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主义”代表诗人何小竹，是汉文化圈中长大的苗族后裔。观察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其风格、写作资源等等有比较明显的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前期从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此时期的诗歌倾向于从苗族文化中寻找写作资源。后期的诗歌受到“零度写作”、“语言逻各斯”等西方理论文化的影响，倾向于“非非”语言实验。
在对何小竹诗歌阅读的过程中，笔者发现，1987年他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以“黑森林”为总题的“黑米”系列诗歌，将苗族意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得较为完整，成为诗人苗族意识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核心。因此，本文将在细读何小竹1987年发表的《黑森林》组诗中的《黑米》系列诗歌的基础上，探讨其诗歌中的“黑米”意象，如何从生命深处表现着一个在汉文化圈中成长的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以及表现了怎样的民族意识。
“黑米”之“黑”
《黑森林》组诗以《黑米》开头，“黑”成为这组诗的颜色。“黑”是夜晚的颜色，夜晚是梦境的颜色，梦境是一个人发现、探寻新的自己的方式，它模糊、不安但却深邃、神秘，也是个人从黑暗之处到达澄明之地的历程。
当诗人开始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他首先进入了一个时间的“黑洞”，他被吸进去，进入到“祖母死的那一年”，看到“地里的谷穗发黑”。这是属于梦境的，梦境里，超越现实的潜意识力量带他穿过时间的“黑洞”，去发现苗族祖先生活的秘密。所以，这里的“黑”首先书写着诗人对个体生命之源探寻的源动力：深沉、黑暗，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生命本体最原始的渴求。与“朦胧诗”一代对“黑暗”的“黑”的书写相比，显然，“黑米”之黑不是“光明”的对立物，而是“光明”的必经之途，诗人甘愿投入其中，书写着对“黑”的渴望。
那时我们都坐在
一扇门前
等待落日
默默地数着黑色的念珠
因此，这组诗选择“黑”作为主体色，一方面指向“生”，一方面指向“死”。“生”是诗人自觉追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个体生命感的勃发，哲学上的这个命题实际上也是“个体生命感”的高涨所致。由此，可以产生一系列关于生命本源的哲思，这是人类文明之动力。从这个意义来看，“黑”也是最原始的颜色。“死”是“生”的过程和归宿，包含着苦难、“到哪里去”的迷茫和回归，小到个体，大到一个民族和人类本身，已经或者正在遭遇和面对。从这个意义看，“黑”又是最终极的颜色，它博大庄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黑米》系列诗以“黑”为主体色，虽然并不一定是诗人对诗歌哲学意蕴的自觉追求，但从他对自己生命之根的探问和祭奠中，“无意识的冲动使他用语言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一个更大的文化实体中， 去幻想着一个种族生生死死的命运”[1] ，从而十分自然地由“黑”生发出哲学上的一些幽思，传达出某种原始和终极的力量。
在原始的、终极的力量面前，也许我们会误认为“黑”的单一和乏味。但细读下来，“黑”的丰富似乎是无限敞开的。在反反复复对生命之根的追问中，诗人似乎也面临着某种尴尬。作为在汉文化圈中长大的苗族人，只能用汉语言说身体里流淌着的苗族血脉，其汉语深处的苗族意识必然遭遇一个“黑暗地带”。这个“黑暗地带”是诗人的心事缠绵之地，诗人曾经感慨：“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哪怕在节假日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但那些只能在本民族语言中体会和感受到的民族文化，是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2]
“黑米”之“米”
