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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山又名卑羽山，是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敦煌地名，其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危峙，故名三危。《尚书·舜典》载：“窜三苗于三危。”《史记》说舜掌握权力之后，“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他“放罐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日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元金履祥《尚书表注》：“沙州敦煌县东四十里有卑羽山，一名化羽山，有三峰甚高，人以為三危。”史载，东汉著名学者侯谨曾在此著书立说。东晋永和八年（352），佛教徒开始在此创建洞窟。但三危山名扬天下，还是肇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高僧乐傅经此，见三危山状如千佛而始凿莫高窟，从此开启莫高窟浩浩荡荡的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相对而言，三危山因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劣而逐渐被人们淡忘，尽管后来也有南天门、王母宫、观音井、老君堂等文化建筑和相关传说，但影响远远不及莫高窟。
但由于三危山与莫高窟关系紧密，我还是比较关注。粗算一下，2014年以来我已经考察过五次三危山了。2014年3月22日，我与敦煌研究院摄影家李成兄造访莫高窟南侧、宕泉河冲出三危山的河谷地带，写了《孤独的圣河，永恒的变奏》；2016年9月26～29日，参加国际丝绸之路研究会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敦煌联合主办的“敦煌·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暨丝绸之路与文明调和第二届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之后，29日上午，我与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甘肃分会敦煌工作基地主任孙志成兄拜诣莫高窟对面、乐傅“忽见金光，状有千佛”的三危山，回兰后写了《敦煌六章》。2017年6月，兰州市人力资源局原干部刘继泽先生看到我们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专刊后，因受感动而透露一个重要信息，敦煌三危山发现古人开过的玉矿，他已与敦煌私营经济者董杰（原籍宕昌）实地考察过三次（2015年），并且采集到带彩陶片和玉料，经检测，属于和田料。我当即决定抽空去实地考察。若确定系史前玉矿，则意义重大。我将玉矿信息也告诉了叶舒宪先生。2017年8月下旬，准备参加玉门学术会议。刘继泽先生从微信中看到信息，主动联系我借此机会一同考察。我们在玉门会后即乘火车往敦煌，对旱峡玉矿进行首次考察；2017年10月14日，赴敦煌参加沙产业文化论坛。完成各项业务后，15日穿越三危山，考察宕泉河上游大拉牌；18日上午又与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管理科科长孙志成及司乘人员范载鹏第二次考察旱峡玉矿遗址，作为第十三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补充。
初探三危山古玉矿遗址
“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26日报到，27日考察，然后就是两天扎扎实实的大会发言与互动。70多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各抒己见。
令人欣喜的是，多位学者重视到了玉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杨宝玉研究员在《法藏敦煌文书P.2942文本赏析》报告中的解读很珍贵。其中“玉门过尚书”中的“过”至今在甘肃民间还用，例如将举行具有一定意义、仪式的重大活动称为“过事情”，仍有最初“祭拜”之意，而不是经过、过错。该条也佐证玉门军被吐蕃水淹后很快重建。另，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时涉及这段史料，主要依据已故敦煌学家史苇湘先生的研究成果。根据杨宝玉研究员的解读，可以推测史先生研究、撰文时，主要参考过P.2942文书（唐代当事人所书手卷）。当年，我进行文学创作算是对学者研究成果的冉利用，如果史先生的考证有误，那么，我那些年的创作劳动也就有问题了。学者的学术品格有多重要！
