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族女作家在面对全球化语境、本土认同、民族身份的矛盾与冲突时，也深刻认识到了其女性书写的边缘处境。泰华女作家同样基于族别与性别的因素在面对泰国传统的佛教文化、中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时，也依然有种无法言说的尴尬。满族女作家赵玫和泰国华裔女作家梦莉在其“小女人”散文创作中，深刻认识到女性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族别与性别双重边缘的现实处境。
关键词：多元文化；边缘书写；女性散文
满族女作家赵玫在面对全球化语境、本土认同、民族身份的矛盾与冲突时，深刻认识到其女性书写的边缘处境。泰华女作家梦莉同样基于族别与性别的因素，在面对泰国传统的佛教文化、中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时，也有种无法言说的尴尬。二人因在相似的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坚守自己地处边缘的文学书写而获得了相似的文化处境。
多元文化的书写背景
泰国的华人华侨是移居泰国已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宗教仪式及风俗习惯等都相当程度地在泰国华人圈中存在着。泰国的华人作家由于自身的经历、华人社区及家庭的影响，华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深深地植入于他们的意识之中。又由于他们定居或旅居异域，要在所在国立足，就必须接受或认同当地主流文化、价值观念。除此之外，梦莉身为女性，“性别”也是一种共识和身份认同的基础。在男权传统力量仍然残存的文化境遇中，女性身份，仍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群体认同存在。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族别与性别的双重边缘处境使梦莉的创作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意蕴。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对“乡土中国”的眷恋与书写，还是对所在国世态人情的观察与刻画，抑或者是对女性在家庭、社会中角色地位、生存际遇的思考，都可见到女作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艰难的边缘书写。
赵枚的文学创作则是凭借着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感受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思考现实女性生存、生活等诸多问题。她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参照系的“文化混血儿”，在对本民族文化回望与反思的过程中，有别一种的深刻与深沉。对祖先的缅怀、对民族曾经辉煌的想象、对本民族创建的王朝覆灭后的叹息，都让她对历史，尤其是对中国最后的皇朝有着无法言说的钟爱。但赵玫更为钟情的是满族历史中的女性，或者说女性的历史，正如她在散文集《一本打开的书》中《我的祖先》一文中所言：“在生命中的一个必然的时刻，我像悟出天机般悟出了满族女人的命运。差不多所有的皇家格格，无论她们怎样的高贵、骄矜、颐指气使，甚至万人之上，到头来，都不会有完好的命运。或者，一生不幸于无声无息的民间；或者，刚烈地为爱心而死；也或者，如慈禧般遭世世代代的唾骂。”对民族的追寻、对历史中女性真实的情爱欲求与凄美悲凉的命运的诉说与反思，都使赵玫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小女人”与“大文化”
文化是散文的本体。甚至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是与文化贴得最紧一种文体。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期，学界曾把一些女作家创作的散文命名为“小女人”散文。它特指那些以纯粹的性别意识展示女性丰富的生理与心理、精神感受和渴求的女性散文文本。这些写作故意沉迷于传统文学规范“不屑”于表现的个人体验和情感经历。在许多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的限制和禁忌，并试图回避或绕开社会现实情境，执着于个人化的女性体验，从而以极具性别意识的女性视点书写女性的“空白之页”。赵玫、梦莉同为女性，同样是以自身的经历体验和女性的心理特征作为观察社会人生、历史自然的视角和触角，并以一种女性的目光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历史和女性的存在。张抗抗曾指出，关注自我、关注内心、关注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是女性散文最显著的特色。而赵玫与梦莉的散文中不仅有这种“小女人”散文的细腻与睿智，更在这种极具女性特质的文本背后凸现了多元“大文化”背景下女性书写的边缘性。
赵玫是满族。虽然在其创作过程中从不想刻意强调自己的族别、性别，不想用这些外在标志来限定自己的位置，从而局限自己的思索，但她的作品中依然毋庸置疑地体现了她女性独特的纤细感受，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对母族文化的沉迷与眷恋，还有更深刻地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思索。梦莉是泰华女作家，出生于泰国，祖籍广东澄海，并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现居住于泰国并成为泰国颇有名气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在其如泣如诉的古典主义氛围中我们能感受到梦莉既有对泰民族文化的认同，又有对自己华族身份的眷恋，同时更有二者不能兼容时的矛盾与困惑。
