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坛大规模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而且对21世纪初文学创造的面貌和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长处和优点,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便一直被提倡并作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80年代中国文坛对现代主义的引进和移植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有力的继承与弘扬,也为当时单调、停滞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其中“先锋小说”以充满反叛和颠覆意味的叙述语言,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和小说技法解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方式,引发了当代小说艺术内在结构的变异和新生。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作家,余华参与了当代文学这一时段的重要演变,被看做是“小说革命的先锋性拓展”的代表人物。“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就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1]只有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进入作家虚构作品内部,洞悉作家人生经历和精神品格,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作家在作品中传达的灵魂消息。本着这样的目标、原则,洪治纲撰写了《余华评传》。评传以其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话语途径对传主的人生和作品作了整合,在对二者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系统、权威地介绍了童年记忆对作家小说创造的影响、外国作家作品对其创作的启发、从“苦难”到“温情”的母题转变及其原因。评传并不急于向读者宣扬传主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建树和卓越贡献,而是把笔锋转向作家艺术风格的磨砺过程和渗透其作品内在的精神及其转变原因,从而揭示作家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应该说,这部评传真正做到了《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主编谢有顺教授所说的,“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 ‘传’做到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协调,互相映衬,从而引领读者深入地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和艺术境界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儿童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个体成年后的思想、情感、人格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主体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童年记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显著的,余华便是其中一例。而新近出版的《向死而生——余华评传》除了第一章“从牙医到作家”介绍一些传主的成长轨迹,其余各章皆以作家所作文本为行文的结构顺序,基本上是对作家代表作的解析,很难看到传主生命的真实状态、鲜活的生活经历与丰富的精神世界。洪治纲敏锐地把握和余华创作息息相关的童年记忆,翔实而又细腻的让我们对作家成长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2]洪治纲收集了作家自述的大量成长资料,描绘了日后提供作家丰沛文化资源的江南小城——海盐,将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和作者的童年记忆穿插交织起来走进作家生活与生命世界。在“胆小的男孩”和“医院的风景”章节中,洪治纲通过鲜活的事例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余华儿时胆小、高度敏感的心理特质。“言行上的胆小怕事往往会激起内心的丰富和敏感。”作为一种性格的平衡,余华在作品中反复描写了一批怯弱人物。洪治纲捕捉到这些与作者童年经历相似的人物性格特质,并发现在这些人物虚弱的外表下寄托了作者一种以柔克刚、无所畏俱、以弱胜强的人生理想。这种受压抑的心理特征成了其日后作品中暴力书写的某种宣泄暗示。余华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大夫,胆小的余华儿时多生活在医院这种充满恐惧意味的特殊环境中,在内心还是一片空白时,就见惯了鲜血、疾病和死亡,医院的太平间成了绝好的“避暑佳地”。这种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历炼使他在面对死亡时,心情变得异常坦然平静。“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往事深植于记忆的底层,一旦在多年后找到了写作的宣泄途径,那些奇特的细节便使余华在叙述死亡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于是,我们看到《往事与刑罚》、《现实一种》中的暴力血腥场面犹如摄像机拍摄般的清晰,叙述话语内在的张力令人惊恐不安又惊叹不已。评传作者在对传主心路历程的分析中,抓住其童年胆小敏感,却又无惧死亡的奇特气质,将这两种互为悖论、极端的心理走向与作家日后创作中处于本能压抑怯弱、优柔寡断的人物书写和荒诞、暴力、血腥的场景刻画相呼应。让我们从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入手更清晰地理解余华小说沉迷暴力叙事的独特意蕴,以及作家审美趣味的由来。有了上述对作家成长细节、性格特点的真实梳理,进而在周全的材料分析的基础上,对传主的人生经历作详尽到位的叙述,分析童年经验生发的心理定势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一切,都使得评传的“评”充满了令人信服的实证性因素。