学术研讨会于29日下午闭幕，但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因种种原因，代表陆续离会。首先是来自和田的收藏家章伟先生28日晚乘动车往乌市，29日飞回和田；29日下午两点，易华兄和王宇驾车从216道到马鬃山镇，考察玉矿遗址后上京哈高速，已到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晚上，李正宇、刘冉聪、邰惠莉、黄兆宏等乘动车回兰。30日，我将陪叶舒宪先生进行一个小型考察……这次学术会感觉很愉快，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离别之际，还真有些恋恋不舍。
8月30日早晨9：08，乘K41次列车到敦煌，刘继泽、董杰、李亮、菅通已等候，坐车沿敦煌到瓜州的老路向东，到旱峡墩，上桥进入戈壁，向南行，前面是三危山余脉截山子（又叫火焰山）。到旱峡口，我们下车留影。天空有薄云，但天很热。
进入旱峡，弯弯曲曲，道路就是洪水冲刷的洪沟，也有车辙。峡谷险要处有几座烽火台遗址。据当地人说这里也是古道，从瓜州往敦煌，或从青海向北穿祁连山，经盐池湾、石包城，穿越70公里戈壁，经旱峡可往敦煌。旱峡口的“空心墩”即是当年指示行旅的路标。若属实，则又多了解一条被废弃的古道。有人说玄奘西行时也通过了旱峡口。汽车出旱峡口，沙滩上分布几列缓山，皆从火焰山伸展而来。我们沿小洪沟西行约5公里，可见挖掘机开挖过的深沟埭。董杰说10年前有当地老板在这里挖石材，没有结果。据此埭沟不远的山梁上，就是古代玉矿遗址。云散成一团团，从天空飘过，阳光没遮挡时异常酷热，秋老虎发威了。
上到山梁上，果然见到深邃的矿坑，非机械所为，从碎石料和开挖痕迹判断，应该很古老。从此矿坑开始向东南逶迤而去，遂渐平缓，最后没人戈壁滩，大约5公里，有多处矿坑、矿洞。捡到糖料、石料、碧玉料碎片，有的玉料显然是当年加工后的边角料，朝阳光一面由于晒的年月久远，变成浅黑色，有的发红；朝地面一面则保持原色。这证明边角料被加工后，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浸染烤晒岁月。如果当年落地时朝向太阳的一面正好相反，那么现在的烤晒结果正好相反。
另外还捡到一些碎陶片，夹砂、红色，可能是四坝文化时期的。我还捡到两片薄胎细红陶片，极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的。还有两片红陶带彩，经岁月剥蚀，不太明显了。
回兰州后，经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考证，确实是齐家文化早期。
齐家文化如何到达这里的？欣喜的是，还捡到两块砍砸器，董杰谓之“打狼石”。我认为是开凿、加工玉器的石器。石器并不难找。每人都采几件。
几重证据可证实，这必是史前玉矿无疑。
三危山究竟与三苗是怎样的关系？史书关于“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是不是偶然？
三苗属于善用铜器的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打败后辗转到河南南部与湖北北部一带，同当地炎帝部落融合形成新部落。《舜典》传云：“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按《集解》引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三苗大致对应考古学中的屈家岭文化和铜石并用的石家河文化，三苗族继承并发展了九黎部落文化，彪悍而先进。尧软硬兼施，拉拢三苗首领睫兜，让他进入华夏联盟统治核心，《荀子·成相》说：“尧有德，干戈不用而三苗服。”但舜继承尧位不久，三苗就开始反叛。《史记》说舜掌握权力之后，“三苗江淮、荆州数为乱”，舜一边把三苗首领膳兜流放到三苗活动地区更南的崇山，同时强迫三苗精英阶层迁徙到三危山，从此三苗群龙无首，直到禹时被灭。
以前，尽管有不少文献资料，但我们都以神话传说对待。旱峡玉矿遗址发现后，结合这些文献资料，我忽发奇想，“窜三苗于三危”不是简单的流放或遣散三苗族群。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完成这样一次民族大迁徙，非常困难，成本太高。合理的推测——或者说文学想象是：三苗族的精壮劳力作为俘虏，充当“交通工具”，分批从遥远的西南转移到干旱少雨的三危山作为开采玉矿石的苦力。这个迁移过程时间跨度比较大，影响深远，后来由传说进入史册。倘若事实如此，那么，当年迁移路线中应该有这样的一条：吐谷浑南道一羌中道一盐池湾一石包城一三危山。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新疆和田收藏家章偉先生收藏、研究和田玉器近20年。他收藏的石器、玉器、骨质筒形器、胡杨木质头盔都有中原红山、良渚文化特色。更多玉器表明，塔克拉玛干沙漠遗物特点与齐家文化极为相似。这些文化现象为“窜三苗于三危”提供了实物证据：大约4200年前，被迁徙的“三苗人”带来了良渚先进的玉石加工技术，并在昆仑山之南形成琢玉部落。章伟先生藏品甚为丰富，有待于更多专家关注、研究。
再访旱峡玉矿
