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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东境内北朝佛教摩崖刻经的考察，是我对中国古代写经与刻经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二00六年夏以来，我先后多次对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石窟刻经、涉县中皇山娲皇宫刻经，山西晋祠风峪沟刻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刻经、安阳宝山石窟刻经，北京房山石经，山东境内的北朝摩崖刻经，以及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山东、甘肃、四川、浙江、江苏、云南等地的造像碑和经幢进行了实地考察，拍摄了刻经周边自然环境和刻经遗存的现场照片，收集了相关拓本和文史资料。二0一四年夏，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师生的协助下，我再次对山东境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邹峄山、葛山、司里山、徂徕山以及二洪顶的北朝摩崖刻经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实地考察，重点考察了上述诸山的摩崖刻经的保存状况以及经文与书法，并采集了各地的石质标本。现结合近年来的考察笔记，简述几点印象，供读者参考。
一、时空观的考察方法
考察山东境内的北朝佛教摩崖刻经，不能单纯地以地理地域为限，必须将其置于我国北方现存北朝摩崖刻经的整体视阈中进行考察。山东境内的佛教摩崖刻经，从地域上来说，是河北邯郸、涉县一带刻经的延伸，也即从北齐邺都（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向山东地区的延伸。从时间上说，有明确刻经时间的摩崖刻经，如铁山《大集经》刻于北周大象元年一五七九一八月十七日，葛山《维摩诘经》，时为北周大象二年（五八O）二月二十六日，最晚的冈山鸡嘴岩侧面的刻石经题记，时为北周大象二年（五八O）七月三日，与河北刻经存在着延续性，与北京房山石经存在着衔接性。从刻经资助人来说，南北响堂山刻经的主要资助者是北齐重臣晋昌王唐邕，事见北齐武平三年一五七二一五月二十八日北响堂石窟《唐邕刻经碑》。而尖山刻经的「经主」中也有「晋昌王唐邕赵妃、董妃」及僚属的题名。正如考察所见和很多学者所指出过的，在所刻经文、佛号、书体等方面，河北、山东一带的佛教摩崖刻经也存在着衔接性。如作为山东佛教摩崖刻经标志性的「大空王佛」佛号和《文殊般若经》节录，最早都出现在邺都附近的北响堂石窟。
另外，对北方佛教摩崖刻经及其书法艺术的考察，必须从北朝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佛教文献、佛教艺术的基础上来进行。
二、关于佛教刻经、造像和造像碑
佛教刻经是指将经文书刻于石所形成的宗教经典，其目的主要为了保存佛经、弘法和祈福。从表现形式来看，佛教刻经大致可以分为摩崖刻经、刻经碑、经版、造像碑、经幢以及石塔刻经等。缪荃孙所编《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中，收有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五一七）法润等造「不增不减颂」，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一五三七一造经等，说明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刻经了。北齐以后开始兴盛，隋唐时期达到极盛，金元以后渐衰。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刻经，是近年来在河南博爱县青天河的北魏永平二年（五O九）《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刊刻于峡谷数十米高的绝壁之上，旁有线刻造像，保存完好。现存北朝佛教摩崖刻经，南北响堂山是石窟寺、经、像合一的代表。其次涉县娲皇宫，是以刻经为主、有较少造像的石窟寺。安阳小南海石窟、宝山石窟以刻经为主，造像辅之。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则完全是以刻经为主，目前只发现了石经山山顶的两尊唐代高浮雕造像，以及洞内所藏的十几通唐代刻经碑，碑首以佛教造像装饰。山东佛教摩崖刻经及周边很少发现有造像的痕迹，目前可见的唯一一尊小造像，位于冈山鸡嘴岩侧面的刻石经题记旁，像左侧的「石经」二字，像下列「释迦文佛」「弥勒尊佛」「阿弥陀佛」三个佛号，造像的面积勉强相当于佛号的一个字大小，大概也是装饰性的。而与山东佛教摩崖刻经剥泐严重的情况形成对比的一个情况是，北齐时期山东的造像碑比较发达，现存的汶上县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巨野县石佛寺《华严经碑》、兖州泗河金口坝《文殊般若经残碑》、泗水《隽修罗碑》碑阴《维摩诘经碑》、青州《段怀穆造伽蓝并刻维摩诘经碑》等，都是北朝至隋初的遗物。这些刻经碑的书体与摩崖刻经宛然出自一手，且字口剥泐不大，保存完好，据此可以探求摩崖刻经初镌刻完工时的状态。
三、关于写经与刻经
从考察的结果来看，北朝摩崖刻经的书刻者明显注重所刻佛经的艺术水平。《唐邕刻经碑》：「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铁山《石颂》：「大沙门安法师者，道鉴不二，德悟一原。匪直口相成韬，书工尤最。乃请神毫于四显之中，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九百卅字。」「寻师宝翰，……清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可见安道壹是擅长书法的僧人。关于这位安法师的生平目前还是一个谜。现在可以确定是安道壹书写的刻经，是《石颂》前的《大集经-穿菩提品》、葛山《维摩诘经》，东平县二洪顶《文殊般若经》《安公之碑》，以及诸如「大空王佛」「大山岩佛」、七佛名号等。另外从泰山《金刚经》的书写特征来看，也很有可能是安公的手书。另外见诸题记的书经人，还有僧法鸿、遭顒等。至于书经于石的过程，是否是用毛笔，墨书或丹书，也一直有着各种猜测。从实地考察的现象来看，一般的摩崖刻经单独字都在一平方米以内，经过了一个书写的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泰山《金刚经》是一件未完成的「半成品」，其后半部分大量双钩的残字和笔画，已经给出了答案。而面积巨大的佛号，则可能是直接双钩而后凿刻，这一点，从现存佛号笔画内深陷的一排排有规律的凿痕可以看出端倪。
