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个中午，在小区附近医院打杂的父亲公休时间荡至我书房，随手拿起桌上我正在细读的《在人间》……上班钟点到了，他起身，笑着合上书，说：“这个广西人，写得有意思！”作者介绍里的“荣斌”二字，他可能认得“光荣”的“荣”，但一定不识“文武”之“斌”。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古稀老人，能读出“广西人”三个字，并津津有味于一个陌生人的诗歌，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近两小时，已很了不起，未了还发出“有意思”的评价，近乎伟大！看得出，他是读懂了！按照白居易的诗写标准，能悦纳白丁的，且带出笑容和体会，最起码也算得上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荣斌，生活中，说话机锋暗藏，不乏喜感，不失洞见！看得出，这是一个为生活痛击也痛击生活并业有光华的人。这样的人，需要一个出口释放被现实压制的“本我”，比如书法、摇滚、油画、行为艺术，等等，而他选择了诗歌。在诗歌中，他完全摆脱了世交的平衡术，以更本色的性情，抵近最真的心，嬉笑不羁，插科打诨，自在洒脱。执念的意识流，情绪的新浪潮，语言的组合拳，自由挥洒。其滔滔之势，足见“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宋·郑思肖）的气度。这是一个心意荡然、盛年望气的人。其作品富含经验饱和以及雄视人间的尖锐与敏感，彰显了生活的下沉之力与个体求真意志生成的形而上的抒情风度与叙述宽度。
一
广西诗坛骁将荣斌，崛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潮，曾一度事出有因而走失诗坛。近年来，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极强的活跃度与新归来者的迫切。相继出版了多部诗集，诗作频频亮相多家刊物并入选多种选本，被译为英、韩等文字，荣获过《山东文学》2014年度诗歌奖、第六届《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第五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等奖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第六部诗集《自省书》人选“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译丛”，并在韩国出版发行，被列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译丛”第一本，由被誉为“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大使”的著名汉韩双语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洪君植担纲译介。洪君植亲自为《自省书》撰文《灵魂旁观者——荣斌（自省书）的观世之眼》，对荣斌的诗歌进行深入解读。“旁观自我，旁观世间万物，荣斌无疑是一位灵魂的旁观者。”洪君植如是说。
在我看来，荣斌的诗歌始终紧贴时代语境，具有当下性、及物性、共生性、开放性特征。奋斗的艰辛磨难，人生的酸涩苦楚，生活的坎坷跌宕，交织着赋予他诗歌以丰富的经验塑造与复杂的多棱变异，技艺多重，手法多样，无论是内在感念，还是日常情景，都能自动进入他的情绪捕捉，并被贴切而有效地表达出来，形成明快、通透、纯粹的艺术个性。作为商业大海中的一粟，他无法干预自己的渺小，无法摆脱被俗务淹没的命运，但作为诗人，他完全拥有自己的道场，在精神领地设坛讲经，求真悟道，诗歌既是他脱俗的利器，又是他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可或缺的镇静剂。《在人间》《自省书》等诗集中的作品，以强烈的现场感和醒目的现代性，指向外部世界与灵魂秘境的双重维度。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广西的一名壮族诗人，荣斌的诗歌没有司空见惯了的少数民族地区诗人的地域烙印与自闭界限。在某种意义上，生活的宽度就是诗歌的广度。这是一个成熟诗人应该具有的大视野。所幸这些，荣斌都具备。在诗歌判断上，以苛刻著称的诗人林莽赏识荣斌的诗歌“写出了生命中的真情，写出了人生的矛盾冲突，写出了个人的向往与生命真实”，称赞他的“语言有发散感，意象选择也很有内容并能够落到实处，与人的处境相关联”。