2017年10月18日早晨7：30与兆文用餐，8点前，志成兄到宾馆会齐，范载鹏驾车，出敦煌城。我自恃上次考察过一次，熟悉路，大约在70公里处，以一座烽火台为标志，有天桥通往旱峡口。第一次见到的烽火台，志成兄谓之“空心墩”，便继续东行，到甜水井车站。过天桥，到山峡口，路不通，遂沿砂石路东行一阵，感觉不太对。志成兄说冉往前就是芦草井了。于是果断掉头西行，到空心墩（我上次记载叫旱峡墩）以南，有路通往峡口。这次地形认对了。志成兄以前在这里搞过调查，见峡口西约1000米处有座烽火台，疑是考察漏了的，便驱车过去看，却是拍电影时修的。于是说起拍摄电影《英雄》时，林业局本来不同意，但拍摄人员神通广大，还是拍了，在火烧沟留下大量垃圾。
旱峡里也有徒步者，规模不小，五颜六色，装备不小。断断续续在峡里，峡外也有队伍向南山延伸，路上尘土飞扬。路边几棵胡杨遗世孤立，也不受这群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影响。超然不是偶然表现，是多年修炼。
我们折头东行，不久即到玉矿遗址。又捡了些玉片、陶片、砍砸器。其中，兆文、志成兄捡到的石器较大，估计当年古人双手使用。
天气并不很热，我们扩大考察范围，滞留徘徊时间较长。站在一个有玉矿坑的山顶向三危山、东边荒漠和野马南山远眺时，忽然看到北边枯燥山丘之上的蓝色天空中有只鹰在盘旋。即使这般干旱枯瘦的荒山野岭间，仍然有大王在巡视其领地。其后不久，在企门家挖石材遗留的石堆旁，看到一条完整的蛇蜕。它是鹰喜欢的食物。这里还生存着黄羊、兔子、老鼠。这些食物链最关键的环节是沙碛里艰难生长的低矮耐旱植物。
曾估计旱峡玉矿东西大约5公里，经过这次踏勘，推算范围要更宽广些。
本来计划考察之后继续西行，穿越三危山返回。如果可能，冉考察一下15日未能到达的宕泉河上游小拉牌。为此我将上午11：45的航班改签到下午18点，经停嘉峪关。但是，离开玉矿遗址，傍山西行大约4公里，汽车进入一个小峪口，越走越窄，并且地面上全是从鸣沙山吹来的细沙，其上有黄羊留下的踪迹。因是下坡，汽车挣扎着勉强通过。通过这样两段细沙路，前面突现一道乱石错落的洪沟。路断了。爬上路南陡山观望，原来有两条洪沟在此汇入，发洪水时冲毁了路。掉头，车陷两次，原路返回。虽然不甘心，也只能留下遗憾了。这次还不能测出玉矿遗址到三危山中观音井的相对准确距离。
我们到达玉矿遗址的时间是10：20，返回途中，进旱峡南口时13：58。在峡中看到一尊“旱峡七尊”式的高大雅丹，高耸于石山之上，“乱石崖上一雅丹”，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人工夯筑的土塔呢。神奇！哪来的这么一柱雅丹？上去看看！于是，我们从巨大坚硬的石岩间攀登而上，敲击如磐石，异常坚硬。其东侧有雕刻佛像，年代不辨。由此南望，两棵金黄色“青年”胡杨在“v”形山谷中遗世独立。它们与雅丹遥遥相对。
还有一只鸽子大小、身躯略瘦的什么鸟。
这天，除了我们和徒步者，它是峡中唯一看到的活物。
志成兄忽然记起姥爷曾经说过三危山里有玉，骑骆驼得走两天。或许就指旱峡玉矿。回到敦煌市，他还将采集到的一块玉料样品赠送好奇的马路清洁工，并且告诉它的重要意义。清洁工千恩万谢，她根本想不到平常望而却步的和田玉会“唾手可得”，而且得自素昧平生、偶然相逢的路人；于我们而言，至少让她和家人知道三危山并不是荒芜之山，它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和物产。
2017年10月23日下午，我把旱峡玉矿捡到的黑色带檐口陶片及粗红夹砂陶片图发给郎树德先生，他初步判断属于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24日下午，在兰州饭店，郎树德、郑炳林鉴定陶片年代为齐家文化时期。“打狼石”也是使用过的石器。
鉴定过程，我和张振宇、刘樱、李舒琴、瞿萍、张利强在场见证。
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
叶舒宪老师的《玉帛之路踏查续记》10月初出版。至此，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已出版两套共计13部书。第一辑是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七部书；第二辑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六部书：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续记》、冯玉雷《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薛正昌《驼铃悠韵萧关道》，军政、刘樱、瞿萍《图说玉帛之路考察》、徐永盛《长河奔大漠》、杨文远《丝路盐道》。我在敦煌考察时，叶先生就说上海交大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初定时间在24号，后来又推迟到10月30日。叶舒宪老师带领弟子们筹备会议。
2017年10月29日中午，与郎树德先生在兰州中川机场会面。航班推迟，我正好请他看两次从敦煌三危山采集到的陶片。齐家文化带彩陶片经历4000年烈日曝晒和大风侵蚀，黑彩犹在。没带彩的粗陶风化得坚硬如石。一块四坝文化带彩陶片虽不及齐家精致，可它不但证明敦煌史前文化延续之久，还把三危山文化与玉门火烧沟文化联结起来了。