有的学者认为，北朝佛教摩崖刻经与同时期的写经在书体和书法上存在着密切联系。经考察，北齐、北周摩崖刻经的书法风格与同时期的碑刻、墓志的书风是一致的，而与墨迹写本的经卷书风却了不相涉。北齐末期的文字复古现象，即楷书中同时出现隶书的波磔、篆书的结体和笔意等，如当时的墓志和碑刻一样，频繁出现在同时期的佛教摩崖刻经中。比如代表性的《文殊般若经》，最早出现在邯郸南响堂石窟内壁，其字形、结体、用笔特征，与山东汶上水牛山妖精洞、尖山支锅石、徂徕山映佛岩、东平二洪顶以及兖州金口坝等地所刻《文殊般若经》如出一辙，显然有相同的底本以供摹刻。学界关于这种北朝末期一书体杂糅——书风的产生原因有着各种猜测，实际上无非是以楷书的面貌，加上篆隶的笔法，以增其装饰效果罢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样「书体杂糅」的现象，在北魏、北齐、北周、隋代的佛经写本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上世纪初，在万里之外的西域出土的魏晋写经残纸中，偶然可以看到与「四山」酷似的书风。当然，这也许只是巧合。
自「四山摩崖刻经」引起金石界关注以来，经赵之谦、康有为、杨守敬等书法名家的推崇，不少书家也将其作为临池的对象，创作了一批此类风格的书法作品。然而，对于当代书家而言，以柔翰再现摩崖擘窠大字的风神与精髓，仍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故自晚清民国以来，至今还没有哪一位书法家在这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为世人所公认。如果明白了山东佛教摩崖刻经的本来面目，以及刻经字迹因镌刻、风化剥蚀等人为和自然因素而发生了改变的话，也许对有意于取法摩崖刻经进行书法学习和创作的人们来说，会有一点观念上的启示吧！
四、经文方面的考察
从南北响堂寺石窟刻经来看，主要是为了保存整部的佛经，即「护法」，兼有祈愿的意思。《唐邕刻经碑》：「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海收经籍，斯文必传，山从水火，此方无坏。」「杀青有缺，韦编有绝。一讬坚贞，永垂昭晰。」唐邕所刻经为「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铁山《石颂》：「缣竹易销，金石难灭。讫以高山，永留不绝。」涉县北齐刻经，在中皇山面对浊漳水的一片山崖绝壁上开凿规模庞大的洞窟，自南向北刻经六部，为：《思议梵天所问经》《十地经》《佛遗教经》《盂兰盆经》《深密解脱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现存十三万余字。从周围的石窟及建筑遗迹来看，估计工程还没有最后完成。在时间上下接山东佛教摩崖刻经的北京房山石经，从隋代开始，经历代帝王和地方官员、僧俗信众的支持，一直延续明代一主体部分在金代已经完成一，先后刻经一万五千余石、三万余面，是名副其实的「石刻大藏经」。石经山静琬《刻经题记》：「（静琬）敬自：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惠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刻《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成闻正道……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静琬主持刊刻了《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诘经》《胜鬘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升经》等十种，主要刻成经版，镶嵌于雷音洞石壁之上。可以看出，以上诸刻的经目是有所选择的。而上述刻经，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为保障，是不能可完成的。
与上述刻经相比，山东境内的刻经的种类比较少，字迹虽大但字数并不多，且都是直接利用野外摩崖刊刻。考察所得的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政治力量和财力支持的不足，无法实现系统刻制整部或大部头经文的宏愿；二是山东佛教摩崖刻经的山体石质多是比较疏松、粗劣的砂砾岩或花岗岩，缺乏像河北鼓山、中皇山以及河南洛阳龙门、安阳宝山那样石质优良、适合开窟造像和刻经的天然场所。这决定了山东境内的佛教摩崖刻经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与其它地区摩崖刻经的差异，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山东境内的北朝佛教刻经碑繁荣的原因。
五、保护状态
以雄浑肃穆著称的尖山摩崖刻经已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修水利时被毁，只字无存。目前，山东省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对境内的北朝佛教摩崖刻经都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刻经多处于野外，远离人群居住地，有的所处地势险要，看护困难。此次考察时，在远隔数里之外就可以看到葛山刻经石面上刺眼的白色硅胶痕迹，犹如癘癞，这都是当地翻模复制刻经制作拓片者们的「杰作」。在诸山考察时也会经常发现偷拓石经者留下来的工具和痕迹。另外，因为近年来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使得有些刻经表面的风化程度迅速加快，如二00六年春我初次考察铁山石经的时候，有些字迹还比较清晰，而二0一四年夏再次考察的时候，很多字迹已经模糊难辨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刻经上部水源的截流，使得石经表面失去泉水的滋润，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护石经，然而其实际效果存在着争议。
通过考察我国现存的古代佛教摩崖刻经，我们感觉到，无论是刻经数量庞大的南北响堂寺、涉县娲皇宫刻经，刻经时间绵延千年的房山石经，还是刻经规模震撼视觉的山东野外摩崖刻经，任何一件伟大文化事业的完成，都是靠那个时代「有信念」的人们来完成的。目前，对于古代摩崖刻经书法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基础资料的考察、汇集和整理上，还有待于以比较学的方法，从经文内容、书风演变以及文字学等多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野外考察，也不排除再次发现类似东平县二洪顶这样大规模刻经新资料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待于后来的精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