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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在1967—1971年间拍摄的战争史诗片，共有五集：《炮火弧线》《突破》《主攻方向》《柏林之战》和《最后一击》，以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红军反攻为开端，再现了几次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战役：强渡德涅河、解放基辅、收复白俄罗斯、解放波兰、攻克柏林。该片通过恢宏的场面，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
《解放》是俄罗斯（苏联）电影史上耗资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战争大片。而影片产生的曲折过程以及折射出的社会政治风云，同样能够构成一部大片的丰富内容，令人感叹，更发人深思。
一
影片《解放》的创作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苏联已经拍摄了《燕南飞》《一个人的遭遇》和《士兵之歌》等战争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在世界重要电影节频频获奖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广了苏联军人作为解放者的形象。从宣传角度看，这无疑是苏联意识形态的重大胜利。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方战略家立刻注意到了这点，并决定予以回应。
一个重要的做法是让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上占主导地位，借以超过并消除苏联影片的影响。60年代初，美国与英、法、意、西德等国决定合作拍摄一些比苏联战争片规模更大的影片，塑造比苏联军人更为强大的解放者形象。于是，《最长的一天》（由西方几个国家的导演联合执导）、《阿登战役》（耗资300万英镑）等大片先后问世。它们叙述的重点都是西方盟国战场。这些影片在很多国家大获成功，为制作方带来了商业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利益。对此，苏联电影人自然不会视而不见。导演尤里·奥泽罗夫在看了美国影片《最长的一天》后，发现里面对苏联的贡献只字未提。而事实上，希特勒当年在欧洲东部战场集中了几乎80%的兵力；在盟国中，苏联承担的军事压力最大，牺牲也最为惨烈，高达三千万人。奥泽罗夫感到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了。
当时的苏联电影界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直接来自战壕，接受过战争的洗礼，从50年代中叶起为苏联电影铸造辉煌，奥泽罗夫便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921年，20岁时正值卫国战争爆发，应征入伍后参加过很多战役，最重要的是攻占柯尼斯堡，第三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将士在瓦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鏖战了四天。奥泽罗夫当时在前线观察点，他想，如果能活下来，一定要把这些悲壮的故事告诉后人。战后，奥泽罗夫进入全苏电影艺术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以后有近十年的时间几乎都在拍摄叙述和平岁月的影片。现在，他更想把萌生于前线的愿望付诸实现，拍一部巨片，全面展现红军将士的卓越贡献。
而当时苏联社会的大背景也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计划。此前，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报告的内容动摇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基础，并且引发了1956年秋匈牙利的和平示威和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才被平息。之后，欧美舆论借此指责苏联军人残酷无情并竭力在西方国家公众的心目中颠覆苏联军人的正面形象。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爱国主义在国家方针政策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1965年，苏联隆重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并为此组织了多场重要活动：在克里姆林宫墙边建造了无名烈士纪念碑，授予布列斯特要塞英雄要塞称号、列宁奖章以及“金星勋章”等。纪念胜利的政府报告提及了斯大林的名字，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位大元帅恢复名誉。被打入冷宫的苏联战神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也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他应邀出席了胜利日庆祝大会，受到了热烈欢迎。赫鲁晓夫曾长时间地公开诋毁这位昔日的同志，指责他是“波拿巴主义”。
