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屈原诗学；本体论；功能论； “知性”哲学理性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127－06
中国古代的诗学体系，以儒、道、禅诗学思想为其主体结构，而具有独特美学倾向的屈原诗学精神并未发展出系统理论。杨义先生首次提出了“楚辞诗学”的概念，并且认为“楚辞诗学”在性质上是“文化诗学”和“生命诗学”。这一命题具有建构有异于儒、道并启迪未来的文学理论的价值和可能性。我们知道，儒家诗学就是在“诗经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为何不可以在同样具有深厚学术积淀的“楚辞学”基础上建立屈原诗学理论体系，以参与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呢?
一、悲气缭转与屈原诗学的本体论
“气”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诗学的重要概念。在中国诗史上，“气”首次出现在屈原诗中，铸造了屈原的诗学本体。屈原诗中之“气”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之“气”。《悲回风》：“伤太息之愍怜兮，气於邑而不可止。……心鞿覊而不形兮，气缭转而自缔。”在这里。“气”不仅是他整个的诗思与诗情，分明也呈现出忧愁、悲愤、哀怨、郁结的情绪特点；而且，还融合着他“太息”的“声气”、“鞿覊”的“形气”。“气”是流转回荡在其诗中的生命精神之整体，由此可说，屈原的诗就是其生命之“悲气”的“自缔”而成。传统的“诗言志”、“诗缘情”的说法是不足以涵盖这种诗学意蕴的。
“气缔”为诗，也可以说是诗以“气”为本。约五百年后，曹丕才作出“文以气为主”的理论概括，但曹丕所谓的“文气”，仅限于文中作者的个性气质及其在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貌。屈原诗中的“气”，则基于其生命本体之“气”，具有“形上”意义。这涉及到他的生命建构问题。《离骚》首章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隐含着两个由分而合的诗学结构。“帝高阳之苗裔”至“纷吾既有此内美”是依祖命以建己命的诗学结构；自“摄提贞于孟陬”至“纷吾既有此内美”是依天道以建己命的诗学结构。前一个诗学结构的意蕴，杨义先生已经指出：“其间既包含着他对楚宗族的认同感。也包含着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升华出一种爱故土、求美政、哀民生、修美政而九死不悔的民族魂”。后一个诗学结构的意蕴，则是我们这里要阐述的重点。
所谓依天道以建己命，就是说自己生命的价值根据在“天之道”：只因自己“生当三寅”，合乎天道，故能将“天地之美气”通过自我修为内化为自己的生命之“气”。生命之“气”就是其“内美”之性，郭店竹简《性自命出》谓：“喜怒哀悲之气，性也。”证明“气”即是“性”。这样。屈原通过以“气”为“性”，就建立起了自我的生命本体。屈原依天道以建己命的哲学根据，是他的气化宇宙论思想。 《天问》开篇就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朱熹注曰：“冯翼，氤氲浮动之貌。”林庚笺曰：“冯翼，大气饱满蓬勃的样子。”以勃勃大气为宇宙初始之存在状态，当是春秋战国之时逐步形成的宇宙观。老子讲“冲气”，庄子讲“通天下一气耳”，但都不如屈原讲得形象。这里虽是问语，但只是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的追问，并不是对既已形成的宇宙观的否定。反而证明了他对这种气化宇宙观的接受。屈原所接受的这种气化宇宙观，是其生命之“气”的本源。王逸于《离骚》“惟庚寅吾以降”句下注曰：“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又于“肇赐余以嘉名”句下注日： “言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再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句下注日： “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与众异也。”将王逸这些注释打通理解，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屈原因其“生当三寅”，“皆合天地之正中”，“得阴阳之正中”，故能从天地之“气”中得其“美气”，从而成就自我的“内美”。王逸距屈原时代较近，深得战国楚文化之意蕴，其说绝非无稽之谈。例如关于屈原“生当三寅”之说，因曾受朱熹之质疑，引起后世无数纷争。但经现代学者的着力疏理，证明了王逸之说不误。蒋南华“以岁星纪年、太岁纪年以及四分历术等各种手段，对各家学说一一加以考辨”后说：“现在我们可以肯定：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自叙生年是年、月、日三者并举，就是寅年寅月寅日。王逸等人所说完全正确。”然而，现代学者又仅把“生当三寅”视为屈原的实际生辰去推算他的生年。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此二句为“屈子自述生时年月，亦犹后世之自叙，未必有何深义，王逸乃谓其‘生得阴阳之正中’云云，皆傅会之词，概不可从”。实际并非如此。考“生当三寅”之事象，乃是一个具有深久文化传统的建历问题。明乎此，则知王逸之说并非“傅会之词”，而是符合屈原诗思的。
自古帝王重建历。旨在“敬授民时”。建历必先建元，求得一个始点以为“正”。《后汉书·律历中》：“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古昔建元以孟春为正。《史记·历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司马贞《索隐》云：“古历者，谓黄帝《遍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及颛顼、夏禹亦以建寅为正。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而秦正建亥，汉初因之。”据游国恩“楚辞用夏正”说，知屈原“生当三寅”，便是生得其“正”。在中国文化中，“正”往往决定于“中”。《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杨伯峻引《小疏》曰：“举正于中谓历象日景中星以计分、至在四仲月也。冬至在正北，则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东、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称为正也。”这里是讲“正时”问题。“正时”要求以四时之“中”为“正”，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均在“四仲月”。四时之“中”又必须建立在“履端于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时正”还必须建立在“元正”的基础上。那么“元正”是否亦应符合“举正于中”的要求呢?《淮南子·天文训》：“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由此可知，“常以寅始”的天道十二年一个周期，终而复始。 “寅”既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