叶舒宪先生发来邮件，是他于8月30日捡到的两块陶片的图片资料，郎先生初步鉴定为齐家和四坝时期陶片。
玉门博物馆副馆长王璞微信留言说：“敦煌史前陶片也是很重要的发现，第三次文物普查敦煌没有史前遗迹。我曾戏称到敦煌只能看2000年历史，到玉门看的是4000年历史。叶老师的史前发现若能再有收获，则能改变我的‘戏言’。”“《管子·轻重乙篇》中也提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清代学者何秋涛和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禺氏’‘禺知’就是月氏。”
诗人道尔吉也留言说：“我要前往拜谒。”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正科在微信中留言：“我当年发现黑水国遗址的时候，地面上非常多的古玉，甘肃省考古所发掘近十年了，出土古玉也不少……玉料多，也有玉器，都在大佛寺博物馆里，好多玉是马鬃山玉，祁连玉，也有三危山玉。”他委托我“向老哥哥郎树德先生问好”。登机后，我和郎先生坐在最后一排，继续探讨，话题围绕吴正科展开。郎先生赞叹他的“文博”精神。吴正科曾在张掖文博部门工作，几乎跑遍所有荒漠戈壁，并发现黑水国史前遗址——已经考古发掘10年了，考古界已命名为“西城驿文化”。在张掖工作的20多年，吴正科先生利用业余时间采集到5000多块有价值的文物和标本，其中包括捡自西城驿文化遗址的玉器和玉料，全部捐献给张掖大佛寺博物馆。调到北石窟寺后，那里是常山下层文化核心区。他又跑遍了附近的沟沟岔岔，又有重要发现。2015年冬天，郎先生受邀专程往北石窟寺看他从当地捡来的陶片。
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2006年初夏，与我们一起前往临夏看马家窑彩陶和齐家文化玉器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唐启翠前来接机。她虽在大都市，但很少出门。我知道时间对学人的重要性，此前再三劝她不要来机场。但她还是来了，说是叶老师特意安排要回昧当年坐大巴跑田野的经历……到住地，王仁湘先生也到达。
王仁湘、郎树德两位考古学家鉴定我和叶舒宪等先生从敦煌三危山旱峡史前玉矿遗址中捡到的齐家、四坝文化时期陶片（包括带彩、粗陶、黑陶），可以确定旱峡玉矿遗址的上限及延续时间段。接着，新问题又来了：
敦煌三危山与武威皇娘娘台相距近千里，这中间除了酒泉西河滩遗址和张掖西城驿遗址，还有没有尚未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它们是不是玉帛之路这个“藤蔓”上结出的“葫芦”？这四个齐家文化遗址正好对应了汉武帝设立的四郡，是不是史前时代文化中心？
在旱峡开采玉矿的“齐家人”生活状态如何？会不会在宕泉河和党河下游有定居点，并从事农业种植？敦煌绿洲会不会也存在过与西城驿文化相当规模的遗址，后来毁于宕泉河或党河突发的洪水？
如果这广阔的、占据河西走廊绝大部分的地域中没有齐家文化，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或多种文化？根据目前有些学者考证、研究，齐家文化基本上与夏文化重合，若旱峡玉矿始于夏之前，这支“孤军深入”的齐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若在夏之后，属于夏朝统治范畴的那些文化类型怎样，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了？
旱峽玉矿遗址中发现的四坝文化陶片与其东北部马鬃山玉矿遗址中的四坝文化陶片、火烧沟四坝文化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四坝文化稍晚于齐家文化，距今3900～3400年，略相当于中原文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东起山丹县，西至酒泉市瓜州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马鬃山玉矿在哈密以东和河西走廊西北面。酒泉已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址有：肃州区西河滩遗址、干骨崖遗址、赵家水磨遗址、下河清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砂锅梁遗址、骟马城遗址、古董滩遗址；瓜州县鹰窝树遗址、兔葫芦遗址等，这些著名遗址大都是四坝文化的杰出代表。酒泉市金塔县境内还有缸缸洼遗址、火石滩遗址、二道梁遗址、石岗遗址、西三角城遗址（兼有四坝文化遗址和汉代遗址）、白山堂铜矿遗址等一批著名四坝文化遗址。叶舒宪先生撰《四坝文化玉器与马鬃山玉矿》一文认为，“四坝文化先民最早使用马鬃山玉制成玉斧、玉铲、玉凿等工具，并开启马鬃山玉矿的西玉东输历程”。而三危山玉矿遗址发现的陶片是齐家文化时期或者更早。河西走廊，尤其是酒泉境内的四坝文化遗址应该与三危山玉矿有某种联系。
当然，最终结果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无论如何，这几年来对马鬃山、三危山两座史前玉矿的考察意义还是很大。欣慰！