《解放》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二
奥泽罗夫请志同道合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和奥斯卡·库尔甘诺夫（艾斯德尔金）合作撰写剧本。他们两人同样经历过战争的烽火硝烟。战时，邦达列夫是炮兵，参加过库尔斯克会战和强渡第聂伯河战役，库尔甘诺夫担任《真理报》战地记者。原先他们想请朱可夫元帅出任影片的顾问，但是遭到国防部和电影局领导的反对。最终，顾问由谢尔盖·施捷缅科将军担任。经历过战争烽火和人生起伏的朱可夫元帅对此反应非常平静，他还向编剧提供了自己花费多年心血撰写的回忆录的手稿。而编剧则对朱可夫元帅缺位顾问做出了“补偿”：元帅是影片重点塑造的主人公之一。别人很难对此再持异议，因为勃列日涅夫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同意在政治上为朱可夫平反。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继《解放》的编导之后，其他电影工作者也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朱可夫元帅正名平反。例如，瓦西里·奥尔登斯基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合作在1966年拍摄了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屋》（讲述1941年秋冬莫斯科保卫战），片中朱可夫是主要讲述者之一。
如何表现和塑造斯大林的形象，令编剧绞尽脑汁。1965年，斯大林还是一个颇为敏感、颇受忌讳的话题。最初，甚至连斯大林作为次要人物出现的设计也未被批准，可以做的只是指挥员在谈话中两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现在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在战争史诗片中居然没有最高统帅的位置，但当初就是如此。而苏共二十大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曾要求从1937至1953年出品的影片中删去所有与斯大林相关的情节。随着剧本创作的推进，特别是苏联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情况也发生了变化。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后，斯大林的名字开始在媒体上出现，而且不带贬义。于是，在相隔15年之后，斯大林的正面形象也最终出现在电影剧本当中：在《解放》的“统帅部”“德黑兰会议”等场景里，斯大林被塑造成一位出色的军事战略家（而赫鲁晓夫指责他只会在地球仪上作战）和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在一场戏中，斯大林把一个只知道吃喝的上校从后方调往前线，这无疑会加强观众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好感。不过，剧本还有一些可能会唤起对斯大林反感的情节，如瑞士红十字会的一名代表对囚犯说，斯大林拒绝该组织保护战俘。但在这些戏里斯大林是不直接出现的。
尽管创作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理想，但那毕竟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在苏联领导层内部，表面和潜在的矛盾与斗争持续不断。因此，剧本遭到一次又一次苛刻的审查，被要求修改、调整。编导甚至把通过审查比喻成穿越地雷阵。库尔甘诺夫在回忆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困难时说，这表明有潜在的力量，阻挠剧本的通过。
1967年1月，剧本最终获得批准，拍摄工作“破冰启动”。
鉴于西方对这类电影的投入量，苏联有关部门也决定不惜工本。编导获得了3万卢布稿酬和7万5千卢布的前期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额。财政部向电影局拨付2万外汇卢布用于在国外电影档案馆购买资料，还与社会主义国家电影机构的代表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1967年春天，奥泽罗夫物色好了所有演员，绝大多数都是观众喜爱的、被称作真正俄罗斯演员的人，包括伊万·佩列韦尔泽夫、瓦西里·舒克申等。扮演朱可夫元帅的演员无疑是最重要的。当奥泽罗夫请朱可夫本人就此提建议时，朱可夫脱口而出：“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原来，元帅早就是乌里扬诺夫所在的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常客，看遍了剧院上演的所有剧目，最欣赏乌里扬诺夫。一年前，乌里扬诺夫因在影片《主席》中的演出而荣获列宁奖。起初乌里扬诺夫还颇为踌躇，他知道扮演这位杰出元帅的难度和责任有多大。但既然是朱可夫本人点将，乌里扬诺夫最后也就只能披挂上阵了。
1967年8月，影片终于正式开拍，但干预并未完全停止，尤其是军方高层，不断要求奥泽罗夫压缩朱可夫的戏份，不拍表现斯大林的内容。奥泽罗夫不予理会，而且还亲自为斯大林加戏。这些戏都安排在晚间电影厂领导不在的时候拍摄。