在向度上，最为有趣的是，从“奔跑的荣斌”的被动到“自省的荣斌”的主动，将他贯穿，如此清晰的个人精神脉络，在当代诗人景观中，極为少见。如果洪君植评骘的“灵魂旁观者”可以作为荣斌的诗写主导，那么，《在人间》无疑是这一结论的坐标参照。
二
审视是荣斌诗歌抵近精神深处的重要口径，他的诗，几乎一半以上，都有这样一层意味存在，审视不洁的生命和人性，审察尘世善恶与社会明暗，审判崩塌的伦理道德及灵魂黑洞。与普希金评价密茨凯维奇时所说的“他站在高处审视生活”不同的是，荣斌选择“在人间”的匍匐状态，以肉搏的方式精审经历的一切和对未经生活的预判。
在论及诗人的水准及其诗歌的成色时，“审视”无疑是个硬指标，是文学意义与作家价值的基本属性，诗人通过审视达到对生活本质鞭辟人里的透析，获得人性挖掘的力量，进而迈向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荣斌的区别是，与不少诗人一味圣化自我，只是站在他者视角，挞伐丑的人性、恶的世道的操作方式不同，他不仅拼力审外，也无情自审，彻底卸下伪装，不断揪斗自身问题，从而更好地认知自己，尝试着改变自我。于是就不难理解，在他的诗歌中，总有搏击强烈的情绪浮现，以及因情绪凝结的直抒胸臆，那种撕裂的甚至嚣声激越的语言，为他钟爱，那么信手拈来，就有了诗的批判意味。“谁来给我补上这准确无误的最后一枪/让我完成从站立到倒下的壮观……”《面对枪口》。显然，对于世俗的“我”，他是不满意的，一个诗人，敢于从自身寻找沉疴并予以刻薄的痛斥。要启悟众生，先解决自己问题，这是审视一切的基础与支撑。只见苍生蒙尘，不识自我丑陋，是避重就轻的狭隘;敢于以我为敌，拿自己开刀，其实就是一种冲锋在前的宽阔。
值得关注的是，荣斌的诗歌中耽于重笔书写的占绝大多数，综合观察，这一部分也最为他擅长。在乔伊斯看来，抒情诗是“艺术家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方式呈示意象”，在荣斌的意识里，诗是重力大锤下的产物，即便他的那些“口语”实践在刻意避重就轻，但依然不失重口味的一再加持。
有意思的是：他审美，也审丑;审明，也审暗。“走在黑夜里，没有星光/灯盏在街道闪亮，我是孤独的客人/脚下永远是陌生的地方/今夜里穿过你紧闭的门窗/这条路像黑夜一样漫长/经过了那么多沧桑，感觉有一点凄凉/亲爱的，如今你是否无恙？岭夜里我在黑暗中行走，在黑暗中惆怅/你可记得我当初的模样？”（《夜行人》）如果“走在黑夜里”喻示的是多数诗人灵魂孤独的缩影，那么“夜行人”荣斌体会到的“世态炎凉”的寒彻，无疑多了更深的迷惘与无助。他不停追问“我们还有多少路可以走”，坦白“我时常迷惑”，便作出放矢的结论：“世道变了/淳朴的心/变得那么不可捉摸/我们都流离失所在/一条叫做欲望的街上”（《隐痛》）。“欲望”，这人性之恶的根本，是诗意淡薄的人间隐痛被芜没的病灶，而且源源不断没有尽头，诗人不说“路上”，而说“街上”，是因为诗人分得清二者的截然不同的指向，“路”隐含求索与奋斗，“街”明喻市井与红尘，让人联想到马戏团一样的世相，痛心顿生。
三
尽管诗人自白：“我的问题在于没有把诗歌神圣化，更没有把写作提升到生命的高度。”（《（自省书）序》），但他同时又说：“我只是习惯把它当做与灵魂对接的一个通道，而语言是这个通道唯一可靠的元素。”这种悖反心里充斥着强大的矛盾情感，能把“诗”作为对接“灵魂”的通道，而且是“唯一可靠的元素”，那么，诗歌之于荣斌的意义不言自明，因为“不可避世”，所以“诗歌”才有让诗人中毒一般的痴狂，除了“灵魂”，哪还有比“生命”更高级的形态诉求？恰恰是这种复杂的心绪呈现，让诗人的精神形象更真实而可信。因为今天的诗人，已不再高踞庙堂，诗人也是炊烟下的一员，是“街上”的一分子。舍勒认为：“在人类知识的其他时期中，没有哪一个时代比得上我们今日，人变得对他自己更成为问题。”正是这一“危机中的人们”的映射，使得荣斌的诗歌貌似“油滑”实则“诚恳”，他恳切地表露自己的一切。在蝇营狗苟的现实，他始终不弃诗歌这“微弱的力量”，并“以近乎自残的手段”塑造着自己的另一重生命，在浅薄世相中构建深刻自我的虚幻灵魂。“我仍然相信内心的颜色”，“像神经病一样写诗”，“一个诗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在诗歌的羽翼下存活”，“在傲慢与偏见中寻找诗歌的影子”……这些诗，张本省察与审视的重力，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透视诗人的果决，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誓言。“我的灵魂需要被收拾，被整肃/被自己用割腕的刀片/重新雕刻，还原成最初的样子。”（《我在诗歌的羽翼下存活》）如此疾言厉色，一方面表达诗人对诗歌的忠诚;另一方面，见证诗人对灵魂羽毛的爱惜，对诗歌桂冠赤胆忠心的慕求。