赵玫，是那种用自己的心血来写自己的情感体验型的散文作家。冯骥才说：“赵玫是那种不肯绕开自己的作家。……她恨不得每一句话都穿心而过，带走她心里什么重重的东西才痛快。”而赵玫自己在谈到散文写作时也认为：“我就像一本我自己打开的书。书中有生命的故事在流淌”，“散文之于我，是有着彻骨的疼痛，是有着诗的灵魂在其中挣扎的一种文体”，“我觉得散文是血，而不是水，水会流成小说，流成别人的故事，而散文则需要一种特殊的浓郁色调。像血。”赵玫的散文集有《以爱心以沉静》、《从这里到永恒》、《以血书者》、《赵玫随笔自选》、《遥远而切近的记忆》、《欲望旅程》等。最能代表赵玫散文风格特色的，正是这样一些描写自己亲身情感经历、带有沉重的心灵独自意味和情感自叙色彩的篇章，如《为了送别》、《远方的站》、《一个有雪的夜晚》、《你为什么不停留》、《做了失败的女人》及长篇系列散文《以爱心以沉静》等。分别与相逢、期待与失落、孤独与寂寞，以及人生种种的哀怨与忧伤，都成了她作品基本的内容。这些散文都有一种极为深刻的心理真实，大胆而又略加掩饰地剖露出一个敏感、多思、情感丰富细腻的知识女性的内心情感世界。对爱的渴求、对孤独的既珍爱又恐惧的矛盾、失败而永不后悔但却终究迷惘的往事、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大创痛、女性天生的多疑自尊的伤感忧郁……然而，情感的过渡宣泄也导致了赵玫散文的滥情倾向。这是典型的“小女人”散文。
梦莉与赵玫一样逃不脱“小女人”的“局限”。梦莉的散文多是抒情，而且多是写苦恋和离情。《烟雨更添一段愁》、《心中的月色长不改》、《雾海情天》、《一种相思两处愁》、《似水流年》、《云山远隔愁万缕》、《又是除夕夜》、《聚时欢乐别时愁》、《关山有限情无限》、《相逢犹如在梦中》等等都是写男女之间的“无结果的爱情之花”。昔日刻骨铭心的爱情，而今只能借助回忆来重温旧情。如《相逢犹如在梦中》，就写“我”和“你”24年前是一对“心心相印，灵犀互通”的恋人，由于战争和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不得不分隔两地。如今旧地重逢，虽各有家室，但“别梦依稀，往事历历，思绪万千，故爱心燃，沉痛心伤……”在这里，那种“失”而复“得”的幸福与又“得”而复“失”的悲伤
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然而，梦莉散文中情感的抒发并不旨在宣泄大悲大哀，而是以文学表现心灵，从而使愁苦的心情得以释放。在回嚼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的强烈冲突所形成的人生苦闷时，也在思考着因有价值人生和美的被毁灭而构成的忧伤底蕴。梦莉的散文虽然多是书写离情别绪的伤感，但其中个人情感的伤痛却与变动的社会和残酷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事中的所见所闻和对动荡乱世的亲身体验，使梦莉在悲凉的身世感悟中注入了更多非个人性的内容。她的个人经历与一种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性的更广大的体验衔接了起来。她体验到了人生的安稳是何等脆弱，在灾难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男女情爱在此时获得了更广阔的背景，在纷扰的乱世中，女作家看到了在社会和历史的运作面前，个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个体的生命在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间残缺而无奈，又何谈爱情呢?这种心理体验也使梦莉的“小女人”散文带上了无尽的更为广大的悲哀与苍凉，也在这些抒情的作品中烙上了特定的时代、社会的烙印。梦莉的散文除了抒发此种爱人之情、友人之情、亲人之情、乡土之情、民族之情之外，还有一些社会生活的纪实性的作品，如《万世东流水》、《李伯走了》、《美国纪实》等。尤其《美国纪实》，从洛杉矶的火奴鲁鲁的死火山，到夏威夷的珍珠港；从三藩市的金门大桥，到安纳波里斯的如茵坪；从百老汇、华尔街的富豪到在美国生活的各式各样的人——美国人、黑人、华人和华侨。在这里，女作家梦莉跳出了之前男女情爱的书写，也跳出了泰国华人生活和一直以来恋恋不舍的“乡愁”主题，而进入到完全异质的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中。美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生活在这里的不同国家、种族的人的精神状态都收入了女作家审视的视野。“多参照系的出现给本土市郊的单一性、相对性提供了对照和反思的契机。千百年来既定的思考方式所建构的知识、所信奉的真理，也就不得不面对和异文化思考方式进行对话的新现实。不得不在形式的全球化视野和语境中重新检验自身的合理性与存在的依据。”…至此，梦莉散文的书写视角和思考层面也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一走向广阔。在散文集《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和《我家的小院长》中梦莉已然从“梦境”中走出，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了更为广阔、深远的创作境界。(注：此处增加这两句，这样更为全面。)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梦莉的“小女人”的散文中又蕴含了“大文化”的内涵。
与梦莉一样，赵玫的散文不仅有“小女人”散文的柔情，也有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家族与历史的联结与冥冥之中的宿命的感悟。在其散文集《遥远而切近的记忆》中有“我的写作”一辑，其中《我们的方式》中谈论《武则天》的激情、《编织爱与死的永恒》中坦言《高阳公主》的欲望和惨烈、《关于那个女人》中告白《上官婉儿》的生存哲学、《告别唐宫》和《走出“后宫”的阴影》中感悟男人和女人。“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如诗如歌般美丽而忧伤的文字背后是赵玫关于爱、关于女人的感悟。作者《我的星》一文讲自己的祖母：“她从此毕生笃信着一句话，那就是，主说，‘爱是永恒的忍耐’。这就是我祖母一生的辉煌。她作为一个弱小的乡下人竟从此拥有了世间和天堂的一切。她怀着那神话般美丽天堂的一切便能以一个真正的智者的眼光来看待和宽容人世了，于是忍耐成了她的以及她世世代代子孙的信条。直到我作为她的孙女，在写作中的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这一条人生最崇高的原则。可以承受一切，仅仅是为了爱。”作者关照和反思祖母等先人女性，通过对祖母的记忆恢复了一个忍耐、坚强而伟大的女性，同时揭示了满族历史中女性生命的存在意义，也悟出了男女两性本质的差异及生存本质的不同：“如果男人是个狂热的殉道者，那么他就需要个女人做祭品；如果女人是聪明的，她就总有办法舍弃掉一切，而不被湮没在芸芸众生中。生命必须放射着光彩，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灼人的血光。”(《最后的颜色》)可见，作者在对女性世界的精神理性的探求中，历史与现实中女性如何存在也是作家的思考所在。
