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日本作家尽管受到明治维新后西化思想的影响，但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沁润着深厚的东方宗教哲学与思想文化意识。佛教在日本社会有着千年以上的影响，这一影响无疑也会在文学创作等方面得到体现。近代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尽管在题材、体裁上被一定意义西化或形式上求新，但其带有佛教思想的美学意识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还可以隐约读得。
关键词： 近代；日本作家；文学特质；佛教；美学意识
近代日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赖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明治维新则是进行这一尝试的最为代表的国是。明治维新后新政的施行，使日本处于一片 “完全西化”的景象，但在这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整个国家受东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痕迹。换句话说，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有赖于以大陆为代表的东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与推动，而佛教思想，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佛教于公元六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在日本生根、开花、结果。进入平安时代，奈良时代的中央集权制衰落，日本由天皇国家转入贵族国家。佛教虽然标榜“镇护国家”，得到朝廷的支持，但主要的支持者变为权门贵族。南都六宗逐渐衰落，天台宗、真言宗相继而起，形成所谓北岭佛教。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有其内在的思想价值与文化内涵，它可以曲折地给人以平等观念和有益的道德意识。尤其是它的哲学思辨水平，超过其它宗教，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因而，佛教在日本的传播，扩大了日本人的精神境界，使他们的思维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伴随佛教传入日本的还有中国先进的文物制度、工艺技术等，进而促成日本文化在多方面的进步。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过于推行西方的思想文化，日本曾一度发生过“废佛毁释”运动，但时间不长，又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经过一个起伏，人们更加认同只有佛教才更符合日本的国民性、调理社会人心。禅宗道元大师解释说：“人生为佛教，并非佛教为人生。”这种思想和基督教相比有天壤之别。日本人将那些弃绝尘世，重视静虑，冥想无常者，称为圣人，誉为高洁之士。因为他们迎合了生成日本艺术及文化的最显著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意识。但是佛教经过约三个世纪左右的平民化、世俗化之后，对文学艺术的渗透已变过去的直接为间接。尽管如此，从近代日本作家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中，仍能发现某些佛教禅宗的美学真谛。
集浪漫主义与历史小说创作于一身的文豪森鸥外，在1916年完成了《寒山拾得》一书。他曾撰文提到写此书的诱因是源于孩子不能读汉字本的《寒山拾得》，但又十分想了解有关他们的事情，于是他尽力而为之。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寒山拾得》的诗在当时甚为流行，以至于老幼皆知。由于《寒山拾得》的诗阐发了很多禅理，日本禅僧不仅吟读，而且对其进行研究并加以注释。临济宗直到现在还提倡此风，白隐著《寒山诗阐提记闻》成为研读之范本。寒山诗在中国历代都有刻本，现今通行的《寒山子诗集》是了解寒山生平的重要依据。寒山诗通俗易懂，又富有禅机佛理。如，“今生又不修，来生还如故，两岸各无船，渺渺难侪渡。” “森鸥外在《寒山拾得》的《缘起》里说，实际上爸爸也是文殊，只不过还没有人来拜啊！”①森鸥外将自己比作没有人来参拜的文殊菩萨。这种心理不仅说明他对寒山的理解，也表明自己同样有菩萨心肠，以及“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的羡慕佛家出世礼佛的心情。
夏目漱石是近代日本文坛的巨匠，他的作品揭示了近代日本社会更多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也蕴含着属于东方的宗教美学意识。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之所以被誉为近代日本文学的真正代表作，其重要一点在于作品所散发出的“则天去私”思想。其中期三部曲《三四郎》、《其后》、《门》完成于1908至1910年之间。“这三部曲，以精雕细琢的写实手法，成功地描绘出主人公的复杂性格及微妙的心理活动，并在作品的内在机理上留下了带有东方道德的“罪”与“罚”的伦理美学意识。
