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颜》《苹果》《观音山》《二次曝光》到《万物生长》，您跟李玉导演已经合作了5部电影，您看中李玉导演身上的哪些部分，你们之间是怎样一种工作方式？
我认识李玉导演并跟她在一起做电影，就是11年前的今天。11年前我们俩见了第一面，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过李玉导演的处女作，只是她当时有一个剧本我看了以后很喜欢，我觉得她对生活、对生命的细节的把握很独到，她人特别纯粹，我们谈起来很合拍，做电影的初衷比较一致，所以我们只见了一次面就决定合作，而且对我个人来讲，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她不端着，她不会说我是导演我是个艺术范儿。
我当年接触到的很多年轻导演，人家把我当商人，有一些甚至把我拒之千里，他们觉得艺术是他们的专属。我跟李玉导演在一起合作，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们联合编剧，剧本做好了以后，她做导演，我做制片人，最关键的是，我们谁都不是老大，电影是老大，我们一直说，没有谁有权威去做所有的决定，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
作为制片人，您和导演李玉之间有过分歧吗？
我们经常吵架为了电影，两个人都挺较劲，不管是在剧本修改阶段，还是在剪辑台上，是有真正的意见分歧吗？其实大家分歧是有没有可能把电影做得更好，所以往往在每一次创作或合作，都会有一两次有分歧的时候，所幸的是大家养成了一种默契，一旦李玉导演强烈的告诉我她作为一个女性观众的感觉时，我就会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一个女性从她的角度去拍电影的理由，而如果我有同样的坚持的时候，她也会重新想我为什么坚持，久而久之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只要为电影好，我们不是一切。
我们知道，电影《万物生长》是由作家冯唐的一个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电影《后会无期》的导演韩寒，同时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作家，您对目前这种文学与电影的结合有什么看法，这样的结合是对文学和电影来说是双赢呢，还是揭示了优秀剧本匮乏的现象呢？
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因为中国的编剧们只愿意坐在屋里，不走出去。所以很简单，就是为什么现在剧本越来越多来源于文学作品。其实一个作家也好，编剧也好，他所创作的故事、情绪，只是在不同的时空，用不同的方式跟读者和观众表达情感。他眼睛里面首先要有敏感的视角和每一个细节，大脑里要有数据库，没有这些东西，只愿意写身边这些个破事，不去观察不去体验，所以给观众没有驚喜，就像我每年收到上百个剧本根本就没办法看。
大家都在谈互联网电影，我说这是个笑话！电影是什么？电影就是黑场了以后，在声音和光影的时空里集体观影，所有观众跟随我们的镜头、我们的人物走了一段自己的感受，是自己在全新时空里的生活阅历跟情感感受。哪有说网上就是电影院？你无法获得切身的观影体验，就像你在车里听音乐CD跟去听音乐会现场一样，完全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一直讲，互联网电影是一种经典的赚钱方式，不是一个为观众着想，尊重观众，能够给观众惊喜的东西，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恰恰揭示了我们电影产业的根本软肋，就是没有原创资源。
作为制片人，跟您合作的导演，比如王超、娄烨、李玉以及韩寒，这些都是非常年轻的导演，在接下来的合作中，除了沿袭跟李玉导演这种长期的合作模式之外，您还会选择一些新的导演进行合作吗？
我跟李玉导演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合作模式，但同时我也在扩大自己的队伍，比如和韩寒导演合作的《后会无期》，跟李睿君导演合作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一个关于海洋的电影《消失在印度洋》已经发起制作，一个关于未来的电影《南极2059》也已经开机了，我们跟尚敬导演谈合作的《去火星外面》，也已经在写剧本阶段了，还有一个欧小明导演，李玉监制，我做制片人的电影，一个和李睿君导演合作的有关伊拉克的战争片。各个项目一直都在齐头并进的在策划和筹备，看哪一个剧本先成熟，我们就先干哪个。
我们知道您出品过多部电影，但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商业回报，您对此怎么看？
我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位不拿薪水没有工资的制片人，整整15年了，所以我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观众做一个好的电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因为我有别的能力可以赚钱，不值得花这么多心血来靠做电影赚钱，所以在做电影的时候，是拿心，拿真实的情感，拿生命所有的可能性来跟观众分享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位不拿薪水的志愿者制片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您在一席演讲的视频《感谢你给我机会上场》在社交媒体疯转，您个人也被无数青年人奉为偶像，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您还有哪些想法、建议或者期望要跟年轻人分享呢？
我经常和年轻人讲，青春的初心不要忘，永远要任性，任性的同时要懂得方法，不要轻易地妥协，一旦妥协一定要找补回来，妥协是为了更大的任性，所以一生任性，我觉得这才是青春的回忆，就像我老方61岁了，初心没变，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