其实这是一个传统。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天问”，但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等等，无一不是以灵魂的高度在指导自身生命的延续，以更高意义的追求存言立身。当代诗人荣斌，“不管天空有没有阳光/我的脚步都会/在流言与偏见中昂然穿过”。在无数伤痕累累的夜晚，抽离滚滚红尘，写着属于自己的《安魂曲》：“让我沉寂下来吧/形同晦涩的泥沙璐边的狗尾巴草/落在秋天的残叶/哪怕是，剥开的/即将被弃的半枚蛋壳/让我沉寂在这夜里/像划过的一程流星/没有归处的脚步声/失巢的归鸟/或者，流浪的猫/我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解除了武装/放弃了戒备/躺在早晨的阳光里/感受第一束黎明/迎娶第一朵花香。”一个主动句联合强烈语气词开头，可见，“沉寂”对安放一个人的灵魂有多么重要，于诗人又是何等的迫不及待。问题是，在今日诗坛，安静、沉寂、低调、人品，这些无辜的词语，早已被诗人们伤害得烂俗无比，成了多少图谋者自贴标签与自我标榜的口头禅。实则是打着明晃晃的旗幡，放纵着掩耳盗铃的丑陋。少有像荣斌这样实事求是的勇气，这般的“心甘情愿”。
这些直白其心的情感抒发，和朦胧思绪的一再强化、形象化，旨在表明，在安放灵魂的路上，没有什么可以把“我”阻挡，而远涉途中，也没有任何意外可以让我举手投降。只有诗歌，才可以让我“放弃戒备解除武装”。这首诗，一定是在经受打击、痛定思痛中写下，尽管诗中有对自己的戏谑，和斥责，但总体导向清晰，写得庄严、正气。阿赫玛托娃在创作《安魂曲》时正经受着儿子入狱的巨大痛苦，可她在将痛苦诉诸笔端时，她却感到自己的感情的虚假，这正是因为她不得不将个人感情转化为形式。形式为了成全自身，利用人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寄生虫。是的，在“事实”（情绪）面前，形式（技巧）已经不重要了，于是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让我沉寂下来吧！”读荣斌的《安魂曲》，我不禁想起铁肩担道义的诗人沈苇的同题，沈苇在写下《安魂曲》后说：“从现在起，思考与反省是诗人要做的工作，也是语言的责任。做一个受伤的理想主义者和哀伤的人道主义者吧，穷其一生，呼唤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如一家有良知的国内媒体针对这一事件指出的那样：无互爱，不人类！”沈苇基于“旷野的呼告”含泪写下“乌鲁木齐安魂曲”，以微弱的诗行慰藉死者之亡魂、生者之惊魂。与沈苇积蓄力量，着笔暴力事件，集束于文化生成的詩意内核的掘进作出爆发式的书写不同，荣斌的多数诗歌几乎都在围绕这个终极命题进行击鼓传花般的情感再造。
严格来说，荣斌的《安魂曲》更像是一首序曲，他期待的“安魂”，不是靠一首诗完成，而是靠整体的诗意书写，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的现实观照，更具有强烈的灵魂诉求，刻不容缓。于他而言，那些伴随浮生的挣扎、焦虑、困顿与愤懑，唯有不停的书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四
为着灵魂的写作，是一个美艳却极为冒险的事情，尤其在当下，现实已经强大到了淹没所有奋发图强的想象，诗人在处理“生活”体验与“生命”经验，尤其是“乌托邦”的一意孤行时，很是棘手，往往难以专注，容易受制于各种被动干扰、人事牵扯和道德绑架的无可奈何之中。面对这种不堪，却还要坚守灵魂的傲立，致力于志趣的修正，难说不是一种悲哀。荣斌的悲哀在于，既要在商海中竭尽所能地捞取利润的油花，又要保持分身术的另一个虚拟的却更坚毅的形象，不肯放松诗歌在现实中残留的“场”，因此，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窘境。