在《三四郎》中，作者提出了“罪”的课题，而这一课题就是对传统道德该如何承继。在《其后》中对这一课题有所归纳并播下了“罚”的种子。《门》中进行了回答，结出了果实就是“善根”与“苦果”的对立。关于三部曲的关系，在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安排上，它们各自独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就这三部曲的某种内在联系而言，它们又是无法分开的存在。《其后》接过了《三四郎》中提出的“罪”的主题。在《其后》中对这个“罪”的回答就是对社会道德的反抗，也是基于佛家的对自然之力乃至社会之力的顺从。这个问题作者在另一部作品《心》中，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发掘和探讨。而在《门》这部作品中表现了“罪”所带来的结果。《门》的主题与《其后》主人公的结局相联系，同时也和《心》相对照。换言之，如果说《门》是主要表现背负着道德“罪过”的一对男女灰暗、寂寥的负罪生活，那么《心》则是一个道德上自我谴责的人在内心深处进行着自我忏悔和清算。由此可以看到作家在创作上还是秉承了佛家的善恶观及因果论的心路轨迹。
作为新现实主义代表的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现代文学过渡阶段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文学既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早期的汉文学熏陶以及更多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使他在短篇小说中以独特的艺术构想，表达了对佛教禅宗的理解。如他的代表作之一《鼻子》写老和尚禅智内供，因为鼻子长大而苦恼不已，当他鼻子变短如常时，反而招来人们的讥笑和非议，这使他更为懊恼。当鼻子再次变长恢复原状时，他心情豁然开朗。老和尚依靠他人判断作为衡量自身价值与存在本质的尺度，不断反思并引起很多烦恼，可怜、可悲。但每次转折点都是以禅的顿悟开智为主要心理特征，从而包含了更为深刻的人生哲理乃至基于佛家的美学意识。短篇小说《蜘蛛丝》写释迦牟尼佛为回报生前无恶不作的大盗犍陀螺曾不忍心踩死蜘蛛的善举，随手拈起一根蜘蛛丝垂下地狱，想将他解救出来。犍陀螺在紧拽蜘蛛丝向上逃生时，发现许多地狱中人也在攀蜘蛛丝而上，就让其他人滚了下去，话音未落，蜘蛛丝断了，他重新掉进了地狱。小说利用纯粹的佛教故事，对那些毫无慈悲心的利己主义者进行了宗教意义上的惩罚，表现出一种”劝善惩恶”尊佛向善的心理。不过拿芥川龙之介本人的自决来说似乎最终也不是一个可以遁入空门，或祈求佛家保佑的人。正宗白鸟评价芥川龙之介说：“他不是一个痛切感受着《孤独地狱》中那种苦恼的人，同样也不是专门追循阿弥陀佛的人。（中略）他虽然对禅超和五经入道的心境有所理解，并寄予同情，但他缺少一走到底的力量。”②
三岛由纪夫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他以追求古典美自诩。“三岛的审美意识的主体，首先是中世所形成的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好色’的审美情趣——‘即使放荡，心灵也不应该是龌龊的’。”③如果说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更多地描写了女性，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那么三岛由纪夫则多写男性，流露出一股阳刚之美。而在他们的各自美学追求中，都和禅宗结了不解之缘。三岛由纪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对“我”的青少年时代进行了深刻剖析。主人公生在战时，他不仅不畏惧死，而且对死亡还抱有一种甜甜的期待，除去其中的变态因素外，还流露出消亡美的佛教无常意识。在《近代能乐集》中，剧本《绫鼓》的主人公岩吉生前死后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不仅深化了爱情主题，升华了爱的神圣，也表现了一种佛教的虚空思想。标志着三岛由纪夫创作最高成就的长篇小说《金阁寺》，将金阁之美与现实之丑对立起来，使遵循先父遗愿到寺中为僧的主人公“左右矛盾，逢人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方得解脱，不拘于物，通脱自在。”“逢佛杀佛，逢祖杀祖”，是禅宗的口头禅。作者以诸行无常的佛教无常观来否定佛教艺术的象征——金阁寺，把幻灭视为快乐，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在精神上的消极，也暴露了作者的困惑与悲哀的心理世界。正如吉田精一所说：“基于金阁寺的出现而导致对人生的疏远，这一想象非同一般。金阁寺是永远和美的象征，女人是人生的象征。”④这或许是理解三岛由纪夫的文学创作和人生选择的一个切入点。