2017年10月30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总办公厅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顾锋，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任小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田澍，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舒宪，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陆刚，上海市政府外事办新闻处处长刘伟东，上海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原处长虞仰超，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梅雪林，《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冯玉雷，敦煌市副市长成兆文，上海交通大学精裕人文基金董事长施永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佳林等专家学者与特邀嘉宾相聚在交大校园，共同见证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和十三次考察成果的发布。发布会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杨庆存主持。
返回兰州途中，我转发了很多资料和新闻报道。酒泉收藏界朋友段平微信发来一张石斧图片，并留言：“最近，马鬃山玉矿又在发掘，据我朋友发来的照片，已出土了石斧（见图），所以马鬃山玉矿和三危玉矿谁先谁后问题肯定会见分晓，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我说现在不争论这个问题，如果有新材料出现，随时纠偏。叶舒宪先生在成果发布会上将近年几次重要发现总结为四个逐渐升级的版本就是这种“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的人类学治学态度：
如果说“玉出昆岗”是古代的国学常识，也标志着前人研究西玉东输的1.0版观点；那么“玉出二马岗”则为2.0版新知；“玉出渭河源”为3.0版：“玉出三危山”为4.0版新知。
出了机场，我与吴正科通电话，询问他1992年发现黑水国（即后来正式命名的西城驿）遗址的情况，重点落实他当年是不是就知道玉铲、玉锛、玉凿的玉料来自三危山，就是说他至迟在1992年就知道三危山有史前玉矿。吴正科说他当年不知道三危山玉矿，只是这次看了样品才恍然大悟。他了解马鬃山玉矿要早些。他说西城驿遗址中的玉器原料来源于三危山、马鬃山和祁连山。他能说出三地玉料的不同。第十三次玉帛之路考察时，叶舒宪和易华两位先生在酒泉、金塔两地朋友配合下，考察了金塔的一些遗址，也发现马鬃山玉料加工的玉铲。如此看来，玉帛之路在河西走廊中就有了坚实的支撑点。
“乐莫乐兮新相知”。这里是与大地相知，与史前文化相知。我看到那些玉料和玉器发出会心的微笑。
西北大学段清波院长来电希望协作研究敦煌玉矿。他们有考古专家、地矿专家和实验室，可以测试玉料。他们以前曾经在河西做过考古工作。
2016年8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与赵录旺等人合著的《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叶舒宪先生赐赠序言《玉帛之路上的敦煌》。当时，谁能想到三危山会发现史前玉矿遗址！2017年11月2日，我在微信圈中转发叶老师文章，酒泉电视台杨栋春兄看到后留言：“三年前我在肃北石包城乡一牧民家见到他捡拾的许多玉石，但是否也是古玉矿遗址或有古人开采痕迹值得考察。”我立即回复：“石包城地处敦煌、瓜州经盐池湾穿越野马南山，是通往青藏高原的重要孔道，曾几次欲往考察，未果。您找些线人，近期可能还去敦煌，争取去一趟！”
宁夏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武淑莲教授对我的鼓励语句中已经融入了十九大思想：“新时代，新征程，新发现！行动研究，多元视角，学人使命，心有所属！学术自信，学术创新，终有回响！”
多年来潜心于敦煌文学创作，都以三危山对面的莫高窟及敦煌文化为主。没想到，自到杂志社任职以来，小说创作暂时中断，开始关注乐傅禅师远眺的三危山。宕泉河河谷本来就是南通青藏高原的通道，三危山中蕴藏大量矿物颜料，不但为莫高窟绘制壁面供应，也向内地及西域的寺院“输出”，是为“颜料之路”。2017年两次考察意义非凡，算是对三危山认识的巨大飞跃。
