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年10月12日
地点：贺州黄姚酒壶山宾馆
主办：《南方文坛》杂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管委会
与会者：郭运德、张燕玲、朱东、傅谨、傅光明、饶翔、李墨波、黄伟林、冯艺、邱少忠、张萍、刘铁群、李筱茜、鲍翰、肖晶、曾攀、宁红霞、李逊、张厚刚、李北京、李湘萍、张弘、王燕、徐小珍
郭燕玲（《南方文壇》主编）：各位师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故乡贺州，首先感谢远道而来的五位北京专家，感谢他们不辞辛劳来给我们把脉点评广西“抗战桂林文化城”的相关研究;第二感谢贺州，因为这个会是应贺州市委领导、作家朱东盛情邀请而来黄姚举办的，感谢朱部长以及黄姚管委会为我们会议和田野考察所做的准备工作;第三感谢黄伟林教授的研究团队，今天将给我们带来有关“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最新研究成果。
金秋时节来到人文胜地黄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大家一路辗转，昨晚刚人住就忍不住穿街走巷，流连人文山水，深为夜黄姚的古朴韵美而称道，都感叹黄姚“养在深闺人未识”。居然业内专家，也不太了解它曾经在抗战文化中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现代中国三十年，有六年的时间，桂林是中国西南的文化中心，是中国的抗战文化城。而桂林沦陷后，黄姚成了文化名人的集散地，此外，八步、宜州等都星星点点布满了从桂林撤退的文化名流，这都是无法忽视的文化图景。记得杨义先生提到“抗战桂林文化城”时，说要“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几十年了，还是进展不大。今年初的广西政协会上，我跟黄伟林委员联合做了“关于建设抗战桂林文化城纪念馆的建议”的提案，得到自治区政协的高度重视，被定为重点提案并组团到桂林进行了现场调研。
因此，在黄姚召开“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推介会，特别有意义。我们立足于此，不仅在于把广西部分相关研究推向全国，也不仅在于黄姚在抗战后期所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价值，还在于我们的历史钩沉、文化研究的呈现，在于寻找连接通续今天乃至未来的历史文脉。历史选择了黄姚，今天黄姚又欢迎我们来到文化遗址的现场，向学界推介已有的研究，同时更进一步挖掘、发现与更深入的研究，重新解读与讲述中国故事、广西故事。广西文化人需有如此的人文担当。我们首先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朱常委致辞。
朱东（贺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各位专家嘉宾，大家上午好！就“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现场推优会开幕式，我谨代表贺州市委，对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贺州黄姚很多专家可能都没有来过，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贺州和黄姚，贺州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千年黄姚古镇也是。过去潇贺古道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建设的通道，而黄姚2007年就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除了明清遗留古建筑以及4A美丽景区外，还与抗战文化息息相关。当年桂林沦陷以后有很多文人转移到我们这里，像梁漱溟、何香凝、欧阳予倩、高士其、千家驹等一批文人，高士其还写了一首诗，在1945年，叫《别了，黄姚》，今天读来都很有意味。黄姚有很多文化遗存，包括广西艺术馆旧址，即广西艺术剧院的前身、欧阳予倩故居等。前几天，中央电视台还在此宾馆开过一个业内推优会议。近期，黄姚还将开全国性的何香凝纪念会等。央视《走遍中国》栏目就播过黄姚古镇专辑。各位文化名人进贺州，对黄姚真的是重大的文化支持和助推，我希望能得到一些建议，为我们黄姚的发展注入更深的文化元素、更多的文化基因，为我们打造特色古镇与旅游先行区，做出贡献。感谢各位！
郭燕玲：感谢朱市长！我想大家有所明白：为何七十四年前，欧阳予倩、梁漱溟、何香凝他们会迷恋这个地方，为什么在国难深重之时，在血雨腥风的夜晚，在风雪弥漫的黎明，他们远在黄姚依然忧国忧民，更以一己之力，保护和发展中国文化，如欧阳予倩的砥砺戏曲，尤其桂剧改革。刚才朱市长说到中央电视台在黄姚开会推优，今天的会议也是《南方文坛》2018年“研讨广西文艺60年”推优项目之一，旨在梳理总结与展示推介广西文艺优秀成果，以此向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敬礼。我想朱市长已经给我们开了好头，期待此后会有一个文化的、学术的好收成，下面的推优将由学科带头人黄伟林教授主持。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们文学院今天来了几位老师，除了在座的，我们还有几位老师都在做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是我们广西师范大学做了几十年的—个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各方面的原因，桂林成为著名的文化城。桂林文化城因战争而兴，也因战争而亡，亦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936年以前，桂林还是一个古旧、没落、贫困的城市，1936年因为省会回迁而重获生机，1937年，“抗战使桂林文化飞跃起来”，1938年成为南渡西迁最重要的城市目的的之一，成为“支持西南战争的重心”“西南的抗战中心”，1941年以前就有了“文化城”的称誉，1942年以后再度繁荣，“文化城”“书刊集中营”“西南文化中心”“西南首要重镇”等成为描述桂林的词语。桂林的桂西路也因此有“文化街”“书店街”的称谓。1944年，轰动世界的“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从2月15日开幕到5月19日闭幕，时间长达九十多天。接着就是湘桂大撤退。1944年11月，桂林沦陷，文化城毁灭。1945年，桂林光复后的报道：“倘以此次世界大战之任何城市例之，恐未有焚毁房屋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如桂林损坏之大者也……”桂林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文化城”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仅以文学论，当年的桂林文化城云集了大量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艾芜、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王鲁彦、王西彦、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艾青刚到达桂林就写出了他最为脍炙人口的名作《我爱这土地》。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艾芜是抗战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端木蕻良是非沦陷区语言最丰富的作家，艾青是最受人赞赏的共产党诗人，其写于桂林《他死在第二次》达到“毫无做作而简朴的境界”，茅盾写于桂林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尽管并不完整却充满了真实感。全书对于中国人家庭中的复杂性，亦作了彻底又亲切的窥探，同时又怀旧式地重现了30年前各种重要课题和冲突”。此外，萧红的《呼兰河传》、冯至的《十四行集》、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丘东平的《东平短篇小说集》等战时名作也是在桂林文化城首次出版。出版家赵家璧战后著文称桂林是出版城：“抗战时期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