术家不能完全为了生计而创作,否则早晚必定媚俗。艺术家爱钱,但不能唯钱是图,这样创造的艺术作品才能有个性,否则就是娱乐家了。有闲,指的是艺术家要有足够的创作时间,包括思考和沉淀的时间。艺术品就像爱情,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大多属于“体制外”的人,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朝九晚五之后再从事艺术创作,即便能出好作品也属于呕心沥血,很折寿。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社会是自然采集经济,有闲没钱;奴隶社会是掠夺性经济,有钱没闲;只有进入了商业社会,一部分人有钱了,同时社会制度能够让另一部分人有闲了,有钱的出钱、有才的出闲,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就到来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商业前所未有的发达、社会财富空前富足的时代,艺术之花为何不盛反败呢?我们可以回想历史上杰出的艺术作品,其消费者或出资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那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甚至是最高统治者。很多作品的委约合同就是直接来自于教皇、国王、大公、皇帝或者王宫亲贵。这些专制政体的统治者及其精英幕僚阶层,掌握着整个国家绝大多数的财富,他们可以一掷千金购买一件艺术品,而仅仅是因为“美”,比如西斯丁教堂的天顶画、巴黎的宫廷芭蕾和皇家舞蹈学院、拜罗伊特的节日剧院和在那里上演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莫扎特的德语歌剧《后宫诱逃》、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四重奏、圆明园里的各式建筑、“雨后天青云破处”的汝窑瓷……而在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中,这是很难做到的。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是人人平等,在不侵犯他人的前提下,个人权利和财产受到严格保护。这也就是意味着,国家的财富属于每一位公民,政府的每一分钱都要服务于每一个纳税人。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议会,是很难在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批准一项款项巨大的艺术资助计划的,除非他们甘愿冒在下一次大选中下野的风险。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各国中,艺术活动相对繁荣多元化、艺术家生活相对富裕轻闲的,都是已经全民解决温饱安居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的富国。只有这些国家,政府才能理直气壮的拿出闲钱来“养”艺术;这些国家的巨富财团也才可能选择“慷慨”资助艺术事业,而不是资助本该由政府财政负责的教育和赈灾,以换取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政府的政策倾斜。
那是不是只有在专制制度下艺术才能茁壮成长呢?别忘了: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我们的康熙帝、宋徽宗等等无论他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绩如何,在艺术方面都是具有相当高鉴赏力的,他们所统治的时期也是社会生活相对开放、思想比较宽松的时期。而像格里高利七世、亨利二世、彼得大帝、秦始皇、成吉思汗等等政绩更卓著,但采用铁腕手段治国的君主,他们对于艺术的兴趣不大,那个时代产生的艺术杰作也就相对较少。奴隶主治国、思想禁锢的专制环境对于艺术更是灭顶之灾:艺术家不准由衷地表达,个性张扬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环境所产生的艺术品只能是呆板或畸形的。只有在“开明专制”时期,艺术才会得到发展成长的空间,如果统治者碰巧是个艺术鉴赏家,以全国之力滋养之,艺术之花就盛开满园了。
一部国产电视剧的大结局和一场国内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您会选择哪一个?在票房决定艺术生死的当代,您的选择其实也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与其回味,不如憧憬:什么时候富者能乐而不淫,贫者能安居乐业,艺术家们也就能心平气和,遵循艺术规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创造出真正代表人类最高智力和审美水平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