与一般传记不同,作家评传要求作者在具备传记作者的一般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文学的专业知识,必须对作家活动与写作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文学思潮特别是其创作有详细而真切的把握,同时还要有独具慧心的分析、读解和评判,需要相当的文学功底。因此具有学术性的评析成为本传的另一大亮色。
作为一个关注小说文体变革的批评家,洪治纲曾多次撰文论述小说文体的变化和其中的得失。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洪治纲的历史理性主义批评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对小说艺术的深入理解。余华前期作品中呈现出的主题完全是对苦难的残酷直白,他用一种离奇的叙述方式将血腥、暴力构成的荒诞世界毫无保留地诉诸笔端。小说写作方式残忍到了极致,叙述语言也冷漠到了极致。《古典爱情》中以虚拟的历史镜像,演绎了一个叫柳生的古代书生所经历的吃人场面。小说为我们残忍地描述了在菜市场公开杀人卖肉的血淋淋的场景。在《现实一种》中,他又热衷于轮回的杀人游戏,赤裸裸地将人性中的兽性与攻击性压制在形而下的层面展开。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的意象和细节叙事,让我们困窒在叙述者这种近乎变态的叙述态度中。洪治纲清晰全面地从外在阅读经验的启发和内在创作主体思想感悟两方面分析了作者审美趣味的形成。这些暴力的发展和发生一方面来自于阅读的启发,另一方面又来自于余华本人对人性本体的某种思考。余华深受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文学大师的影响,震撼于作品中有关暴力场面的精细描写和大师们微妙而又精致的细节描述,并感慨人性中的暴力在叙事上竟具有如此憾人的艺术魅力。自幼胆小怕事的余华用欲望、暴力、死亡展示了内心渴望强悍的欲望,对一切现有秩序的怀疑导致了他有关暴力和混乱的想法。洪治纲在充分了解传主生活阅历、外界影响的前提下,深入创作主体内心世界,强调了余华暴力叙述的意义:“余华对暴力的强调,一方面是基于暴力是人性的本能体现,另一方面,它又是颠覆现代文明这一权力话语的有力手段,即:通过暴力的精心演绎,揭示现代理性秩序掩饰下的生命景观。”这类学术性的评析成为作者苦心孤诣之所在。
洪治纲既注重作家作品细节上的微观探索,也重视整体上的宏观参照。“内心的真实”一章,论述了余华创作过程中一次大的转折。历经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磨砺后,余华推出了他的第一步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它伴随着余华对以前先锋性的霸权叙事的重新质疑,也潜示了人类生存中悲悯情怀开始慢慢地侵入余华的内心深处”。洪治纲潜心研究小说人物的内心状态发生的变化,感悟出这种悲悯的力量来自于创作主体对人物的尊重。这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作家与人物产生内心情感上的紧密呼应,也是创作主体与表达对象之间神秘而又自然的审美碰撞和交流。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暴力、血腥已被脉脉的温情取代。洪治纲从叙事层面上对余华小说做了更进一步地分析,认为余华已经开始让人物奔跑起来,达到了叙事的高度简洁和精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主题上也延续了对“生命的受难本质”的表现,这是让余华成为当代最重要作家之一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洪治纲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存在者:他深入体悟到那个时代最根本的痛苦与幸福,并且以此达到一种纯粹,以此作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3]回到现实,关注生命,注入悲悯是余华创作过程中的重大转变。在读者对先锋文学的转向产生质疑,觉得先锋开始向常识、向平淡叙事低头时,洪治纲对余华现时性的创作构思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预测,让期待余华新作的读者更多地了解了传主的心灵世界和创作思路,从深层次上对作家的生命状态与精神历程作了富于创造性的发现、阐释。
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是传记文学的两个特点,在有文采的论述和详尽资料搜集的基础上,洪治刚以丰沛的才情和严谨的学术分析扩展了读者对传主的认识。传主作为一名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人生履历与积累可能算不上丰富,但洪治纲还是努力找寻、挖掘传主生命中有意义的事件,并且通过与传主的交流沟通,通过对作家文本的研读走进作家的生活与生命世界。以评为主,以传为辅,让我们更好的把握作家与作品的内在联系。
注释:
[1]谢有顺:《余华评传·总序》,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英]布莱恩·艾略特:《传记、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洪治纲:《悲悯的力量——论余华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顾晶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