川端康成从小在信佛参禅的环境中长大，将人生理解为“无常”、“无我”、“苦”。由此，崇尚虚无美则是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也反映了他受到佛教的影响至深。“应该说，川端是通过肉体写灵、通过性欲写情，是把人的灵与肉、情与欲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反映了人性中非理性的‘欲’和心理上的‘智’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深入到性道德和性心理的范畴。”⑤作品中闪现的虚无之色、虚无之美透视出他对佛禅的认识和感悟。以《雪国》、《千鹤》和《一只胳膊》为例，这三部作品的女性美都是通过男主人公虚无缥缈的眼光和感受表现出来的。在《雪国》里，对于岛村来说，驹子的现实美敌不过叶子的虚幻美，而叶子的虚幻美则始终是令人难已琢磨的。在《千鹤》里，菊治所欣赏的太田夫人的美仍是一种濒临崩溃的虚幻美，这种美并且由于本人的死亡而达到最高境界。在《一只胳膊》里，“我”几乎完全生活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姑娘的一只胳膊以及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这些男主人公堪称作者虚无观念的体现者、虚无思想的代言人。川端康成在涉及自己创作的虚无色彩时说：“写‘冬雪皑皑添清寒’的道元禅师和写‘冬月拨云来相伴’的明慧上人，大约都是《新古今集》时代的人。明惠和西行曾以诗歌赠答，并谈论过诗歌。“西行法师常来晤谈，赞我的歌不同寻常。虽然寄兴于鲜花、杜鹃、明月、白雪以及自然万物，但却把这耳闻目睹的一切看成是虚妄的。所咏之事，并非真言。咏花，其实却不以为花；咏月其实却不以为月；只是尽兴咏唱而已。犹如雨后彩虹高悬、五彩缤纷；白日阳光照耀，光芒万丈；然而虚空本来既无色，又无光。我心类似虚空，纵然染上种种色彩，结果却毫无痕迹。这种诗歌便是如来的真正形体。（摘自弟子喜海的《明惠传》）⑥。这段话把日本以至东方的“虚空”和“无”说得恰到好处。有的评论者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一词。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不同......”（《我在美丽的日本》）。可见川端康成认为，他的虚无是东方的，而不是西方的，但未见得是近代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谈到与他的思想关系颇为密切的禅宗，指出禅宗并不是崇拜偶像，它虽然也供佛像，但在修行的场所和参禅的禅堂却无佛像、佛画，也无经卷典籍，只是闭目端坐，以便进入无私无念、灭我为无的境界；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东方的空，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灵之巅。这种东方式的虚无观念是川端康成受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
另外，丹羽文雄、武田泰淳和野间宏三位作家都出生于寺院，在佛教氛围中长大。他们未入佛门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把自己对佛教的体验作为创作的原点，探讨人的本质，追求人类本来应有的存在状态。总之，近代日本作家在明治维新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力图使自己在一定意义上溶于西方精神，而同时在其创作中对佛理禅机继续表现出了一定的执迷。这是因为，除却佛教的其他文化的、哲学的乃至迷信的因素以外，单纯就“一切众性，皆有佛性”的佛性普及论和禅宗的顿悟速成法，以及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之类的口头禅等等，都能给予那些在“传统”与“现代”之中挣扎沉浮的文化人以及在现实生活上奋斗的知识分子等以心理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安慰，进而拓展其创作题材。发迹的知识分子愿意从佛教中求得平安、长久，落魄的文人则只好从佛禅中找到一丝精神慰藉。当这些对佛禅怀有刻骨铭心之思的文人一旦因为某种机缘与其结缘后，自然就会以文学作品这种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对佛禅的理解，这或许是近代日本作家在创作美学上对佛教执着的一个关键所在。
注释：
①长谷川泉著 谷学谦译：《日本文学论著选——森鸥外论考》，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153页。
②正宗白鸟著：《岛崎藤村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
③唐月梅著：《从美的困惑到危险的美与恶》，《世界文学》1997年第1期，第199页。
④吉田精一编： 《日本文学鉴赏辞典 近代编》，东京：东京堂出版，昭和53年4月20日，第202页。
⑤刘桂瑶著：《许地山和川端康成创作中爱情观的佛禅宗教因素》，于长敏 宿久高主编：《中日比较文学论集》（续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19页。
⑥川端康成著 唐月梅译《我在美丽的日本》，《世界文学》1979年第3期，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