“我是跟着闪电归来的/这一季深秋的最后一夜，穿城而过俄的脚步声踩死无数雨点//我站在路的尽头，诀别了车马潇潇/我躺在那首古诗里打瞌睡/用迂腐的方式与一场风暴重逢//我的习惯就是沉默，如果没有记忆/那么可以通过一杯烈酒/让黯然的未来不会失色//因为，这些年很多人已经先我而去/而我，仍在挣扎，仍在忙碌/仍在肥美的人间制造最后一枚蛋糕。”（《疲于奔命》）当列宁的“面包会有的”成为革命理想主义在困顿时刻自救的希望火苗，那么，“在肥美的人间制造最后一枚蛋糕”无疑是诗人精神救赎的最后一念。生活经验与生活语言交织，闪现着不甘沉沦的心气与志趣。荣斌的诗歌充满“冒犯”，对世道，对自身，毫不留情，这种“诗言志”的方式，与和“肥美现实”勾肩搭背打得火热的肉体上的荣斌既格格不入又相濡以沫，于是可以理解，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中的“观”与“怨”被荣斌放大。兴，以他相去甚远的大把年纪，也兴不动了;群，既其所谓的“圈子”，他宣称不喜欢去凑，那就只有“观”与“怨”还可胜任，自揭面具的事情，看似好难，实则人力成本最低，何乐而不为？达观地“观”己“观”人，审世诤言，不留情面地“怨”恶“怨”俗，对己开刀，给自己以痛，示人间以笑。这种“高级的虚伪”正是诗歌之光微芒不灭的清洁能源。“总有一天/我会被那些锋利语言吓出一身冷汗/我喜欢撒谎，不知所云/我喜欢躺在稿纸上对自己眉目传情/和文字结成同伙/与黑夜狼狈为奸//总有一天，欲望散尽/只留半朵烟花俄和诗歌都会沦为隔夜的残羹剩饭//我承认，这些年我还干了不少坏事/种下太多虚情假意/未实现的坑蒙拐骗/有意或无心，都不为人知地存在过/总有一天/我会为自己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而现在，我的啤酒瓶空了/人没醉/我只想趁着夜色，麻醉自己/我知道，总有一天/因果报应，我会倒在流浪狗的身边/不省人事。”（以上为《自省书》）一个诗人，试图将自己与诗歌纠缠经年的复杂情感“一网打尽”，却又很难说出个子丑寅卯，于是，就竭尽所能地自嘲、调侃、激进、玩世不恭，甚至以恶狠狠的预言式批判彻底捣碎小我，将“我”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不留余地的咄咄逼人的再生性情绪浪潮，是荣斌诗歌的一大特色。
五
今日中国诗歌，再不是以往一种话语模式一统天下多年，几个流派分割而治雄霸一方的局面了，而变得更多元微妙，更接近每个话语个体的本色发音。谁都可能写出几首好诗，谁也不可摆脱留下诸多败笔的尴尬。诗靠文本说话，荣斌也明白，这个挑战很严峻，也无情。通常，生活一思考一诗，这三个环节的对位紧密而又互为呼应，而对于我们很多诗人，三个环节的逻辑关系基本上走的是递减的颓势，而荣斌拥有的生活富矿在当代诗人中绝对首屈一指，因此，他走在递减的反向，即通过精神苦修，达成诗意的递增。
诗不仅仅只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因为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富有意味，诗在此基础上，更应该关注进入灵魂纵深的使命与担当，不断升阶人类的精神向度和美学穿透力，拓展人性的深广度。而人性是个中性词，既含有真善美，也不乏假丑恶，那么显然，人的复杂性是万物中最大的意味，诗歌如何客观地反映这一切，如何以语言镜像照鉴更多的真实，并在建构或解构的两个维度上自觉加强多元艺术探索的自我增压。为此，他折叠光阴，不停奔跑。“我奔跑着，却毫无目的/弱水三千，我也不只取一瓢饮/我奔跑着，在金钱和欲望无边无际的荒芜之上/人间都已迟暮了，我却还年轻着/我在奔跑，不停奔跑，我是奔跑的荣斌。”（《奔跑的荣斌》）说自己的奔跑“毫无目的”，却又“不只取一瓢饮”，无目的的目的，退守中的突围，不止息诗心的搏动，是为度化尘屑盖头的肉身，吁回热力自在的良知，我愿意相信这颗裹着热血的心，依然如初地续展着“真诚、善良、爱”，依旧如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大放悲声”……
“我总是把秋天误以为春天/只因春天搁浅了太久，春天长在水里/春天有春风渡/还有满墙红杏跃枝头，落花嫣然/不似景色户阎像是一场又一场凌乱的皮影戏/它们摇曳成水墨江南/春风渡横穿乌桥镇/在有满月的夜晚它会烛亮渔火/我喜欢顺着幻觉的幽径/悄悄折返/在水的右岸，在深秋的肋骨中间/回到春风渡/这个小小的地方，陌生的，也熟悉的/春风渡只是一条被时光忽略的河流/但是我知道/春风渡有船/有鲜明的桨，有动荡的水声/还有一张张挣不脱的大网唐风渡，只渡破碎的芳心/只渡怀旧与离愁，它不渡无缘之人。”这首《春风渡》，发悱于心，出哲于思，开头以反向人诗，强化陌生感与个人情感对应事物的经验之谈，带出着笔实写的对象：春风渡。进而铺展其春意盎然的意象，在主体意识跟进中逐步打开事物隐秘的内在，渲染其熟悉中的独特，及其被忽略的存在。接着的“但我知道”的转折，彰显了诗人的审美突围能力，有船，是希望的喻示。桨、水声、大网，所交织的现实构成复杂语境，为结尾升华主旨，起到了较好的铺垫、推动与指向完成。