影片开拍的时候，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写作也告完成。他按要求将文稿送审。有关方面在反馈时提了140条意见。评审者希望朱可夫见到这些意见后知难而退。但元帅只认同其中一部分，对绝大多数的所谓意见则置之不理。国防部部分领导得知后，又生一计：一批将领给中央写信，说出版朱可夫回忆录是不合适的，元帅在书中夸大了自己个人的作用，对党的领导表现不够。这封信很可能使回忆录的出版流产，如果这样的话，也会影响《解放》对朱可夫形象的塑造，奥泽罗夫就只得压缩元帅的戏份了。中央委员里有不少朱可夫的对头，但也有很多敬重元帅的人，他们建议在回忆录中加进与勃列日涅夫有关的情节。开始时，朱可夫断然拒绝：“战争期间我不认识什么勃列日涅夫！”冷静下来以后，元帅同意了，他知道，不然的话，回忆录的命运将会很惨。那个情节是：在新罗西斯科郊外，朱可夫想与勃列日涅夫上校商量工作，但勃列日涅夫此时正在前方进攻基地。尽管添加了这一情节，对书出版的阻挠依然不断，这其实是对斯大林、朱可夫平反的阻挠。由于没有来自上峰的指示，回忆录尽管已经送到了出版社，但一直没有付排。1968年1月，朱可夫发生重度中风，诱因与回忆录难产不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大夫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当年8月，布拉格事件爆发，苏联领导层内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亲自指示排印朱可夫回忆录。三个月后，回忆录问世，一时供不应求，不得不加印。
这时，奥泽罗夫完成了《解放》的第一、二集，但没有上映，这次不是由于反对者的干扰，而是出于战略考虑：把这部史诗巨片安排在1970年5月上映，在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前夕、在美国下一部大片《巴顿将军》全球上映前推出。而奥泽罗夫继续拍摄影片的后面几集，至此，已经没有人再干预阻挠了，他可以按创作的需要来拍摄斯大林和朱可夫的戏了。
三
奥泽罗夫提出了几条创作原则：一、全面地表现战争；二、着重展现“二战”的胜利阶段；三、严格遵循史实。他认为，影片中法西斯应该被表现为是一群强大的敌人，就像事实上那样。编剧研究了大量档案，包括意大利“迪诺德劳拉”公司提供的抵抗战士回忆录、有关希特勒死前几天情形的资料和他司机写的《我焚烧了希特勒的尸体》。
有关部门调动了100辆坦克、2000名士兵，还有飞机、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设备，以满足所有角度、各种场景的拍摄需求。为了再现当年的场景，助理到处寻找已经退役的“T-34”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还请一家工厂复制了德国“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型自行火炮。
影片尽量在柏林、华沙、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意大利（墨索里尼被捕）等事件发生地拍摄。在柏林，奥泽罗夫还抢拍到一些正准备拆除的房屋和清除的废墟。东德有关部门同意以这些房屋和废墟为背景，拍摄作战、强攻、占领议会大厦等场面。在电影界，这被称作是“正在逝去的实景”拍摄。
最难拍摄的一场戏，大概要数淹没柏林地铁了。这是希特勒犯下的最后一个罪行：为了阻止苏军的迂回，他命令开闸放水，淹没地道，全然不顾为逃避空袭而躲藏在地铁里的几千名老人、妇女、儿童和伤员。这场戏部分是在柏林实地拍摄的，部分则在莫斯科郊外搭景拍摄，但地铁车厢、纳粹海报、巧克力自动销售机等都是从德国运来的当年的原物。
为了进一步凸显影片的真实感，奥泽罗夫巧妙地融入了一些纪录片素材，将它们改制成宽银幕格式，着色，并做到了无缝拼接。
影片中有名有姓的角色51个，军人居多，苏方除斯大林和朱可夫之外，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瓦西列夫斯基元帅等。格鲁吉亚演员布哈提·扎卡里阿泽扮演的斯大林可谓形神兼备，以至于当他走进摄影棚时，在场的影片军事顾问、将军都起身立正，向“斯大林同志”行军礼。
除了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之外，影片还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上尉茨维塔耶夫、护士卓娅、营长奥尔洛夫、中校卢金、中士达洛什金等，通过这些有着丰富性格的鲜活人物，影片得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展现战争，不仅具有宏伟的叙事性，而且在人物心理挖掘和刻画上表现出罕见的深度。
在所有的人物当中，茨维塔耶夫上尉的形象尤其引人注目。他是一个果敢而严厉的指挥员，对敌人毫不留情。同时，在心灵的深处，又为爱情保留着一片天地，对一同浴血奋战的护士卓娅满怀柔情。他们经历过离别的痛苦、相会的幸福、对时刻面对死亡的爱人的无限牵挂。当他为拯救被淹地铁里的妇女和孩子而献出了生命时，他的英雄形象得到了最全面的展现。
奥泽罗夫让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青年演员尼古拉·奥里亚林扮演上尉。不可否认的是，演员的外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要他一出现，观众就会说：是的，这是俄罗斯士兵！
影片中所有的外国人都由外国演员扮演。饰演墨索里尼的是意大利演员伊沃·贾拉尼，德国人由来自民主德国和奥地利演员扮演。
这一史诗巨片的最后几集于1972年在第比利斯全苏电影节上放映，获得大奖。影片在世界115个国家举行了首映式，一年的观众人数达到天文数字：4亿！
1972年，《解放》创作组荣获当时苏联的最高奖——列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