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传奇对后世小说创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提供了各种类型小说的范例。就侠义小说来说，唐传奇在中国侠义小说发展史具有过渡性，它由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义”，发展到“义”“侠”并重的形态，这对于后世的侠义小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唐传奇；侠义小说；过渡性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33-01
唐传奇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许多名篇对以后的小说、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晚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更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产生了以《红线》、《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为代表的侠义名作。从纵的角度讲，唐的侠义小说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具有许多过渡阶段的特征。
一、唐传奇中侠义小说的过渡性
古人对侠的定义众说纷纭，侠往往又和“任”、“游”等字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大体可以归纳出侠的两个特征：一、侠必须有高贵的品质。这种游侠品质概括出来不外是：行侠仗义、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以德报怨等。二、侠必须是强者，要以一定的武力为后盾。侠首先要是强者，然后才能行侠仗义，暗含着“武”的因素。
一、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为游侠下了经典的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在整篇列传中着重强调的是游侠所具有的高贵品质，而没有提及行侠仗义过程中武的因素。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小说，但侠义小说或者说带有侠义性质的小说却寥寥无几，能够让人比较称道的要数《搜神记》中的《李寄》、《三王墓》、《世说新语》中的《周处》。《三王墓》中的黑衣客尤其具有大侠色彩，路见不平，杀身以报。这篇报仇却没有什么武功方面的描写，可谓“斗智不斗力”。《周处》篇中有周处杀虎斩蛟的描写，但比较简略，也是着重赞美了主人公勇于自新的品质。
三、到唐代，小说中明显体现出了一种对“侠”的重视和有意提高。《红线》赞美了红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的仗义之举，《昆仑奴》赞美了昆仑奴成人之美的行为。这种对“义”的强调也是来源于司马迁。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唐传奇的侠义小说在强调义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武，可谓侠与武并重。聂隐娘深山学艺的情形已经和现代的武侠小说比较相像；昆仑奴、红线的飞行术也可谓现代武侠小说“轻功”的雏形。
但唐传奇侠义小说“武”和“侠”并重的情形并不彻底，它只是由重侠轻武到侠武并重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篇章都是侠武并重，《昆仑奴》、《红线》、《聂隐娘》可谓重侠兼重武，但是《虬髯客》中写的三个主要场景：红拂夜奔；客店遇侠；太原观棋。其中只有第二个场景涉及到武，且是暗写。在这篇传奇名篇中，武出于次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虽然唐传奇是“开始有意为小说”，但侠义小说中武与侠的结合却还不是有意为之的。在唐传奇中，《霍小玉传》中的黄衫豪客、《柳氏传》中的许俊仍然和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重侠轻武的道义之侠属于同一范畴。侠义小说中侠武并重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创作共识，但有些作家已经进行尝试。所以，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在侠义小说史上处于一个过渡阶段。
二、唐传奇中侠义小说过渡性的原因
一、首先，唐代武术、杂技的空前繁荣对创作的潜在影响。这种现象在唐代的典籍中随处可见。
康骈《剧谈录·左将军张季弘》中的张季弘是个大力士，可以将驴扔过河，在身怀绝技的无名妇人绝技震慑下只能“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这个无名妇女的武功的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唐代是一个武术发达的时代，习武之风很盛。在这种尚武之风的影响下，唐传奇中武的描写大大超过前代，这种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其次，侠客行侠内在逻辑的必然。
侠客的行为与常人的行为有异，有时难免要和现有的秩序发生冲突。侠，属于民间的势力，它与上层统治阶级有时候是不相容的。武是侠客自保的基础，同时也是行侠的必要条件。唐代人普遍注意到了武功的重要性。
这种作家对武的重要性的高度认识必然会在传奇文中有所投射。红线、聂隐娘虽然还是飞来飞去的剑仙一流的人物，但武艺对她们事业的成功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唐传奇中的豪侠人物的侠义之举都是成功的，高明的武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虽然没有发展到一种自觉的将“侠”“义”并举的阶段，但是它已经开始注意到“侠”的重要性，为后世的侠义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
参考文献：
[1]董跃忠.武侠文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