通常，认识一个诗人，看他对一首诗的完成度只是一个基本面的要求，而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展现的诗意提升能力，以及拓展其中的丰富性，甚至能较好带出深邃的可供研究与玩味的复杂性，才是真正的心力高迈和诗歌作为文学艺术高标的看齐意识。然而遗憾的是，当下诗歌，有一种单线就浅的流行趋向，为了迎合快餐文化潮流，把诗歌写得表面化的简单和浅白，兜不住更多的出其不意与深度感悟，这其实并非“大道至简”的美学驾驭，而是一种诗人的“无能”表现，是一种才情匮乏的暴徒式赌博，是与复杂现实相去甚远的精神逃逸。荣斌的可贵在于，他既可深入，也可浅出，他写诗，不按概念来，不走套路，一切遵循“兴之所至”与“兴味自造”的个性出牌，率性无羁，天马行空。他的诗，不干瘪，形象性强，生活元素的诗意集成与个人经验内面的有机互文，殖生独特妙趣。“我可以为一座梦境断送所有黑夜/也可以为一片绿叶无视整个秋天。”（《困境》）这是荣斌的擅长，看似随意的转换腾挪，却具有强力的诗性意识，诗行背后预留的意味空间，确保了诗意在外延与内涵两端的自如与阐发。有时候，他的诗又有着马拉美那样传神，“一种纯诗的走向与人间晚景的凄凉不经意地浸透笔端”。“我的笔迹早已干枯，贴在窗花上/凝重的粗线条/掩埋着一堆没有动静的零散物件/那里偶尔下一两场大雨。”（《五月意象》）身为商人的荣斌，在世俗生活中冲锋陷阵，人情世故驾轻就熟，但这显然不是他的终极所需，生活的重负就交给皮肉去承受，而灵魂的事业，只能回到诗歌中完成，哪怕最终换来的只是一个诗人身份的确认。“疯子，精神分裂症/文字小贩/诗歌机器/浪漫主义嫌疑犯/情人的王八蛋//病号，黑夜的同伙/寒号鸟/锈剑。魔鬼/省油的灯//脑残的食客。/叛徒。布道者/矛盾综合体/上帝的侍从……”（《荣斌》）这首借痛贬“荣斌”实则劈殺“诗人”可耻一面的俏皮之作，指桑骂槐，剖析人性，生成一种粉碎性的痛快，凸现了情感张力。这样的诗，不是在写“小我”，而是展现了一个诗人挖掘“大我”的诸多可能性。既然他能看轻作为“文字小贩”（俗）的“荣斌”，也就一定能够看重作为“上帝侍从”（雅）的“荣斌”。因为他不仅有“艳遇”，有“乌托邦的下午”，更有“我的祖国”和“被一种力量举成高高的星辰”的“信仰”。
结束语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沉潜于诗的荣斌这些年逐渐受到广泛关注，《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说：“荣斌的诗热烈、真挚，记录生活情感真实，题材涉猎广泛：有对乡村文化的怀想，有对人文环境的责问。他的诗叙述可靠，情感细腻，有着现实的力量和较好的意义。”鲁迅文学院老师、评论家王冰充分肯定了荣斌坚守诗歌的“挣扎”状态，以及基于这种诗意出发的“思考”生成。《北京文学》原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兴安认为荣斌的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自我的审视，甚至审判，很少有诗人对自己有一种深刻的分析、认识、反省，甚至是批判，所以非常难得;二是荣斌的诗无所不包，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他用诗歌的形式捕捉和表达，一个诗人的生活中，诗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灵感每时每刻都在闪现。这种态度，特别真诚、执着，令人感动。而对荣斌来说，他诗歌山洪暴发般的现实批判更为我喜爱和看好，充斥人间的诸恶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那些他痛恨的拉帮结派的圈子，那些沆瀣一气细如游丝却没人说破的邪念根须，需要他铲草除根的“绝杀”，他自知“诗路漫长”，浅薄世相里埋藏着多少等待他开采的富矿。对于一个敢于“为自己喝声倒彩”的诗人，“古老的敌意”由来已久，而深刻自我的远征，才刚刚开始。
2018.5.12凌晨三点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