米是粮食，是现实物质生存要素。米是颗粒和果实，当它爆开的瞬间，流淌出来的是大地的生殖力。人类以大地为母，对米的书写就是对大地的崇拜、对母亲的书写。诗人在《黑米》一诗中，充满了对“祖母”这个女性的亲近和膜拜。“祖母”死，“黑米”生，为了民族生命的延续，祖母化身为黑米，黑米是祖母庇护子孙的法器，在干旱的季节，子孙们可以收获黑米延续生命，还可以通过沾着鸡血的黑米祭祀，“黑米黑米/天要下雨”，通过黑米带来族民们的生命之水。对于充满爱意和奉献的母性祖先，诗人把她与“月神”联系起来，通过宇宙的母性之神“月亮”让祖母之灵重生，“祖母像一弯新月/坐在枫树上”。重生的祖母在随后几首诗里的多位女性生命中延续：“姑嫂们”、“女儿们”、“少女”、“怀孕的妻”。诗人或贪睡于“姑嫂们”“冰凉的皮肤”，或忙着为“女儿们”建造“嫁妆的楼台”，或在少女们梳洗乌黑的长发时，抹去战争带来的绝望和恐惧，为眼睛装上“希望的玫瑰色”，或为“怀孕的妻”寻找庇护之所——与祖父们的苦难、上吊、孤独相比，出嫁、孕育和希望始终是诗人在这些族民女性中寻找到的生命之光。因此，“米”这一包孕生命的物质，不仅是族民们身体所需，更是生命和民族精神的繁衍所需，它同时指向的是诗人苗族意识中的远古母性图腾崇拜。
黑 米
“黑”的形而上指涉，“米”的形而下关联，两者的碰撞产生出奇妙的电流，对接到掩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苗族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大致三方面的倾向：
其一，文化寻根意识。这是“黑米”系列诗歌的基本方向。尽管可以把何小竹的这些诗歌看做80年代寻根热潮的影响，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诗人内在生命固有的文化冲动。寻根的过程是自我重新发现的过程，诗人需要这样的重新发现来认识自我的存在。“黑米”的力量也在于此。
其二，文化传承意识。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少数族裔文化的“辉煌”已经过去，甚至被强势文化的浪头同化，但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延续需要本民族的智者担负，作为巫文化繁盛的苗族先民的子孙，用巫术文化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本身来传承文化，具有更加本源的效果——这样的责任似乎必然落在善于非理性言说的诗人身上。诗人选择“黑米”，也就是选择了源自生命深处的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诗人诗歌里对苗族古歌、苗族传说、苗族历史故事的化用，的确用古老的诗意的方式传承了苗族的历史文化。他早期的诗歌被部分学者认为“下笔如有鬼”，也的确传达了对苗文化巫气的感应。
其三，文化矛盾意识。是否可以通过“黑米”看到一些在汉文化圈中生长的少数族裔在最初的寻根冲动之后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呢？他们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获得写作上的新生的呢？
“黑米”相对于众多的“白米”是少数。从文化的角度看，诗人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虽然血脉里也流动着苗族的血液，但他不得不面对“黑米”、“白米”，“两个母亲”的现实。虽然寻根的热望暂时让“一个母亲”的血脉加速流动，但能否通过“另一个母亲”之口来讲述这种感应呢？也就是，能否通过“白米”之口来讲述“黑米”的奥秘呢？讲述出来的感应有多少可以让人信服呢？这不是“态度决定一切”的问题，而是当前大多数在汉文化圈中生长的少数族裔面临的悖论。阿来的《尘埃落定》虽然获得了传播上的巨大成功，但在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心目中，却多少认为他有“作秀”之嫌，认为他讲述的也不是真正的藏族。比如有作家提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3]。这里，“黑”似乎始终存在在一个对立面“白”之中，并且只有在与“白”的对立中才能凸显“黑”的程度和限度，这种尴尬让诗人处在矛盾、困惑甚至恐惧之中。在《黑米》等一系列诗歌里，这种矛盾、恐惧也不时表现出来。
在最初的寻根、传承冲动之外，诗人确实遇到了与生俱来的难题，白米和黑米如何互相言说的问题，在其诗歌里显示出了无法协调的内在矛盾。这使得诗人恐惧、害怕，他没有掩饰这种恐惧和害怕，关于“死亡”和“葬礼”的阴森、灰暗和腐烂的气息，在诗歌中反复出现，但反思的力量也随着一些东西被埋葬而慢慢重生。
静默、背离和重生
在80年代的寻根浪潮中，在少数民族文学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日渐强烈的关注和引导中，诗人在经历了文化寻根、文化传承的激情后，认识到了处理自身潜意识中的苗族意识和用汉语讲出来的苗族意识的内在矛盾，说出来容易，但说出来的是“真”还是“幻”，是对自己创作资源的呼唤还是挖的一个陷阱抑或举办的一场葬礼，实在不容易讲清楚。前面在论述“黑米”之“黑”中，已经提到诗人在处理汉语深处的苗族意识时，必然面临的“黑暗地带”，而诗人的解决方式是选择对“米”的静默，这是“黑米”意蕴的另一个维度。静默是保护语言、文化的方式，只有在汹涌向前的潮流中，保持反思的精神才能获得静观的力量。于是，诗人的诗中出现：