看到网上相关报道，敦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采取行动，2017年11月2日下午举行敦煌古玉矿考察T作推进会。11月3日上午，敦煌市邀请甘肃省考古所三名专家和酒泉市地质勘察院三名专家，国土局、文广局、博物馆、公安局、电视台、宣传部参与，一行近30人对敦煌古玉矿进行初步考察、采样。他们又发现大量陶片、近似石器、近似玉料，也见到古采矿坑，做了GPS定位，划出标识，立警示牌。市政府已责令文管部门结合专家初步鉴定意见，迅速写出报告；市委詹书记当晚参加有文物专家参加的汇报会，求教专家，认为文化价值重大，指示相关部门列项保护研究。
如果说366年乐傅东望三危佛光，感悟而开启敦煌莫高窟文化，那么，对三危山玉矿的几次考察发展到今日，算是截至目前规模比较大的政府行为。
多年书写敦煌文化，回头一看，三危山中也有奇光异彩。莫高有佛窟，鸣沙有瑶池，三危（昆仑）藏美玉，古人不余欺也！
阶段性结论
马鬃山玉矿遗址和西城驿文化遗址还在考古发掘中，三危山旱峡玉矿遗址尚未进行正式考古挖掘。因此，目前得出的结论只是依据已经掌握的文物证据和前期考察活动。如果以后有新的考古发现，将进行校正或补充完善。
三危山是中国西部文化名山，《尚书》的《尧典》和《禹贡》里有记录。《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轩。”这个记载表明，当时的人们就已经熟知雍州最西端的三危山，并且知道其地盛产美玉。球琳琅轩都指代地方美玉名称，《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歼焉。”郭璞据《说文解字》注解说：“球琳，美玉名。”“琅歼，状似珠也。”叶舒宪先生据此文献认为：“三危山一带就是古代的昆仑虚所在，当地特产是两种美玉：美玉原料和珠状的玉石……如今，这个记载被三危山旱峡山谷中透闪石美玉实物所证明是真的，其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可以确信一点：早在张骞通西域和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很久，中原华夏人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山河地理和特殊物产了！”
昆仑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是宇宙中心，其山多玉，山因玉灵。《山海经》中，“玉”出现过137处，其中127处与山结合。《山海经》中记载西王母的3处中，《海内北经》《大荒西经》都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或“昆仑之丘”，而《西次三经》称西王母所居为“玉山”。如果三危山是文献中所指的昆仑丘，那么，鸣沙山中的月牙泉就有可能是瑶池吧。
2017年8月，玉门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专家学者就玉酒泉、玉门、玉门县、玉石障、玉门关、玉门军等名词及相关历史文化展开讨论。如果将这些地理名词与相关联的历史文化结合马鬃山、西城驿、三危山等文化遗址，放到更宏大的空间去考察；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和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郎树德先生对旱峡玉矿遗址捡到陶片、石器的鉴定得到更多考古学上的证实，三危山玉矿开启的时间可能在齐家文化玉礼器生产的活跃时期，即距今大约3500～4000年。倘若如此，三危山玉料除了向河西走廊输入，还向南穿越野马南山，进入羌中道，输送到甘青地区或者更远的南方；马鬃山玉料除了输送进河西走廊（笔者在十二次玉帛之路考察笔记《长城奔大漠，问道玉門关》中总结为五条，即今京新高速道、弱水道、赤金峡道、玉门花海道、音凹峡一桥湾道），还通过居延海向东穿越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两座玉矿的玉料是否有向西输出的迹象——斯坦因在楼兰采集到第一件被考古人发现的“楼兰玉斧”，尽管楼兰距离敦煌比较近，但玉料是否与三危山有关还有待深入研究。张德芳先生主编《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去年8月出版不久我就拿到，先睹为快，并将其中关于“广满私玉石”的记载用在学术文章中。年底，在广州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2016年8月在《百色学院学报》发表。这个汉朝证据非常有价值。三危山玉矿发现后，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广满私存的玉石一定就是从西而来？会不会是出自三危山，销往楼兰的？如果坐实这个推断，那么，玉门关就不仅仅是“迎来”玉石而得名，还有“送往”的功能。
总之，史前玉路明晰了，玉门及相关地理名词也就好解释了。从敦煌到玉门是河西走廊西段250公里的开阔通道，从目前已有或继续进行的考古、考察和研究成果可以证明，这里史前都曾经是西部玉矿资源向中原输送的枢纽。三危山玉矿可以解释为什么汉代玉门县在敦煌以东，而玉门关却在敦煌以西：玉门县是为迎接敦煌玉矿资源和马鬃山玉矿资源进入河西走廊而得名，而玉门关则是为迎接新疆玉进入河西走廊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