“飘泊”与“追寻”
与欧美华文作家相比，东南亚华文作家受到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弱，但20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也与中国一样都面临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菲华女作家李蕙秀说：“南辕北辙的东西不同文化的国度里，我们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同时又极想维护旧有的中式传统。在这新旧与东西的双重夹缝中，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就更重了。”’
正因为此，漂泊与离散一直以来都是华人的宿命与写照。梦莉的散文中也有对这一主题的书写，不同的是她以一颗女人敏感的心去体验、去书写，其作品中更多的是“几度梦里又飞花”、“片片晚霞点点帆”、“心祭”和“人在天涯”的那种被诗化的离愁。梦莉的散文中的男女离情在某种程度上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乡愁主题取得了一致。吟唱童年时的“岛与村”、“镇与城”，及离开后的漂泊、思念与苦闷，吟唱自己的文化乡愁。然而，此处的“乡”，是“由给予了他们生命、童年、亲情、事业与政治身份的祖国，以及他们正在追寻、建构的国家文化框架中的华族文化，所构成的实体性与精神性二者合一的‘故乡”’。
而赵玫身为满族作家，对本民族也别有一种深情。她不善于在人前高谈阔论自己的民族，也不善于直接表露自己的民族意识，然而其血液中流淌的依然是满族的母血，骨子里散发的依然是“宫廷格格”的尊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可以被“汉化”，但先人馈赠的文化品格和高贵的精神气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在其散文中她一如既往地坚持诗意写作，温情而亲切。“旧日宫廷”的繁华、马背上的祖先拼杀的英勇以及家族中女人们所承载的“永恒的忍耐”，都使赵玫回归并体验了最真实的母族文化。
由于长期居住、生活在泰国，梦莉及其文学创作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解决泰国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对她的影响。虽然，她的创作在某些方面还深受着中华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极为真切的华族文化认同的倾向，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东南亚文化圈“正处于缓慢地与他族相互影响、融汇和同化的阶段”(忠杨语)，而已经“落地生根”的一代东南亚华人女作家也不由自主地将创作视野更多地投射于居住国本土。因而，她们的作品就带有本土文化和地域民族相融合的特色。无论在族别还是在性别上，泰华女性文学都处在泰国本已边缘化的文化与文学的最边缘的位置。在其与男性强势文化话语体系和与泰国、东南亚主流文化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的碰撞、交流和对话的不对等关系中也透视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即虽然泰华女性文学在历史与当下现实中仍然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其处境也同中国满族的女性文学一样，是被遮蔽、被忽视的。
中国满族的女性文学之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于中国女性文学等已处边缘、失语状态的文学而言，毋庸置疑地沦落到了双重甚至多重的边缘境地。然而其文本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女作家创作的性别文化语境及自身的民族身份、读者的接收文化语境与接受心理以及作为“三度书写”的中国少数族女性文学批评、研究与教育传播等方面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又有大量尚未发掘的重要价值。
对二者的研究与批评，无论在泰国还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乃至女性文学批评界都是很少有人问津而被忽略的。然而，当我们把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和积累的一种范本，还原于它们所属的民族文化系统和民族文化语境以及其在这种语境下独特鲜明的性别意识时，许多在主流文化语境或他者异质文化价值系统中不被注意的文化价值便会立即凸现出来。赵玫与梦莉同有着漂泊的文化身份，又不约而同地在写作中追寻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而不失睿智地在边缘吟唱。写作对她们来说，不再只是自我的言说、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女作家女性意识和民族精神价值的确认。在这种意义上，赵玫与梦莉的散文创作无论在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史上，还是在东南亚华裔文学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