我们不会住很久了
我要把所有的门都加上锁
用草茎锁住鱼的嘴巴
直到天亮
这些言说暗示诗人在矛盾后的真正选择，“加锁”和“锁住鱼的嘴巴”，“不会住很久”离开那所让人害怕的“大房屋”，是诗人选择“静默”和“背离”这所具有丰富苗族文化资源的“大房屋”的先兆，而在另一首诗《一种语言》中，诗人终于悟出了“静默”和“背离”一种语言，恰恰是对这种语言以及文化最高的尊重，这是“敬畏”，对于自己心向往之，但却由于无法协调的原因不能至的神秘，保持“山高仰止”的敬畏。
如果有人
穿过我曾经穿过的荒野
再向世界走去
我也无话可说
只合上我的双手
这是最后的箴言
即使还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作家，抱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观念，执着于民族“名片”的打造，并希望借以走向世界，但已经选择静默的诗人，也只是“无话可说”，以合上的双手附上“最后的箴言”——这是诗人反思、静默、背离而后重生的开始。诗人说，他最后领悟到：“其实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并不一定要用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来要求自己的写作。现在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是苗族’，而是‘我是作家’，作家需要不断发现、创新，我就需要不断发现、背离和创新。我认为，只要我身体里流淌着苗族的血液，我的任何作品都代表这个民族，都是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4]
的确，写完了被评论家认为充满苗族色彩诗歌的何小竹，后来背离了这条“备受好评”的写作道路，选择了“备受质疑”的非非语言实验。以“黑米”为象征的苗族意识和写作资源，从写作理念、技术方式以及内在的构思方式上看，仍然是象征主义的现代诗歌逻辑，诚如前述解读，“黑”和“米”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非非主义”的写作理念、技术方式和构思等恰恰是指向这种过渡的象征方式的。比如，按照何小竹《组诗》对“太阳”一词的“仿辞书”书写，将各个时期赋予太阳的各种象征还原，我们同样可以将“黑米”一词作类似的还原，因为，“黑米”和“太阳”一样，都被曾经的书写者给予了较为稳定的象征内涵。因此，虽然一些评论家认为何小竹后来的“非非”语言实验是秉承了苗文化影响下的“魔幻般的灵气和鬼气”，以及，“巴文化中所保留的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人在自然面前独特的灵性和那些奇异的巫术、艺术，为何小竹的原语言写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力量与依据”[5]。如果从创作者内在气质的承继性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以为，如果从创作的资源、意识和技术方式看，这并不是承接，而是“背离”，只有彻底地背离才能找到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来说，诗人何小竹在“非非”中的重生，是在背离“黑米”意识的过程中获得的。这使得他在相对于众多“第三代诗人”的诗学选择中，少了些概念化，多了些生命的自觉。同时，也使得他在众多的少数族裔诗人中，少了一份关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多了一份先锋的睿智和独树一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编号：XBYJA201101；系中央高校财政专项基金项目课题。
参考文献：
[1]涂鸿.灵魂的自由与艺术的超越[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6）：126-128.
[2]何小竹.苗族西迁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659870100itth. html， 2010-06-03.
[3]栗原小荻.我眼中的全球化与中国西部文学—兼评《尘埃落定》及其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5）：98-99.
[4]根据作者于2011年12月20日对何小竹的采访记录.
[5]肖伟胜.游移于汉、苗文化罅隙之间的歌者-论苗族诗人何小竹的区域文化特质[J].唐都学刊，2005，（3）：56-59.
作者简介：
汤巧巧（1979— ），女，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当前研究中心为中国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